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4月23日,我们迎来了第30个世界读书日。在漫长的时光长河中,书籍宛如一座屹立不倒的明亮灯塔,以其亘古不变的智慧光芒,照亮了人类文明前行的漫漫航程;于纷扰尘世里,它又化身为心灵得以宁静栖息的温暖港湾,用一个个灵动的文字砖瓦,精心构筑起独属于我们的精神世界。轻轻翻开书页,每一段落、每一篇章,都似有思想的火花在热烈跃动。那些优美的词章,如潺潺溪流,在流转之间悄然铺就一条通往智慧殿堂的幽径……而每年的世界读书日前夕,我都会潜心地精读一本可以安慰灵魂的图书;今年就是《复旦记》!
这本上海人民出版社最近推出的《复旦记》,著者就是复旦大学校友们极为熟悉的资深校史和上海近现代教育史权威读史老张。他本名张国伟,是我曾经就读过的复旦大学历史系的学长。今年恰逢是复旦大学建校一百二十周年和历史系百年华诞,故他的《复旦记》普遍被认为是献礼复旦大庆的隆重厚礼;是历史系校友们的骄傲和共同托付的情怀。今年,也是本人入学复旦大学历史系四十周年;在和当年老同学们叙述往事时,就很自然地突出介绍这本能够激发我们万千往事萦怀的《复旦记》。而这其实是读史老张的复旦校史文化系列著作中的第三部,前两部分别名为《相辉》和《卿云》;即取名于复旦大学的标志经典建筑相辉堂和卿云亭。这两处复旦校园经典建筑,更是复旦大学学子和校友的心灵图腾。我第一次光临复旦大学,是在一九八四年的九月初;当时我刚刚开始高三阶段,我中学时代的最后一位班主任老师、篮球高手陆广田就是复旦历史系校友,他殷切地希望我能进复旦。而当时参观复旦校园时,陆老师就特地向我和其他四位同学介绍了相辉堂和卿云亭;还打了一阵篮球呢!
我记得的第一句复旦校园诗就是卿云亭壁刻上的——超然此处一亭台;这是一首苏步青先生的七律。而相辉堂更是圣地,当时就被彩印在明信片上;一九八五年九月我入学复旦大学时的开学典礼就在相辉堂举行。之后在复旦校园的第一周,我就以相辉堂明信片写下感恩和豪言壮语;向中学母校老师们致以当年的教师节真挚问候,当然同时也问候了自己的父母。
今年世界读书日前夕,我品读学长的《复旦记》就更觉得亲切了;这本新书,唤醒了我的很多回忆。特别是那些学富五车、德高望重的复旦历史系功勋教授,也都是我的恩师。而读史老张关于复旦源的考证和发现,正好也是我特别感兴趣的新课题;更是目前复旦大学领导班子和上海教育发展基金会理事长王荣华教授极为关注的,因为广受关注的上海教育博物馆正在酝酿之中。上海教育博物馆有望纳入上海十五五规划蓝图,而选址在我看来最为关键!
我在向复旦大学一九八五届校友、上海市政协委员、曾任上海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的洪民荣研究员介绍《复旦记》时,就告知这本复旦校史新著的全书共分四辑——“复旦源”,主要介绍复旦校史沿革、古老建筑和校园角落,典型的如《“简公堂”的前世今生》和《孤傲的“子彬院”》等,同时寻找校园里的文化趣事,如《武大的门房和复旦的门房》等;而其“人物谱”以介绍与复旦有关的人物为主,他们或是名人如陈望道、苏步青等,或是与名人有联系的普通人,如金宇澄的母亲姚云等;“地理志”介绍复旦的周边以及和复旦有关的地标,如《被湮没的邯郸路桥》、《3路电车,叮叮当当地驶过》等,见证了上海的巨变;“师友记”则记述作者师友,通过叙述“身边的复旦”,补全复旦自1905年创办以来直到今天的校史轶事线索。
我自己和当年本科同宿舍的上铺同学石建邦,都非常喜欢品读读史老张的师友记;那是我们青涩时代的写照,也是最注重传统文化经典传授的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最璀璨刻录。《复旦记》的“师友记”中第一篇为《还有多少人记得邓廷爵老师?》,我告知读史老张的是我和石建邦所在的一九八五级历史系全体同学五十人都记得邓廷爵先生;因为邓先生就是我们入学第一学期第一门必修课即中国古代史(先秦到两汉)的授课教师。邓廷爵(1922-1991),四川璧山人。1950年毕业于复旦历史系。读史老张在书中这样描绘:“邓老师是中国古代史研究专家,也是我的史学引路人。我们的中国通史课中,最早的先秦史,就是他教的。在他指导下,我们当年几乎都能背诵几句‘称彼兕觥,万寿无疆’之类的字词,还能辨认几个甲骨文字。邓老师曾经担任过我们的班主任,经常到我们寝室来嘘寒问暖。邓老师的资格很老。他是来自北碚复旦的学生,师从过曾在历史系任教的顾颉刚先生,这在当年历史系里,简直凤毛麟角。……顾颉刚(日记)记下的为数不多的学生名字中,均有‘邓廷爵’。与邓老师一起被记下名字的,还有陶松云和胡绳武老师,他们后来都留校任教。不过,邓老师很谦虚,他从未对我们说过,他是‘顾颉刚弟子’!……邓老师做学问非常努力,他认为,‘板凳须坐十年冷’,论文要一篇一篇写,慢慢考证。他在一本《战国策》上,曾写满了他的批注和评语。在历史系,他还常做一些琐碎工作,却从不埋怨。……后来,邓老师接任我们的班主任,他依然非常勤勉、认真。在邓老师的笔记本里,粘贴着我们每个人的姓名、学号,对于每个同学的情况,他都仔细记下。……因此,我对邓老师,一直充满崇敬和感激之情”。感谢学长这番纪录!
不过,我所在的八五一四(当年通讯的复旦大学邮箱番号)班对邓先生是敬畏的;不像读史老张笔下那么亲切自然。因为邓先生颠覆了我们的不少原始认知,如我们当年在中学接受的古代史教育中对秦始皇的评价挺高的。但邓先生却一口咬定这就是一位暴君,而且修筑长城劳民伤财!并且企图隔离北方少数民族、即实施民族分裂政策……故秦“二世而亡”、“玩火者,必自焚”!当年同学们纷纷就此向历史系领导抗议,但系主任庄锡昌教授(后任复旦大学分管文科的副校长、美国史权威)却让我代表大家到邓先生家去道歉。记得邓先生和我促膝谈心一个多小时呢,夜间幽暗的灯光下形成的共识是少数民族在沙漠里的很冷、生活很困苦;我的妥协是秦始皇搞民族分裂、不得人心,邓先生的妥协是长城是中华民族的象征!
庄先生之所以让我去当谈判代表,是因为全班就我能全部听得懂邓先生的璧山方言。缘由是我儿时认识一位四川璧山籍的革命家、杰出的国际共产主义战士、上海南洋中学校友谢唯进;他年青时在西班牙参加了国际纵队和欧洲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并把一起在西班牙浴血奋战的白求恩大夫介绍给了周恩来。白求恩大夫的著名故事,主要就是谢唯进前辈讲给我听的。而邓先生能够妥协的重要原因,就因为我也会说璧山话。二零二四年植树节,我在南洋中学冠名一棵谢唯进树和举行谢唯进班冠名典礼以纪念杰出校友,同时缅怀邓廷爵先生。
最后,有必要说明的是复旦学者挺讲究作序。而《复旦记》作序者就是读史老张的同班同学金光耀教授,他是民国外交史权威和外交家顾维钧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学术拓荒者;我多次品读其学术成果并收获颇丰。金光耀教授和读史老张有共同爱好是交响乐,这在其朋友圈和《复旦记》中有丰富的表述。不过,我自己在复旦大学本科四年(1985-1989)期间受熏陶较深的是芭蕾舞、现代诗歌和流行歌曲;而且我认为流行歌曲是有正能量的。如当时有一首歌叫《心愿》,其歌词有:“当年我打起腰鼓诉说心愿,淳朴的人们翘首期盼,心灵在播种着富强的梦幻,翻身的土地争奇斗艳。虽然严冬太久,冷却了激动的笑颜,挺立的依然是泰山,永恒的依然是春天……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我们对着长江说,追求不会改变。我们对着大地说,贫穷总会改变,我们对着黄河说,生活总会改变”。当年尚未小康,全班三分之二同学每月领取人民助学金。所以我经常会唱:我们对着太阳说、向往不会改变……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复旦大学一九八九届校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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