我国已经进入深度老龄化阶段。截至2023年底,我国60岁以上老年人口已接近3亿。
近年来,聚焦老年群体的需求,社区养老、日间照护托管等服务已经开始普及,然而,第一财经记者注意到,目前我国针对老年人心理健康的干预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也缺乏有效的渠道。而心理行为的变化往往是“老年痴呆”前的预警信号,应当引起社会更广泛的关注。
多位老年精神科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老年人的心理问题早期容易被忽视,来就医的老人往往都已经到了必须接受药物或住院治疗的阶段;另一方面,多位心理咨询师也表示,心理咨询的需求目前仍主要来自年轻人及未成年人,老年人主动进行心理咨询的情况比较罕见。
恐惧心理+身体退化双重危机
第一财经记者曾走进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老年精神心理科门诊,亲历整个陪同就诊过程。该门诊的主要诊治对象包括老年人的认知障碍和抑郁等精神心理问题的治疗。
以该院老年科李霞主任的门诊为例,凌晨1点取号,等排上队看上病都已经要到晚上6、7点钟,而她一天的门诊预约至少要排到晚上8点以后。
多年前,患者何阿姨在家人的陪同下挂了李霞医生的号。何阿姨长期患有糖尿病,年轻时在文娱领域较为活跃,但晚年行动不便,经常呆在家里,而老伴身体还很健壮,好锻炼社交,何阿姨独自在家时不免胡思乱想,后来她常向家人诉说“老伴要和别人结婚了”这样的话,也经常为此与老伴争吵,心生闷气,老伴稍晚些回家她就开始担心。
尽管子女注意到了何阿姨的“疑心病”越来越重,但一直未引起重视,主要以家庭劝说为主,但很快何阿姨的病情就发生了进展,她开始变得稀里糊涂,说话也开始让人难以听懂。直到此时家人才把她带到医院就诊。
在医生面诊之前,何阿姨需要完成一套量表评估,例如回答现在是哪个季节,以及几点钟这类简单的问题。但根据量表结果,何阿姨的认知已经急剧下降。
李霞告诉第一财经记者,老年人的心理同样表现为抑郁、焦虑、睡眠问题等,这些问题部分是痴呆前心理行为改变,是老年认知障碍的预警信号。
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副主任岳玲医师也向第一财经记者分享了她在过去十几年中接触到的就诊老人的案例,类型五花八门,既有因为身体退化、疾病等引发的心理问题,也有因社会关系的变化而引发的心理问题。
岳玲曾碰到一位80岁的女性患者,年轻时是典型的“女强人”,退休后依然被单位返聘多年,80岁了风采犹存,但她一直觉得无数男性追求自己,还有人向自己求婚;另一位退休的男性患者曾担任公司高管,被家人送来就医是因为他一直担心有人监视自己,他觉得就连拾荒者好像也是被派来监视自己的。
岳玲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这两个病例都是老年期常出现的“精神异常”的典型表现。“上述两名患者都是在老年时期出现了类似精神分裂样的症状,可能与大脑退化改变有关,尤其可能与认知水平的下降有关。两位患者最终也都被诊断为不同类型的痴呆症。”她说道。
其他临床上老年人表现出来的特征较为显著心理的问题还包括,总觉得邻居在谋害自己,有些老人甚至为此搬了好多次家。通过对这些心理行为异常老人的随访,岳玲发现这些患者也是在未来几年出现大脑退行性改变典型的群体,即便他们早期的认知功能是正常的。
尽管目前心理问题与老年痴呆的联系尚未明确,但从岳玲数十年的从医经历来看,老年期出现的精神心理问题,更需要考虑大脑退化导致的器质性改变的可能。“老年痴呆也不是一上来就不认识家里人的,疾病的发展都有一个过程。”岳玲说道。
刘素珍是上海市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主任,从业数十年来,她一直在研究老人心理健康问题。
“我们经常关心的是老人的身体健康,但通常会忽略老人的心理问题,其实老人非常敏感,孤独和恐惧是不少老人内心深处的感受。孤独比较容易理解,因为年纪大了,身体状况不佳,人际交往减少,子女忙或者不在身边,老人是缺乏陪伴的,很容易出现孤独又无助的心态。”刘素珍告诉第一财经记者,“恐惧则是更多老人内心深度的问题,比如恐惧死亡、比如年轻时所受的打击在老年时会反馈出来,类似创伤后遗症,不安全感加之老年人整体身体机能退化,就会进一步加重心理问题,甚至造成精神类疾病。”
刘素珍还强调,作为老人及老人家属都要提升自我保护意识和科普,学会觉察自己的心理活动过程的变化,接纳情绪,翻转情绪,调整认知,并学会控制和驾驭情绪。
上海市心理学会社区心理健康与发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刘晓明从事心理咨询20余年,主要针对老年人进行心理咨询。她告诉第一财经记者,当人们进入老年阶段,他们的身体健康状况必然会普遍下降及衰弱,这一自然规律也是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非常重要的因素之一,其主要心理问题表现为:社会与家庭的人际关系、孤独、自卑倾向、自我评价偏低、猜忌多疑、紧张、预期担忧、对问题辨识、判断、选择的思维弹性减弱、容易敏感,心胸变得狭隘、、缺乏安全感、无端烦恼、胡思乱想等等。
刘晓明指出,精神孤独是老年人在至亲离世后最容易出现的心理问题,需要及时进行干预,即哀伤疗愈、关爱陪护等。“因为害怕失去,所以时常担心老伴会突然离开,这也是困扰老年人的普遍心理障碍之一。”她说道。
根据中科院心理研究所2021年发布的《我国老年人心理健康现状蓝皮书》显示,婚姻是影响老年人社会支持的重要因素,能够直接影响到老人生活质量。无论是否是再婚,处于婚姻状态的老年人在社会支持方面的状况都要显著好于单身或丧偶的老人。
而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单身老人(单独居住的老人)为3729万户,占“有老年人家庭户”的21.38%。在这一背景下,老年人寻求伴侣来填补情感上的慰藉也是不容被忽视的心理需求之一。
老人心灵照护有何挑战
据李霞回忆,来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老年科就诊的还以严重精神行为异常的老年人居多,很多老年人送来都是由于消极、冲动伤人或特别糊涂等严重情况。“但近年来随着老年人精神健康社区科普与社区筛查工作的开展,已经有一部分老年人与其家人,认识到需要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就及时就医。”李霞说道,“随着社会进步与大家对脑健康的关注度提高,早期就诊的老年人已经越来越多了。”
作为从事老年精神病学研究数十年的医生,李霞关注老年人心理状态变化背后的病理学原因。“有些老年人看起来是抑郁,但是通过我们对他们记忆力等指标的评估,会发现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假抑郁’,再经过科学、先进的检查手段,最终诊断为阿尔茨海默病等认知障碍疾病。”李霞向第一财经记者解释道。
过去十年,李霞在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引入一系列国际认可治疗老年人的心理干预方法,包括认知行为心理干预、问题解决心理干预、人际关系心理干预、家庭心理治疗等。但她坦言,针对老年人进行的心理治疗开展并不容易。
“首先是大部分老年人,除了一些高知人群,他们并不懂心理治疗,会比较不配合,他们认为自己的心情不好,会意味着自己或者家人哪里没做好。”李霞表示,“所以我们要花很多时间与老年人沟通,他们也未必都能接受,沟通成本很高。”
老年人另外担心的是费用的问题。“一听到和医生话聊还需要付费,老年人就更加抗拒了,所以这些国际上权威的疗法我们引进之后,确实有意愿去做的老年人并不是很多。”李霞表示。
而从医院的角度而言,为老年人提供这些心理治疗所投入的成本很高,但收费有限。李霞介绍称,做一次心理干预的费用是120元,纳入医保,全程50分钟,一般做一个疗程为12次。“50分钟加上前后的准备和记录,至少需要75分钟,时间成本较高,导致医疗团队开展心理干预的积极性也不高。”她表示。
她进一步表示,能做满全程12次的老年人也不少,但也有不少半途而废的,影响依从性的主要是文化程度低等因素。
吴云担任上海某公立医院示范门诊特聘心理咨询师,她告诉记者,在她所接触的有心理咨询需求的人群中,老年人仅占非常小的比例。“虽然现在很多综合型医院都开设了心理咨询门诊,但是老年人主动寻求咨询的情况还是比较少见,主要人群以青少年为主。”她说道。
吴云分析称,很多人愿意为孩子的心理健康付费,但是会误认为老年人的心理健康问题不重要,会抱着“老年人的性格很难改变,做心理咨询也是浪费钱”这样的态度。“但实际上老年人出现心理问题,后果往往都是难以挽回的。”她表示。
岳玲也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老年人出现心理危机后,一旦有了轻生的念头,自杀死亡成功率是最高的,而且自我了断的方式也是最为决绝的。
“我们在做心理咨询的时候,也会与患者讨论关于生死的话题,来判断患者轻生的程度,一旦发现危险性很高,我们会告知家属加强监护,必要时住院治疗。”岳玲对第一财经记者说道。
对此,刘晓明呼吁称,建立老年人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非常必要。她强烈呼吁应在社区设立老人心理关爱服务点,并设立心理危机干预的热线电话。
专业化人才队伍严重不足
不过在专业人士看来,老年医学的进步发展离不开多学科的交叉融合,我国老年医学亚专科的发展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神经内科博士生导师钟春玖教授长期研究与增龄相关的神经系统疾病、特别是阿尔茨海默病。他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简单地说,神经内科主要诊治那些有明确病理特征的神经系统疾病,而精神病学诊治的疾病主要是目前难以检索明确病理特征的大脑高级功能紊乱导致的情绪、情感、意志、行为等精神活动障碍类疾病。现在老年医学很多亚专科没有获得充分发展,如老年神经病学、老年精神医学等,这影响了老年医学学科的进一步发展和在医疗实践中的影响力。”
吴云曾有半年时间在公立三甲医院与精神科医生合作。据她观察,精神科医生的门诊时间非常有限,很难让他们完成长时间的心理咨询工作。即便是特需门诊,挂号有限额,仍然很难给到每一个咨询的来访者足够的时间进行干预。
在这一背景下,公立医院往往需要借助外部力量,与特聘的心理治疗师配合。医院负责负责诊断和药物治疗,药物治疗和心理治疗需要同步开展时,就将心理治疗分给外部心理咨询团队来做。
她解释称,心理咨询需要一些设置:比如固定时间、固定频次、(如每周三的下午2点,每次一般50分钟)、固定地点(有一个稳定一致的外部环境)、固定咨询师(可以不用每次从头进行叙述)、一定量的咨询次数。
“有的医生会另有时间开设心理咨询门诊,可以进行有框架的咨询。也有的医生就会转介给自己团队的咨询师或治疗师。”吴云表示。“我和现在服务的那家公立医院的精神科主任曾经在某个公益项目合作中彼此配合默契,因此在医院开设特需门诊需要心理咨询师的时我就加入了她的团队。”
需要强调的是,心理咨询师没有诊断资质,但能给出心理状态的评估。李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诊断是医师的职责,包括治疗方案,咨询机构的量表给出的只是患者认知情况的状态,只有精神科医生才能给出诊断结论。”
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除了公立医院越来越多地开设心理门诊之外,为了提升基层老年心理和认知健康服务能力,上海的各个街道也已经陆续开设了社区心理服务门诊,以及科普宣讲活动。
例如每年9月为世界阿尔茨海默月,关爱老年人的心理健康也成为今年阿尔茨海默月的重要议程。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上海普陀区幸福海马为老服务中心就在绿谷医药科技公司的支持下,传播老年痴呆防治预防照护知识,强化公众的主动早筛早诊意识。
但目前社区层面提供的心理咨询服务主要以公益为导向,专业人才招募仍然面临很大挑战。
刘晓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她所参与的大部分社区心理咨询服务都是作为志愿者提供的。她建议应该更多发挥社会组织和有爱心的专业人士的力量。
李霞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目前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专家也会到社区,指导基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治疗相关工作的开展。她呼吁老年精神科临床工作者对老年患者开展更为专业、全面的早期评估与干预。
警惕“心理咨询师”变“心灵杀手”
专业人才队伍的不足,也给了一些社会上的心理咨询机构谋利的空间。第一财经记者查询网络商家平台,各种心理咨询机构铺天盖地,其中也有针对老年人的心理咨询,列出的标签普遍为“精神孤独/沉迷保健/囤积物品”,市场价也高达600元左右一次。
李霞向第一财经记者分析称,沉迷保健、囤积物品确实是老年人比较普遍的因心理问题导致的异常行为,但是如果仅仅是针对这些现象本身进行的心理干预,是非常肤浅的,应该进一步去发现导致这些行为背后的根本原因。
公开信息显示,这些市场化的心理咨询机构很多都位于上海精神卫生中心附近。第一财经记者了解到,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的心理咨询机构有些也在不合规地给患者开展诊断,而诊断并不在心理咨询机构的权限范围,只有精神卫生专业机构的执业医生才有权作出诊断。
此外,在网络直播平台上,一些并不具有正规资质的机构打着科普旗号高价卖课办班,但现有的法规缺乏对这些平台的监管,容易加重心理“次生危害”。
“一些心理咨询师甚至变成了心灵杀手,不但没有给到求助人应有的帮助,反而加重了他们的焦虑和抑郁情绪,还有一些不法商家借着心理咨询的平台,兜售保健品,骗取老年人的钱财,这些例子比比皆是。”刘晓明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些问题的根源是缺乏行业服务机构的标准和批准资质监管,以及物价部门的监管指导。我们呼吁尽快地修改现行的“上海市精神卫生条例”,应加强监管和服务。”
她认为,可以参考一些西方国家的做法,例如瑞典对机构管理的评估就非常严格,通常由政府聘用第三方来进行监管。此外,还可利用大数据平台、人工智能等先进手段,对于机构的异常行为进行监测管理,并可建立举报制度。
法国专业老年护理机构爱默智(Almage)董事长马克·塞永(Marc Saillon)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心理健康照护的专业性非常强,在法国都是由职业治疗师以及神经心理学家负责开展这方面的工作,每个患者都需要个性化的方案。
“神经心理学家在对患有记忆障碍或执行功能障碍的人进行认知评估和支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他们提供非药物疗法,例如认知和情绪刺激,以减缓症状的进展。 ”塞永说道,“非药物疗法还包括音乐治疗、艺术治疗等。这些干预措施旨在刺激情绪记忆、改善社交互动并让人平静。”
他还表示,在欧洲,智能监测设备已经用于像爱默智这样的专业护理机构,例如搭载多模式传感设备的远程报警器,数字感官刺激工具,以及能够分析老年人活动水平的智能机器人等。
“这些新兴技术使得我们能够测量老年人的心理变化以及自主能力丧失的演变过程,并对其进行提前干预,找到有可能延缓这一过程的方法。”塞永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但他强调,专业护理的核心仍然是专业的护理人员。“所有的这些技术都是帮助护理人员更好地工作。”他说道。
我国大概有2500万心脏瓣膜病的患者,但直到2023年,我国心脏瓣膜病手术例数没有超过10万例。
中国人口增长经历了人口高速增长、调控增长、增速回升、人口平稳发展几个阶段。
要坚持按“自愿、弹性”原则执行好延迟退休政策,确保真实体现职工意愿。
面对我国日益严峻的老龄化问题,长期护理保险(长护险)作为一种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险,通过服务或现金补贴减轻了家庭在照护失能老年人时的经济负担,同时南京市推出的辅具租赁服务政策进一步减轻了失能老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压力,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为应对老龄化挑战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29.3%的老龄化率,已使得日本再度成为全球老龄化程度最严重的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