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债务危机：2025年的全球隐忧与重塑机遇

债务问题作为当代全球经济体系的核心挑战，已深刻影响金融稳定、地缘政治格局以及市场动态。这一问题并非突发事件，而是长期财政政策失衡、生产力下降以及货币体系脆弱性的结果。美国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其公共债务从20世纪中叶的相对可控水平，迅速膨胀至当今的庞大规模，不仅考验国内经济韧性，还波及国际贸易、货币霸权和安全格局。2025年9月的数据显示，美国联邦债务总额已达37.3万亿美元，债务/GDP比率超过119%，远高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建议的发达国家阈值（60%~80%）。这一危机通过债券市场收益率上升、全球去美元化趋势以及地缘政治紧张显现，预示着潜在的货币体系重置。理解债务危机的成因、表现和潜在后果，对于投资者、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而言至关重要。

债务危机的成因分析

美国联邦债务的快速增长主要缘于长期的预算赤字。自2001年以来，美国政府几乎每年都出现赤字，2025财年的预计赤字为1.9万亿美元，相当于GDP的6%。赤字的来源包括税收减少、支出增长和经济波动。特朗普政府于2017年推出的减税政策以及2025年的进一步减税措施显著降低了联邦收入。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CBO）估计，2025年至2034年间，税收政策将导致赤字增加3.4万亿美元。尽管税收减少刺激了经济增长，但其对财政收入的负面影响更为显著。

支出增长是另一关键因素。强制性支出（例如社会保障、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以及利息支付的快速增长是赤字扩大的主要推动力。2025年，联邦总支出预计达到6.9万亿美元，占GDP的23%。此外，新冠疫情后的刺激措施、边境安全和移民执法支出的增加进一步加剧了财政压力。经济波动如疫情、自然灾害通常需要额外的政府支出。例如，新冠疫情期间，联邦债务占GDP的比例在2020年第二季度达到133%的历史最高点。虽然2025年的经济预计将保持温和增长（1.9%），但任何意外的经济冲击都可能进一步推高赤字。

高企的利息成本加剧了问题。随着债务规模的扩大和利率的上升，联邦政府的利息负担显著增加。2025年，预计利息支出将达到9520亿美元，占联邦收入的18.4%，超过1991年的历史高点。与2020年和2021年的约3000亿美元相比，当前的高利率环境（10年期国债收益率约为4.1%）使得利息成本激增。根据CBO的预测，到2035年，利息支出将攀升至1.8万亿美元，占联邦预算的比重将进一步上升。高利率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借贷成本，还对私营部门的投资产生了挤出效应。CBO估计，每增加1%的债务/GDP比率，长期利率将上升2个基点，进而减少33美分的私人投资。这种现象可能抑制经济增长，进一步恶化财政状况。

全球债券市场正面临一场重大转变，长短期政府债券收益率在多个主要经济体同步上升。这一现象并非单纯的技术调整，而是预示着潜在的货币体系重置，可能直接影响美元价值、通胀压力以及全球经济增长。2025年9月的数据显示，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已升至约4.06%，日本3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3.15%，欧元区10年期债券收益率约为3.2%。这些上升趋势覆盖美国、日本、欧洲以及其他地区，如法国、加拿大和英国，反映出投资者对财政不确定性和通胀持久性的担忧。债券收益率作为金融体系的核心指标，其集体上升将波及抵押贷款、信用卡、汽车贷款、企业信贷乃至股票市场估值。更深层的影响在于资本流动的重塑，可能削弱美国国债需求，并放大黄金和白银等资产的避险吸引力。

债务与市场的联动

债券、股票和贵金属市场高度互联。债券市场规模达50万亿美元以上，是全球最大信用体系。债务膨胀推动美联储维持低利率环境，但加息周期放大风险。2022~2025年，美联储基准利率从近零升至5.5%，导致债券熊市。

股市受债务影响显著。标普500指数从2020年的低点上涨逾100%，但依赖于QE（量化宽松）和赤字支出。2025年，股市市值/GDP比率达195%，远超历史平均（120%），表明泡沫风险。贵金属作为对冲工具崛起。黄金价格从2020年的1770美元/盎司升至2025年的3682美元/盎司，反映对货币贬值的担忧。中央银行黄金储备增加，2024年全球央行净购金超1080吨。

在此背景下，黄金作为避险资产脱颖而出。2025年9月，金价已达3682美元/盎司，月涨幅10.09%，年涨幅40.47%。央行和投资者涌入黄金，以对冲货币贬值。历史显示，货币重置期，黄金表现优异。当前美元贬值、债务膨胀、降息预期和国债需求衰退，将推动金价进一步上行。预测显示，2025年末金价可能达3800美元，2026年接近4200美元。

债务货币化是关键机制。美联储资产负债表从2020年的4万亿美元膨胀至2025年的8.9万亿美元，通过购买国债印钞融资。这种“鼠标点击货币”虽暂缓危机，但加剧通胀和不平等。股市财富90%集中于前10%人口，放大社会分层。

高企的联邦债务对经济和市场产生了多方面的负面影响：利率压力、信用评级下降和财政挤出效应。债务供应的增加推高了国债收益率。2025年2月，10年期国债收益率达到4.8%，为近年来的高点。高收益率不仅增加了政府的借贷成本，还推高了私营部门的融资成本，抑制了投资和消费。2025年5月，穆迪将美国政府债务评级从Aaa下调至Aa1，反映了对持续赤字和债务负担的担忧。评级下降可能进一步削弱市场信心，导致借贷成本上升。CBO估计，赤字每增加1美元，私人投资将减少33美分。这可能导致长期经济增长放缓。

地缘政治与债务的交织

高债务限制外交灵活性。债务/GDP超119%时，政策制定者受制于债权国。美国对华政策受债务影响——中国持有约7800亿美元国债。特朗普的关税战旨在重振制造业，但增加财政压力。

全球去美元化趋势加速。布雷顿森林体系崩解后，美元霸权依赖石油美元和国债需求。但21世纪20年代，沙特等国接受人民币结算；金砖集团扩展至10国，推动非美元贸易。2024年，非美元贸易占比升至28%~30%。多国央行转向黄金，视其为一级资产，预示货币重置。

债务还影响国防。2025财年国防预算约8950亿美元，但利息支出挤压空间。历史上，高债务帝国往往转向战争而转移舆情，如罗马帝国和西班牙帝国，债务危机常伴随战争红利，通过通胀和资源掠夺缓解。

社会影响深远。财富不均达历史高点，股市90%财富集中于前10%的人。中产挫败感上升，社会动荡风险增加。公民自由衰退，如爱国者法案侵蚀权利，健全货币宪法性死亡。债务危机还引发了广泛的社会和政治争论。民调显示，大多数美国人认为联邦预算赤字是国家的“重大问题”。然而，两党在减赤问题上的分歧使得改革难以推进。共和党倾向于通过减税刺激经济增长，而民主党主张增加税收和福利支出。这种对立导致财政政策缺乏连贯性，加剧了债务问题。

财政账户与现金管理

美国财政部一般账户（TGA）是政府的“支票账户”，用于管理日常现金流。2025年第一季度末，TGA余额为4100亿美元，远低于目标的8500亿美元。过去十年，美联邦政府因支出规模扩大（2025年约为6.9万亿美元）而将TGA的最低余额要求提高至8000亿美元左右。低余额迫使财政部频繁借贷以维持流动性。2025年第四季度，美财政部计划借入1.05万亿美元以上，2026年第一季度预计借入5900亿美元。这种高频率的借贷加剧了债券市场的压力，可能进一步推高利率。

美国政府的债务结构以短期债务为主，超过22%的现有债务将在2025财年内到期，78%将在10年内到期。这种短期的债务结构使政府对利率波动极为敏感。一旦利率上升，债务再融资的成本将迅速增加。此外，政策不确定性（如税收政策、紧急支出）进一步加剧了现金管理的复杂性。

美国联邦债务受法定债务上限的约束。2025年1月2日，债务上限被设定为36.104万亿美元，但财政部预计在1月14日至23日间将达到上限。在此之后，美财政部将采取“非常措施”（如暂停联邦员工退休基金的投资）以避免违约。然而，这些措施只能暂时缓解问题。债务上限的反复调整（自1960年以来已调整78次）凸显了美国财政政策的不确定性。如果国会无法及时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可能引发市场动荡，甚至导致美国历史上首次违约，带来灾难性的经济后果。

解决方案的困境与未来展望

化解债务需多管齐下，但选项有限。首先，增长驱动：重振制造业，提升GDP中的生产要素。特朗普的DOGE计划旨在削减官僚，发放75%华盛顿“粉红单”（裁员通知），但效果有限。降低利率25个基点可节省250亿美元利息，远超支出削减收益。其次，支出控制：刚性支出占预算的72%，余地小。奥地利经济学派主张“创造性破坏”，允许周期性衰退净化经济。但政客回避紧缩，以免影响选举。再次，通胀策略：通过负实际利率稀释债务。2022~2025年，官方通胀率5%~7%，但真实感受更高。正如英国前央行行长默文·金所批评的，美联储模型思维偏向优化，忽略灾难准备。最后，默认或重置：这一做法历史罕见，阿根廷采用了，但多次违约。米莱政府通过激进改革稳定经济，通胀从2023年的200%降至2025年的20%。其他选项包括关税增收和军事扩张，但均加剧债务。

历史显示，债务危机需诚实的化债人，像米莱一般直言不讳的领导人，在发达经济体中很少见。多数政客缺乏经济学素养，优先权力而非可持续性。美联储依赖模型优化，忽略复杂性。美联储前官员托马斯·赫尼格批评模型天真。必须承认的是，化解债务的经济理论并不成熟，且有其盲点，实际操作的债务动态变化尤其值得关注。

短期措施包括提高债务上限、优化债务结构和加强债券市场流动性。为避免违约，国会必须在2025年8月前提高或暂停债务上限。历史经验表明，及时调整债务上限是维持市场稳定的关键。财政部应延长债务的平均到期期限，减少对短期债务的依赖，从而降低利率波动的影响。财政部计划在2025年重启债券回购计划，以提高市场流动性并稳定收益率。

长期改革包括平衡预算、经济增长驱动和货币政策协调。通过控制强制性支出并优化税收政策，逐步实现预算平衡。CBO建议，减少非必要支出和提高高收入群体的税收可有效降低赤字。通过投资基础设施、教育和研发，促进长期经济增长，提高税收基础，从而减轻债务负担。美联储应在控制通胀和支持经济增长之间找到平衡。特朗普提议将联邦基金利率从4.5%降至1.5%，但这可能引发通胀风险。因此，降息需谨慎实施，并辅以其他财政措施。

国际合作也至关重要。鉴于外国投资者对美国国债的需求下降，美国应通过改善贸易关系和加强国际金融合作来吸引更多海外资金。例如，缓解与中国的贸易紧张局势可能促使其增加国债持有量。

债务危机加速全球变革。然而，去美元化非一夜间的事，而是渐进的：BRICS（金砖国家）货币篮子、金本位复兴。中央银行黄金储备从2010年的3万吨增至2025年的3.9万吨。中国黄金储备约2250吨。市场崩盘不可避免，除非国家化干预。但历史显示，泡沫破灭后重生，如1929年大萧条后新政。投资者需多元化：贵金属、实物资产，而非共识观点。

根据CBO的预测，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到2035年，美国联邦债务占GDP的比重将达到118%，利息支出将占联邦预算的15.6%。这种趋势可能导致财政危机，甚至引发全球金融市场的动荡。然而，通过合理的财政改革和经济增长战略，美国仍有机会扭转这一局面。尽管短期内债务上限的调整和债券市场管理的优化可以缓解压力，但长期的财政可持续性需要两党的共同努力。公众对赤字问题的关注为改革提供了契机，但政治分歧和利益集团的阻力可能使进程复杂化。

美国债务危机是系统性挑战，缘于政策失误，影响全球。37.3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1.9万亿美元的预算赤字以及日益增长的利息负担凸显了财政管理的重要性。供需失衡的债券市场、高企的债务-GDP比率和信用评级的下降进一步加剧了危机的紧迫性。全球债券市场警告不容忽视。日本政策转向放大美国脆弱性，可能引发资金危机、通胀加剧和经济放缓。投资者应关注收益率动态、通胀数据和央行决策。历史教训表明，及时转向避险资产如黄金，可缓解货币重置冲击。这一转变虽充满不确定性，但也提供审视全球金融体系的机会，推动更可持续的债务管理与政策协调。变革需勇气与现实主义。证据显示，货币贬值与地缘紧张已现，投资者应警惕灰犀牛，而非黑天鹅。长远来看，建设性破坏或重塑可持续体系。通过短期措施和长期改革，美国可以逐步走出债务困境。这需要政治意愿、经济智慧和国际合作的结合。未来十年将是决定美国财政命运的关键时期，唯有果断行动，才能确保经济的长期稳定与繁荣。

（作者系浙江现代数字金融科技研究院理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