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奖得主阿西莫格鲁：逃离新镀金时代

比尔·盖茨、扎克伯格、马斯克这类科技界亿万富翁不仅是人类历史上最富有的人之一，还在社会、文化和政治方面拥有非凡影响力。虽然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我们的社会给财富所普遍附加的社会地位，但却不是事情的全部。

比单纯拥有财富更重要的是这些亿万富翁会被视为在广泛领域展现出独特创造力、胆识、远见和专业知识的营商天才。此外他们中的许多人还掌控着一些主要传播手段（也就是关键的社会化媒体平台），这在近代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富有、勇敢的商人改变世界的形象至少可以追溯到镀金时代那些强盗大亨们。但当代流行文化的主要来源之一则是安·兰德的小说《阿特拉斯耸耸肩》——书中主人公约翰·盖尔凭借其纯粹的理想主义和意志力去奋力重塑资本主义。

虽然兰德的小说早已被硅谷企业家和自由主义政治家奉为经典，但其核心原型的影响力却远不止于此。从布鲁斯·韦恩（蝙蝠侠）和托尼·斯塔克（钢铁侠）到电视剧《救世》中的达里乌斯·坦兹，那些富有、精通科技并拯救世界于危难的创新者已成为流行文化中的经典形象。

钱包的力量

有些人总是比其他人拥有更多权力，但多少权力才算太多呢？很久以前，权力与体力或军事实力相关，而如今其特权通常来自我和西蒙·约翰逊所谓的“说服力”，正如我们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解释的那样，这种权力植根于地位或声望。你的地位越高，就越可能说服他人。

社会地位的来源因社会而异，其分配不均的程度也是如此。在工业革命期间的美国，社会地位与金钱和财富紧密联系在一起，而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状况也因此急剧上升。虽然有一段时间政府试图出手扭转这一趋势，但美国社会一直都是围绕着一个陡峭的社会等级架构来构建的。

这种架构存在诸多问题。首先，对地位以及其带来的说服力的持续竞争在很大程度上是种零和游戏，因为地位是一种“位置性商品”。你地位越高，邻居的地位就越低，而一个更陡峭的地位等级则意味着有些人心情舒畅，其他很多人却感到沮丧不满。

此外，与对非零和活动的投资相比，对零和活动的投资往往效率低下且过度。试问花100万美元买劳力士金表，会比用这笔钱来学习各类新技能更好吗？

这两种活动都有其内在价值（手表的美感与获取新知识的自豪感），但第一种投资只是表明你比别人更富有，更有能力进行炫耀性消费，相比之下第二种投资可以增加你的人力资本，还可以为社会做出贡献。第一种投资基本上是零和的，而第二种投资基本上是非零和的。更糟糕的是第一种投资很容易失控，因为每个人都会为了超越他人而进行更多的炫耀性消费。

评论家们经常问为什么一个已经拥有数亿美元的人还需要数亿美元？如果你已经拥有5亿美元，那么几乎没有什么东西是你买不起的，为什么还会渴望拥有10亿美元？这是因为“亿万富翁”是一种身份地位。重要的不是消费能力，而是这种身份地位相对于其他同龄人所带来的声望和权力。在“财富即地位”的等式下，超级富豪们疯狂聚敛更多财富的行径也就变得不可避免了。

非专业者的专制

将说服力与地位和声望联系起来的做法既有进化基础，也有社会基础。毕竟向有专长的人学习是个体理性的体现，而将专长与成功联系起来也是合理的。

此外这种学习形式对社区也有好处，因为它有助于协调和向最佳实践靠拢。但当地位与财富挂钩且财富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时，支撑专业知识的基础就开始崩溃了。

以下面的思维实验为例：谁在木工方面拥有更丰富的专业知识，是优秀的木工大师还是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选择前者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但财富赋予的地位越高，对冲基金亿万富翁的观点就越受重视，甚至包括木工方面的观点。或者考虑一个与我们更加息息相关的当代例子：在言论自由问题上谁的看法更有分量，是一位科技亿万富翁还是一位长期研究这个议题且提出的证据和论点已被其他合资格专家仔细审查的哲学家？X（推特）平台上的数百万人已经默认选择了前者。

我们越是深陷于“财富即地位”的等式之中，就越容易接受科技亿万富翁的至高无上地位。然而没人敢说财富可以完美衡量一个人的功绩或智慧，更别提成为木工或言论自由的权威代表。此外财富总是有些不由分说的特质。我们可以无休止地争论勒布朗·詹姆斯是否比篮球生涯巅峰期的威尔特·张伯伦球技更好，但这种争论在财富方面并无悬念。张伯伦在1999年去世时的净资产约为1000万美元，而詹姆斯则大概有12亿美元。

这些差异与每个球员的天赋或职业道德无关。只是张伯伦恰巧生活在体育明星不如当今这般报酬丰厚的时代。这部分与科技有关（今时今日每个人都可以通过电视和数字媒体观看詹姆斯的比赛），部分与规范有关（向文化巨星支付数亿美元的做法如今更易为人所接受），部分与税收有关（如果美国仍然有高于90%的最高边际所得税率，詹姆斯的收入就会减少，国家的财富分配也会更加公平）。

同样，如果科技行业没有成为经济的核心，如果它没有被这种赢家通吃的强大动力所驱动（这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我们选择如何去组织某些市场），那么当今的科技大亨们就不会变得如此富有。盖茨和马斯克承担了更少税额的事实并不能说明他们更聪明，但确实让他们变得更富有，并因此在“财富即地位”的等式下更具影响力。

权力的腐化

这些人物还受益于一种更恶劣的动态，我和约翰逊在《权力与进步》一书中以斐迪南·德·雷赛布为例对此进行了探讨。因为顶着英国的长期反对成功修建了苏伊士运河，雷赛布在19世纪末的法国获得了巨大的声望，被称为“伟大的法国人”。

高瞻远瞩的雷赛布凭借高超的技巧说服了埃及和法国的政治家，让他们相信海上国际贸易会变得举足轻重。但他也极其幸运：起初这条无船闸运河的建设因涉及巨大挖掘工程量而无法实现，但后来相关技术恰好被研发了出来，挽救了整个项目。

凭借苏伊士运河的胜利，雷赛布获得了巨大的声望。但他获得这些地位后的所作所为却给我们留下了教训。他变得鲁莽、疯狂和自大，将巴拿马运河项目推向了一条行不通的方向，最终导致2万多人死亡，更多人（包括他自己的家族）破产。与所有形式的权力一样，说服力也会让人变得自负、放纵、具有破坏性，并引起社会的反感。

雷赛布的故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因为它显然与当今许多亿万富翁的行为不谋而合。虽然美国一些最富有的人，比如沃伦·巴菲特，不会利用其财富地位来影响关键的公共辩论，但许多人确实这样做了。盖茨、马斯克、乔治·索罗斯和其他一些人毫不犹豫地介入了那些他们认为重要的事务，虽然我们很容易对那些我们赞同的人所做出的这类贡献表示欢迎，但我们应当抵制这种诱惑。社会利用特定领域专家的知识和智慧是非常有意义的，但放大那些已经拥有很高地位（且还在奋力提升自身地位）的人的地位却适得其反。

另一条道路

当然，美国政策加剧了社会大规模不平等的状况并不完全是亿万富翁的错（尽管他们确实为那些会产生这种影响的政策进行过游说）。但如果他们在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滥用财富带来的巨大地位，他们就应该承担责任。这一点在他们利用自身地位来在牺牲他人利益的情况下为自己牟利时，或者用挑衅性言论或追逐地位的行为去分化业已分裂的社会时尤其正确。

如果不负责任的亿万富翁已经对社会、文化和政治产生了过多不当影响，那么我们最不应该做的就是将更大型的公共平台交给他们，例如马斯克如今通过拥有X建立起来的、属于他们自己的社交网络。相反，我们应该采取更有力的制度手段来限制那些已经享有特权者的权力和影响力，并重新评估那些当初造就了巨大差距的税收、监管和支出政策。

但最重要的步骤也会是最困难的：我们需要开始认真讨论什么是我们应当珍视的，以及如何认可和奖励那些并未占据巨额财富者的贡献。虽然大多数人会同意为社会做贡献的方式有很多，而在自己选择的职业中出类拔萃，应当成为个人满足感和他人尊重的源泉，但我们已经忽视了这一原则，甚至有可能完全忘记了它。而这，也是该问题的一个表征。

（作者系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教授、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与西蒙·约翰逊合著有《权力与进步：围绕科技和繁荣的千年沉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