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生育率真的迎来转机了吗

韩国已经在超低生育率（≤1.3）高危区域挣扎了近20年，其总和生育率（平均每名育龄妇女一生所生育子女数）也屡次跌破世界最低纪录。

不过，近一年来，随着政策的持续发力，韩国新生人口增量初现拐头向上的微光。这一趋势能延续吗？

韩国人口危机

相比发达国家人口出生率下降，韩国下降起始时间更早，至今已经延续了60多年，并且年复一年地打破最低纪录。拉长时间看，韩国新生儿出生率最低点出现在2023年，这一年，韩国新生儿数量仅为23万人，不到上世纪70年代高峰期的三分之一，首都首尔生育率低至0.59，成为全球生育率最低的主要城市，当年韩国总和生育率也在所有国家中处于最低水平。

不过，近一年来，韩国人口情况有所好转。2024年韩国出生人口达到23.8万人，同比增加3.6%，时隔9年后新生婴儿出生率首次回升至0.75；今年1~7月出生人口较去年同期增长7.2%，是1981年以来的最高值，也是自2015年同期新生儿数量首次正增长，对应的7月生育率达到了0.8，按照这种趋势，估计到今年年底韩国出生人口可实现连续两年的增长。但尽管如此，韩国人口出生率全球垫底的地位不大可能会有逆转。

人口生育率长期低量徘徊，对于韩国来说是一场危机。去年韩国有近140所学校因缺少生源而停办；军队征兵源萎缩，50年后符合国家义务兵役资格的人数将减少58%，国防安全体系面临重大威胁；劳动力供给不足也将使韩国经济潜能、创新活力以及国际竞争能力面临下滑风险。据预测，到2067年，韩国劳动年龄人口（15~64岁）比例将下降到45.4%，至2100年韩国总人口将减少一半，在这种趋势下，韩国央行行长李昌镛表示，到2050年韩国经济将很难避免负增长。

低出生率也加剧了社会保障体系的压力。目前韩国总人口仅5000多万，65岁以上老年人口却突破了1000万，占比高达20%；至2067年，65岁以上人口比例将达到46.5%，远高于经合组织（OECD）国家平均水平的27.1%。随着老年人口比例的增加，养老金和医疗保健支出大幅上升，缴纳社保的增量又日益减少，这种失衡可能导致社会保障体系的崩溃，同时加重公共财政压力。

多重因素所致

韩国人口现状是由多元复合因子集成所致，其中既有经济压力因素，也有社会文化变迁因素，还有个人价值观转变的影响。

首先，高昂的住房成本和教育费用是韩国年轻人面临的巨大经济压力。韩国住房价格经过近20年的上涨后，房价收入比升至发达国家前列；韩国激烈的教育竞争环境也增加了育儿成本，私人教育支出占家庭收入比重高达20%以上，一个孩子从出生到大学的培养成本堪称天价，为此许多家庭选择少生或不生孩子。

其次，韩国社会结构的变迁创造了生育率下降的“完美环境”。韩国在极短时间内完成了从农业社会到信息社会的跨越，压缩的现代化进程使价值观剧烈重构，传统家族中心主义的儒家思想与极度竞争的现代资本主义结合，形成了韩国特有的“职场文化”。一方面，随着女性教育水平提高和就业机会增加，越来越多的女性选择推迟结婚或生育；另一方面，职场性别不平等依然非常显著，韩国性别工资差距在OECD国家中最高，同时韩国社会保留着传统的性别角色期待，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家务和育儿责任。这种“双肩挑”的困境使许多职业女性将生育视为职业生涯的终结。数据显示，韩国女性平均生育年龄已推迟至33.4岁，在过去十年40岁以上女性生育比例翻了一番。

韩国男性的困境同样不容忽视。在依然强调男性养家的社会期待下，许多年轻男性感到无力承担传统家庭责任，他们被称为“三抛世代”——抛弃求爱、结婚和生育，甚至有人扩展为“五抛”（加上人际关系和住房）和“七抛”（再加上梦想和希望）。这种全面撤退反映了一种深层的无力感。

总体来看，韩国年轻人无论是文化价值观还是行为方式都发生着显著裂变。一方面，传统家庭观念快速稀释，个人主义价值观不断泛起；另一方面，基于职场竞争压力，许多韩国年轻人选择出国留学、攻读研究生或考证，推迟进入职场的时间，结婚和生育时间也随之推后；再者，韩国20多岁和30多岁年龄段的人（即Y世代和Z世代）倾向于更多的即期消费，而非节俭储蓄，他们甚至成了百货商店和高级酒店的最大消费群体，旅游支出额不断创出新高，不再把结婚生育列入人生规划。

政策持续加码

为扭转人口低生育率，韩国政府制定了四个人口增长“五年规划”，推出了《低生育率与老龄化社会基本法》，政策工具覆盖经济、时间、住房、职场文化等前中后端各个环节，同时政策干预体现出“更早、更高、更强”的趋势；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各自的“加分”政策，形成中央与地方政策的协同共振。

在直接经济支持方面，韩国政府为每名新生儿一次性发放200万韩元的生育补贴，并且为0~1岁婴儿和1~2岁幼儿家庭分别提供每月70万韩元和35万韩元（第二个孩子起金额更高）的育儿补助，同时针对所有未满7岁的儿童每月发放10万韩元的育儿津贴（第三个孩子起增至20万韩元）。过去近20年，韩国公共财政投入婴幼儿的各种津贴资金超过280万亿韩元。

在时间支持方面，生育儿父母均可以共享18个月的育儿假，其中前三个月领取工资的80%，后续几个月领取工资的50%，且韩国政府计划进一步提高休假期间的薪酬替代率。而为了鼓励父亲休育儿假，政策规定，育儿假中的一段时间是专属于父亲的“不可转让配额”，旨在促进家庭内部育儿责任的男女平等分担。法律还保障育有子女的员工有权要求适当缩短工作时间，直至子女年满8岁或小学二年级，其间雇主不得解雇或歧视员工。

在保育服务支持方面，为解决托育服务“入园难、费用高”的问题，韩国政府大量投资兴建公立托儿所和幼儿园，并鼓励私营机构提供保育服务，支持企业内部设立托儿所，目标是实现“随处可托育”。此外，韩国推行了普惠性公共保育体系，3~5岁幼儿均可接受免费学前教育体系，0~2岁的婴幼儿享受不同程度的托育费用补贴。

在住房支持方面，有子女家庭申请政府提供的公共住房时，会获得额外的积分奖励，且子女越多积分越高，中签购买优质低价房源的概率越大。此外，生育子女的家庭可以在申请住房抵押贷款时享受更低的利率、更高的贷款额度或更优惠的首付条件，新婚夫妇更有类似于“幸福住宅基金”等更低房贷产品优惠的支持。多子女家庭还可享受租房补贴或购房补贴，并获得财产税、综合房地产税等减免优惠。

地方支持方面，首尔、世宗等城市推出了“结婚梦想”贷款，为新婚夫妇提供超低息甚至无息信贷品种服务，用于婚礼、蜜月和新居安置，一些地方创建了“生育基金”或“儿童基金”，孩子一出生就可获得政府建立的储蓄账户，并存入启动资金，之后每年追加，待其成年后可使用。

在生育文化保障支持方面，韩国法律严厉惩罚因员工怀孕、休产假或育儿假而对其进行解雇、降职或任何形式歧视的行为，同时政府设立了举报和保护机制。基于许多家庭面临不孕不育问题，政府将体外受精等辅助生殖技术费用纳入健康保险，年龄限制和补贴次数逐步放宽。

出生率改善的持续性存疑

生育率一般与结婚率保持着正向关联。韩国统计厅数据显示，2024年韩国婚姻登记数量超过22.2万对，增幅创下近28年来新高。相关研究表明，1990~1995年正好是韩国生育高峰，每年新生人口超过70万，相对庞大的人口基数造就了20多年后结婚生育人数的增加。韩国人从结婚到生第一个孩子的平均时间为2.45年，因此自2022年开始的“结婚潮”恰好对应了2024年至今的新生儿数量反弹。但考虑到1995年之后韩国出生人口又开始逐年下降，近30年降幅高达67%，因此，说韩国新生人口长期增长拐点到来为时尚早。

韩国鼓励生育政策主要停留在“生育”方面，对于“养育”激励不够，尤其是中学与大学教育缺乏一套系统化且有力度的财政支持机制。即便是学前阶段与小学阶段的育儿补贴，对于不少家庭尤其是多孩家庭也是杯水车薪。

但如果加大对新生人口的财政补贴力度与时间长度，韩国公共财政能否承受又是一个十分现实的问题。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韩国财政赤字超过86万亿韩元，至今年年底将达到111.6万亿韩元左右，巨量赤字势必对政策加码构成约束。

进一步分析发现，虽然既定政策对韩国生育率改善起到了一定作用，但也有不少政策在创新过程中对人口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比如推动劳动力市场灵活化可能加剧就业不稳定，反而抑制生育意愿；延长员工产假与育儿假期可能加大企业成本、降低经营效率，长期看利润降低可能造成一些员工失业，进而降低一些家庭生育的可能性。文化观念的变迁也具有不可逆性，一旦个人主义、追求自我实现的价值观成为主流，传统的家庭观念很难通过政策手段强行拉回，这种情形下生育率展现出持续性的可能性不大。

对于韩国政府而言,推动人口生育率进一步改善，已不仅仅是单纯的人口学战役，而是需要进行一场经济、社会和文化领域的深层次社会变革，包括真正推动性别平等，彻底改变职场文化和家庭内部分工；改革大学入学制度，降低私人教育依赖；鼓励企业营造更加人性化的工作环境，改善劳动条件；培育区域中心城市，平衡人口分布结构等；韩国政府还可以加强国际合作，借鉴其他扭转低生育率国家的成功经验，如瑞典的家庭友好政策、法国的公共托育体系等。

（作者系中国市场学会理事、经济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