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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商业与风险,远离主流的中国自由攀登者经历了什么

第一财经 2024-11-01 09:40:43 听新闻

作者:郭玉洁    责编:李刚

自由攀登并不纯粹是一项“悲情与荣耀”的事业,它必然会携带着登山者自身的现实困境与弱点,也会涉入人世间种种利益的矛盾纠葛。

在今年出版的中文原创非虚构作品中,《比山更高》是很值得瞩目的一本。这本书讲述了2000年后中国“自由攀登者”的历史。作者长期浸淫其间,对这段历史和人物非常熟悉,讲来如数家珍,他在注释中自信地说明,文中内容全无虚构,包括真名、对话、内心活动、动作与场景,其中,对话和心理活动都来自当事人的回忆和一手资料。这种深耕某一领域,有全局视野,又有大量细节的作品,几乎就是经典的非虚构写作,却又很少在市面上看到,这是《比山更高》的难能可贵之处。

全书40余万字,分成四个部分,从不同的侧面和群体书写了这段历史,其中以第一部分“自由之魂”最为动人。

2008年5月8日,北京奥运圣火珠峰传递登山队队员点燃第一棒火炬手手中的“祥云”火炬    新华社图

中国自由攀登的开端

“自由之魂”是一个登山组合的名字,成员之一严冬冬,也是这一章节的主人公。严冬冬出生成长在辽宁鞍山,2001年考入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在学校里,他对读书似乎不是很感兴趣,由于一次偶然的机会加入科学考察协会(即后来的山野协会),之后开始全心投入户外运动。书中引述他对朋友说的话:“我在清华最好考过全系第四,我考不到第一了,但是我登山可以是第一。”除了登山之外的所有事,他都可以忽略,生活上过得简朴邋遢,有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比如严冬冬的床板上没有被褥,只有一条从来不洗、发出异味的睡袋,脏衣服就堆在地上,臭袜子在清华都出了名。毕业时,由于他没有参加答辩,清华大学的本科学位证书自动转成了专科。

毕业后,严冬冬没有去找常规的工作,唯一一次坐班,是在一家英语报社实习,只“坐”了12天,但是度日如年。自那以后,他就以翻译维系自己的生活,平时省吃俭用,有时借住在山野协会的活动室,有时和朋友合租小平房。他将所有精力都投入了登山和为登山所做的准备工作。

2008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年,北京奥运会为了将火炬传递上珠峰,选拔出一些大学生登山队员,加入登山队一起训练。已经毕业的严冬冬,获得清华团委的推荐,也位列其中。4月的一个晚上,严冬冬和来自中国农业大学的周鹏在珠峰大本营的帐篷里聊天,聊的主题是攀登风格。此次为珠峰登顶进行的训练,是典型的喜马拉雅式攀登。这种风格来自苏联,由国家主导,实行大规模、军事化管理,每名队员都要严格听从攀登队长、总队长、总指挥的命令,像是行军布阵,把一个个螺丝钉与螺母调试完备,组装出一套强大的系统。在这样的攀登风格中,两名年轻人感到“窒息”,他们渴望的是另一种攀登风格:阿尔卑斯山式攀登,简称“阿式攀登”。顾名思义,这种风格兴起于18世纪的阿尔卑斯山脉,往往由2~3人组队,自主攀登一条颇有技术难度的路线,队中人人平等,每个人对自己负责。

严冬冬向周鹏提议,“自己搞几座山,试一下阿式攀登”。他还提议两人组成一个组合,名为“自由之魂”。

作者将这个夜晚看作中国自由攀登的开端。

和许多自由攀登者不同,严冬冬有翻译和论述的能力,对于自由攀登(严冬冬称为“自由登山”),他有自己的思考和定义。“自由之魂”登上四姑娘山的幺妹峰之后,严冬冬写成文章,发表在全世界影响力最大的登山杂志ALPINIST,他这样定义中国的自由登山:“没有官僚与机构,也不存在登山向导和客户,只有那些真正想去登山的人。他们在团队中的地位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对自己负责……一名自由的登山者,不会为国家荣誉或其他崇高的目标,也不会为了个人利益而登山。他是一名准备依靠自己的能力,去应对登山中的压力与危险,并准备好直面其后果的人。”

自由、商业与风险

这不只是“自由攀登”的历史,也是21世纪初伴随着市场空间打开、经济高速增长、融入世界体系、互联网普及而诞生的那种躁动、渴望自由的青年文化。作为那一时期的亲历者,我对书中所描写的时代氛围十分熟悉,也感觉非常亲切。严冬冬在校园里、在登山队感受到的压抑,他对循规蹈矩、科层制度的厌恶,对自由、平等的追求,为此不惜甘于贫穷和动荡,这都是那时的鲜活情绪。不只是那时的高校,书中写到的白河攀岩基地、阳朔/大理的嬉皮文化,都是一种对于主流文化的疏离和反抗。

正如作者在书中所说,其他国家的人可能无法理解这种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登山原本就应该这样。可是,对于中国的自由攀登者来说,脱离体制,脱离“国家队”,坚持个人的攀登选择,就已经拼尽全力了。

自由,是他们最为看重的价值,但自由是什么?在书中,常常用两个否定句式来定义:非官方,非商业。“非官方”易解,即脱离政府背景和大规模、军事化登山风格,“非商业”却不容易辨析。作者的解释是,2000年初,和“自由攀登”同时兴起的,是企业家和精英阶层的“攀登珠峰热潮”,也就是凭借大量金钱,在充足的人力和后勤协助下登上珠峰。显然,自由攀登者是看不上这些人的,他们所说的“非商业”,也就指区别于这些企业家和精英阶层,完全靠自己的能力进行攀登。

可是,自由攀登也很难自免于商业之外。一方面,他们往往要依赖各类户外运动品牌的赞助与开发;另一方面,自由攀登的先行者往往会在这个领域发展出自己的商业。于是自由攀登的理想性与脆弱性,就和商业之间形成了一对矛盾。书中第二章节“刃脊探险”,就充分体现出了这一点。

“刃脊探险”是一家户外运动探险公司,由中国民间登山界的元老、国内阿式攀登领域的开创者马一骅于2003年在成都创办。马一骅计划开发一套登山培训体系:首先在城市的室内岩馆培养攀登爱好者,再带他们到户外攀登自然岩壁,然后,冬天去攀冰,夏天去攀登雪山。按照这套体系,他逐步开发场地,招收学员,并在2005年,得到了主打防水透气面料的美国戈尔公司的赞助。

在公司的运行中,马一骅和搭档,来自美国的曾山有许多分歧。作者将这些分歧解释为中美文化的差异,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是登山的商业发展中必然会出现的分歧。比如,曾山希望未来岩场免费向公众开放,这似乎是一种公益取向,可是马一骅不同意,他的理由是,一旦免费开放,岩场就会变成垃圾场。

刃脊探险一度发展得非常迅速。2007年,马一骅计划带领学员登上12座全新的商业山峰,其中幺妹峰报价高达12万元,堪比一次8000米商业登山活动的报名费——那正是自由攀登者非常鄙视的商业行为。在计划开始之前,那年3月,马一骅带领4名员工去爬党结真拉峰,为接下来的商业活动做准备,结果,一名员工不幸遇难。庞大的商业计划就此化为泡影。马一骅处理完后事,移民加拿大,公司勉强支持了两年,于2009年解散。

这样的例子不止一个。2009年,新疆攀登者杨春风成立了以自己的名字命名的高山探险公司,带中国客户进军尼泊尔登山市场。作者说,十多年后,中国成为尼泊尔商业登山客户中人数最多的国家之一,平均每5名珠峰登山客中,就有一名来自中国,“当年杨春风应该想不到自己会是这局面的缔造者”。但是第二年,杨春风的登山队就遭遇了山难,三名队员去世。很多人以为杨春风要退出登山界了,但是他并没有。2013年,杨春风带队到巴基斯坦去爬世界第九高峰南迦帕尔巴特峰,不幸遭到恐怖分子袭击。队伍中只有一人逃脱,其余三名队员(包括杨春风)和六名国际登山者、一名尼泊尔夏尔巴人、一名巴基斯坦厨师全部遇难。

恐怖袭击当然是极端状况,也是无妄之灾,可是这一系列灾难,正潜藏着一些内在的问题。对于个人而言,追求如此极致的自由,就意味着高风险。就个人选择来说,也许无可厚非,可是商业以营利为目标,如果走上发展、扩张的道路,很有可能会降低成本,忽略安全性,在这样的高风险运动中,生命——别人的生命——成为代价,几乎是必然的事。

自由攀登,并不纯粹是一项“悲情与荣耀”的事业,它必然会携带着登山者自身的现实困境与弱点,也会涉入人世间种种利益的矛盾纠葛,反映着整个社会的难题,可惜书中对这部分的分析和反思很少,对于商业发展带来的问题(包括对自然的开发和滥用)很少提及,而只是聚焦在个人身上。在这样的叙事逻辑下,四个章节都变成了朝向死亡、朝向山难的悲情叙事,于是读者也就疲于在不同的章节间发现死亡,等待死亡,寻找死亡,无法看到更加丰富的历史脉络。

潜藏的性别、生态和其他问题

很多读者提出,这本书以男性为主,忽略了女性登山者。平心而论,书中还是提到了数位女性攀登者,也尽力去表达了善意,但是她们出现时,基本上都是男性主人公的女友/妻子、爱慕对象,而没有自身的叙事视角。作为女性攀登者,她们经历了什么?她们怎么理解自由攀登这项事业?身为男性攀登者的伴侣,她们如何看待对方的选择?也许作者觉得这些都不重要,它们甚至没有作为问题被提出。

这也就意味着,作者所认同的“自由攀登”背后的个人主义不只是冲破束缚、追求自由的话语,它也潜藏着男性中心、征服与被征服的逻辑,在这种逻辑中,自然和女性,都是男性探险家征服的对象。比如四姑娘山中最高大的山峰,被称为“幺妹峰”(四姑娘山原本是藏语音译斯古拉山,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测绘中被改成四姑娘山,以形容其四座山峰),严冬冬在论坛上表达了攀登幺妹峰的愿望,说要“把幺妹给办了”,网友评论说,“看看是你把山办了,还是山把你办了”。马一骅攀登了一座从未有人登顶的山峰之后,命名为“玉女峰”,其中蕴含的性别、人与自然的关系,都是不言而喻的。

事实上,这种男性中心、对于自然和未知疆域的征服,正是现代资本主义发展的核心动力之一,也是自由攀登者与商业攀登者所共享的价值,在后殖民、后现代、生态主义等当代思潮的冲击下,早已有了许多反思和讨论,却并未体现在这部中国自由攀登的史诗之中。

对我来说,书中轻描淡写又惊心动魄的一个细节,出现在第四部分。2006年,马一骅带领团队去考察“格聂神山的攀登资源”,他想寻找一座拥有庞大冰川体积的6000米级山峰,把它开发成刃脊探险的招牌。但这是一座神山,山脚下的喇嘛反对外来者的攀登,当马一骅团队到来时,喇嘛和村民已经严阵以待,他们只好放弃。2012年,从加拿大回国的马一骅联系了赞助商,组建队伍,“低调地来到川西腹地”,并登上了格聂神山。非常明显,在登山者的荣耀(和利益)面前,读者听不到当地人的声音,也无从了解故事的另一面。就像女性的讲述并不重要,就像数百年来,西方探险家从来都兼具着征服者、侵略者、掠夺者的身份。数百年过去了,这样的故事不应该重演。

所谓“自由”,并不是一个恒定、不容置疑的概念,它的含义要视当时当地的“束缚”而定。21世纪已经过去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初那种躁动、渴望自由的氛围已渐渐消散,这时回望过去,不只是纪念,也应该是一个反思的机会。“悲情与荣耀”之后,该有更多的疑问和可能:既然向死而生,那么生命意味着什么?登山者形成了自己的社区,他们在何种意义上互相帮助,而非真的是孤独、自我成就的个人主义?那些放弃了登顶的人,他们在思考什么?

这些疑问和可能性就潜藏在历史之中,期待着新的书写。

《比山更高:自由攀登者的悲情与荣耀》

宋明蔚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单读/铸刻文化 2024年6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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