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软实力面临削弱与解构风险

由政治价值观感召力、科技创新牵引力、流行文化吸引力以及外交政策正当性等集合要素共同铸就的软实力，让美国在二战后赢得了创建国际新秩序的主导国地位。但伴随着本世纪尤其最近十年来霸权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以及文化思想保守主义的甚嚣尘上，美国软实力开始遭遇残酷撕裂和深度冲击，且这样的趋势在进入特朗普新任期后表现得格外显著。

被撼动的科技创新基础

第二任期开启不久，特朗普便签署了解散与撤销有关联邦政府机构的行政令，除了教育部、联邦行政研究院赫然在列，国家艺术基金会、国家人文基金会等也位列其中，此举可以看成是特朗普第一任期内行为的延续。第一任期内，特朗普不仅解散了多个联邦政府部门的科学决策委员会，而且大幅裁减了农业部等下属科学研究组织的研究人员，并对气候变化研究机构科研人员获取相关数据采取了限制性举措。除了撤销许多研究机构外，第二任期至今，特朗普还开始了大规模削减科研经费政府拨款的政策行动。

《科学》杂志统计发现，作为基础学术研究的主要资助者，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资助的项目除了受到特朗普政府的审查外，一些研究项目经费也被叫停，同时新发放的资助项目数量较去年同期下降近50%，其中工程、教育、计算机科学领域的项目影响最大，且先前自然科学基金会90亿美元的年度预算被特朗普政府冻结。

无独有偶，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用于设备维护、行政管理及合规审查的间接费用也从平均40%降至15%，同时国防部宣布取消了91项社会科学领域研究项目，特朗普政府还终结了对美国能源部的一些清洁能源项目的资助，并考虑将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2026年度科学预算经费从73亿美元减至39亿美元。

应当说特朗普也非常清楚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只是其眼中的科学研究仅仅局限在所谓“有用科研”上，比如对国家安全、产业链以及和国家竞争有直接贡献的科研项目才配得到政府支持，至于基础性研究、自由思想的探索等，特朗普认为实际价值不大。这种将科学研究功利化的背后潜藏着工具化诉求，即特朗普希望通过压减科研经费告知科研人员，政府的投入决定着他们所在组织与个人的命运，科研人员应该少一些独立精神，科研机构应该成为政府的附庸，这实际上是特朗普集权或极权政治思维的重要体现。

受到特朗普征服经费削减的困扰，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国家科学基金会和疾病控制中心等世界顶级科研机构不得已实施了大幅裁员，其中国家卫生研究院仅仅一个月里被迫终止了对700多项研究的资助，研究内容主要涉及性别和多样性、新冠疫情、环境问题。而基于特朗普政府不确定的政策环境，越来越多科研人员正在考虑离开美国。英国《自然》杂志近期开展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在1600多名完成调查问卷的美国科研人员中，约75%的受访者考虑离开美国，同时690名回复调查的研究生中，有79%人考虑离职，340名博士生中有75%的人有同样的想法。

在全球科学技术与教育领域，美国享有数十年的主导地位，并以充足的资金资源、独立自由与支持创新的多元文化吸引着全球科学家。统计数据显示，美国科技工程领域超过60%的博士为移民，2000年至2023年间美国诺贝尔科学奖获得者中有40%是移民。特朗普政府对科技的限制性歧视，已经令不少本土人才焦虑不安，美国后续是否还能对更多国际性人才产生吸引力是个问题。此外，虽然美国科研资金投入体量为全球第一，但中国正在加速追赶并跃居全球次席，紧随其后的还有日本和德国，而论研究支出占比，美国已从曾经的第一名滑落到第八名，且这种下滑趋势很可能伴随着特朗普的紧缩科研资金政策而加剧。多种因素集合之下，美国软实力的重要基础难免不发生削弱与动摇。

被压制的大学教育精神

新一轮巴以冲突爆发一年后，哈佛大学等多所美国高校爆发了支持巴勒斯坦的抗议活动，并引起了特朗普政府的关注。除了要求根除“反犹主义”以及废除高校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多元化举措外，特朗普政府还致函哈佛大学，敦促学校改革和重组，包括停止一切基于种族、肤色和国籍等因素的优待；改革国际学生的招生流程，避免录取敌视美国价值观和制度的学生；关闭所有与“多元化、公平与包容”政策相关的项目。

特朗普的“长臂管辖”引来哈佛大学校长艾伦·加伯的硬刚，指出特朗普超越了联邦政府的权力，侵犯了大学的第一修正案权利，并且强调任何政府都不应规定私立大学教授什么课程、招收和聘用哪些学生、从事哪些研究和探究领域，哈佛大学也明确拒绝了特朗普政府提出的对管理结构、招聘及招生政策进行大幅改革的要求。

随后，60位现任和前任大学校长在《财富》杂志上联名发表文章对艾伦·加伯展开声援，特朗普政府也进行了强势回击，迅速冻结哈佛大学约22.6亿美元的联邦经费拨款。特朗普还在其社交媒体发文，威胁将哈佛大学视为“政治实体”征税，取消其免税资格。

其他大学也遭遇到了联邦政府的财务制裁，其中普林斯顿大学2.1亿美元的研究资金被“暂停发放”，哥伦比亚大学4亿美元联邦拨款被撤销，西北大学和康奈尔大学遭政府冻结的经费分别为7.9亿美元和10亿美元，普林斯顿大学、布朗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等21所高校被告知可能面临联邦经费被砍，原因包括未能保护学生免受“反犹主义”伤害等。作为应对财务受限之举，哈佛大学捐赠基金正在准备出售约10亿美元私募股权基金的股份，普林斯顿大学也考虑出售约3.2亿美元应税债券。

“反犹主义”是特朗普与多所大学矛盾爆发的直接导火索，背后则是多元文化价值观与保守主义价值观以及党派立场的一次公开对决，民主党奉行多元文化主义，在校园推行所有多样性、公平性和包容性政策，特朗普代表的是民粹保守主义，具有强烈的反智倾向，将学术界的“进步主义议程”如批判种族理论、包容性项目等看成是脱离现实的精英说教。对于特朗普来说，他必须通过重塑大学文化，将更多常春藤高校纳入自己的控制之下。

受到联邦政府削减经费的影响，霍普金斯大学将在美国境内外裁减超过2000名员工，宾夕法尼亚大学宣布削减35%的研究生招生，南加州大学宣布暂停部分博士生项目的招生。在政府宣布冻结22.6亿美元联邦经费不到一天的时间，哈佛大学太空飞行对人体影响等一系列大型合同无奈中断。霍普金斯大学旗下霍普金斯医学院因政府拨款冲击，每年将损失2亿美元，致命感染等重大研究项目可能胎死腹中。

哈佛大学等美国常春藤盟校历来是自由思想和学术创新的重要阵地，作为当代社会知识生产与科技创新中心，不仅推动批判性思维、科学实证与多元价值观的发展繁荣，而且大量的基础科学研究成为美国创新产业的基石，其中高校基础科学研究—初创企业项目—大规模商业化的三步走模式成为了美国发展尖端技术的典型路径。美国前财长、哈佛大学前校长萨默斯呼吁：“如果美国政府与我们的优秀大学开战，这意味着让美国成为世界羡慕对象的那种科学进步将急剧减少，这意味着治愈癌症、糖尿病等疾病的努力将结束，意味着我们的国家安全面临重大风险。”当科技与教育在强权压制下走向沉闷与窒息，美国软实力原有的亮丽色彩也必然会随之暗淡下去。

被稀释的国际话语权分量

从联合国的建立到关贸总协定及后续世界贸易组织的创建，再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世界卫生组织等各种公益机构的问世，以及安全联盟体系北约组织的生成，甚至各种区域性贸易协定的签署，美国在全球治理与区域合作的框架中都充当过发起人或者领头羊的核心角色，最终也让美国聚合出强大的软实力，由此构成了美国在全球影响力的核心支柱。

二战后建立起来的所有国际性组织都奉行多边主义原则，但特朗普执政以后，美国便开始悖离多边主义，取而代之的是“美国优先”理念以及由此发酵的单边主义、霸凌主义以及外交胁迫主义。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可持续发展中心主任、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的研究，在193个联合国成员国中，美国在各国对联合国多边主义支持指数排名中垫底，成为最不支持多边主义的国家。

特朗普认为，二战后的全球秩序，包括多边规则、机构和联盟，使美国在贸易政策和对外防务支出中吃了亏，因此，这种美国主导的全球秩序是一个糟糕的交易，于是特朗普以对抗性思维处理所有经济关系，最为典型的行为就是将“关税之墙”越垒越高，除了进口钢铁、铝和汽车征收25%关税，还向所有贸易国开征“对等关税”，甚至连海地这样一个濒临崩溃的最不发达国家，也要加征10%的“基准关税”。这种粗暴且无情的行为，不仅导致国际贸易多边自由化体系破裂，也令全球产供链发生严重断裂，并加深世界不同经济体的贫困化鸿沟。

特朗普这种自我利益之上的行为，也让许多国家重新审视与美国的关系，至少对美国多了一份警惕，并降低对美国的依赖度、关联性与信任度。按照皮尤研究中心去年公布的一项针对34个国家的民意调查报告，在相对富裕的21个国家中，有10个国家对美国好感度下降了6个百分点或更多，其中澳大利亚、以色列、南非和德国好感度降幅最大,信奉伊斯兰教的国家对美国的好感度更是降至个位数，这种趋势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可能会进一步恶化。

外交上特朗普也是尽显霸凌。面对中东乱局，特朗普要求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释放以色列被扣押人员，否则“所有哈马斯成员都不会安全”；在伊朗核问题上，声称“要么谈判，要么动武”；围绕乌克兰危机，特朗普用对俄罗斯制裁加码和向乌克兰停止援助的威胁来强迫双方按照美方要求进行谈判，并最终获取了乌克兰石油、天然气的开采特权；站在本土往南看，除威胁拉丁美洲国家巴拿马外，特朗普也放出收编加拿大与墨西哥的狂言。这种近似“旧式帝国主义”的行事风格，让许多国家不寒而栗，并选择拉开与美国的关系距离。

在全世界范围内不停“退群”成为了特朗普的标配，第一任期内，特朗普带领美国退出了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中导协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气候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等12个国际组织，第二任期开启至今，特朗普又决定对被拜登恢复加入的世卫组织停止提供任何资金和资源，宣布暂停支付世界贸易组织2024年及2025年会费。也正是因为特朗普的“搅局”，世贸组织专家终裁机构至今瘫痪了8年之久。当然，无论是“退群”还是“搅局”，都必然颠覆国际社会对美国作为“调停人”或“救火者”的原始认知，并加速寻求建立力量更均衡的治理框架。

按照软实力概念的首先提出者、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的观点，特朗普不理解软实力，对权力的理解仅局限于胁迫和交易，其排他性民族主义和短视交易主义正在削弱美国的全球影响力，因此，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将成为美国软实力的“艰难四年”。单边主义也罢，霸凌主义亦然，胁迫外交也好，美国从中可以收获到八面威风与不可一世的快感，同时也必然丧失更多国家与国际社会的信任性投票，昔日为美国尽情支配的软实力话语权权威与强势体系也会悄悄发生松动与解构。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