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时代如何更好恢复消费动能

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8月社零总额同比增长4.6%，整体保持稳中有进态势。但8月社零同比增长3.4%，较上月回落0.3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17%，相比上月虽然由负转正，但仍处于较低水平，消费动能恢复依旧偏弱。

对此，一些观点认为，消费动能偏低，根源在于消费率降速过快，亟须有效提振消费。那么，当讨论提振消费时，主要是指为了促进长期经济增长还是达成短时期的GDP增长目标？

1936年，经济学家凯恩斯在其著名的《通论》中提出一则关于蜜蜂的寓言——整天大吃大喝、十分繁荣的蜜蜂群，在听取一个哲人的教导厉行节约后，迅速衰败一蹶不振，寓意国民经济也是一样，越节约越穷、越消费越富，这就是反直觉的“节约悖论”。

这是真的吗？短期来看，特别是针对供给过剩条件下某一时段的GDP增长目标来说，情况还真是如此。想象一下巴尔扎克时代的法国，如果某年蜡烛生产商每月产能过剩1万根（每根售价1元），且因此有部分机器和工人闲置，此时节俭的葛朗台每月消费蜡烛1万根；但下一年，葛朗台突然变大方了，每月消费蜡烛2万根，那么蜡烛生产商产能会立即得到释放，闲置的机器和工人也将运转起来，社会总产出将在成本没有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每月增加1万元。在扣除储蓄后，蜡烛生产商还会将这新增1万元收入的剩余部分再次用于消费，从而增加其他经济主体的收入。这个过程不断重复，每一轮消费都会带来新的收入，使得总需求成倍增加，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乘数效应。

但是，就长期而言，尤其是非过剩经济条件下“节约悖论”并不成立。再想象一下，如果葛朗台每月不增加1万根蜡烛消费，而是把钱存到银行，那这1万元也会被银行以贷款方式转移到其他企业或个人手里，用于增加投资或消费，则不仅同样形成GDP，还增强了下一个时期经济社会的生产力，或更加有利于长期经济增长。此外，如果经济已经处于生产可能性边界、生产要素最优配置的位置，再增加生产1万根蜡烛将带来超过1万元的成本增加，则葛朗台的新需求必然得不到满足，此时也无提振消费的必要。

因此，从长期来说，投资是未来获取更多消费的手段，投资和消费之间的分配反映了消费者在“现在就消费，还是现在少消费但在未来更多消费”之间的理性选择。我们更应该避免“为了今天过得好，而让明天更糟”的做法。

在当前我国一些行业面临产能过剩挑战的背景下，结合当前相机抉择的宏观政策，我们可以回答前文提到的问题，即当前说的提振消费，是指为了达成较短一段时期GDP目标增长率而鼓励消费。

研究表明，影响居民消费率的因素不仅包括财富数量、收入分配和增长预期，还包括商品服务供给能力、社会保障水平乃至文化因素等。其中，收入分配既是中长期问题，也具有短期边际改善空间，收入差距拉得太大会降低消费率，这是边际消费倾向递减造成的。而谈及近年来的收入分配问题，我们脑海中马上会泛起数字时代那些暴富故事，比如某数字科技公司，一旦上市将产生数十位亿万富豪。

那么我国目前的消费不足，是不是数字化进程引起收入差距拉大所致？数字化到底是缩减还是扩大了收入分配差距？学者分析似乎并无定论。大多数研究认为，由于更加奖励高技能劳动者、人工智能导致就业岗位替代，以及网络平台“赢者通吃”效应等，数字技术拉大了收入差距，可能使财富更向头部集中。比如山东财经大学洪俊杰等以2011~2020年为研究时段的分析显示，这段时期数字经济显著扩大了地区间及城乡间收入差距。但也有研究认为，数字技术能够通过降低部分岗位工作门槛、改善农村居民创业行为、促进普惠金融等多种途径缓解收入不平等。

回归到古典经济学理论，国民收入主要来源于工资、地租和资本利润。那么，数字经济给这些领域带来了哪些影响？

从劳动力角度看，生产环节无人经济较快推进，工业机器人、无人驾驶、智能客服、无人便利店等兴起，显示数字时代资本与劳动力的组合关系趋于弱化，导致就业减少和劳动收入份额下降。

从地产角度看，去实体店、去中间环节的网络销售平台崛起，线下批发零售业遭受广泛而深刻的冲击，原来依托地理空间较为均匀分布的房屋租金变革为依托少数头部平台集中分布的数字地租。

从资本角度看，以数据、流量为代表的新型数字资本在全社会和各阶层的分布呈现显著不平等。少数几家数字巨头掌握了大量数据资本，并经由数据驱动的网络效应实现更高的资本增值率；同时，李佳琦等头部直播明星也比普通用户更能通过掌控平台流量获取巨额收益。

当然，这些问题只是数字经济浪潮下的一些阶段性问题，据此否定数字经济就谬以千里了。如前所述，消费需要的是提振，而不是刺激，正因如此，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4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也明确要提高中低收入群体收入、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因而，真正需要关注的是给财富河流修建水渠，进一步改善收入分配以提振有货币购买力的消费需求。按照中医对症下药的思路，有如下三个建议。

其一，当前无人经济或许已显示更高的经济效率，但在广泛影响就业的产业和行业应审慎推进。例如，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去年10月底全国注册的网约车司机达748.3万人，他们通过日趋低廉的价格购买一辆乘用车便利地将闲置劳动力转化成有效就业。据此，无人驾驶出租车可以试点，但短期不应该大幅铺开，类似的还有外卖、银行以及一些劳动密集的制造业等，均应合理控制“无人化”节奏。

其二，及时引导促进线上与线下经济的再平衡，实现收入分配在地理空间上的适度重构。例如，加快构建线上线下公平一致的税收与监管框架；在当前正大力推进的城市更新行动中给予15分钟便民生活圈打造更多资源倾斜，增强消费者对实体店真实体验和优质服务的消费黏性；支持鼓励类似胖东来、大悦城等成功的线下零售模式发展。一些学者提出重塑地区间税收横向分配机制也值得探讨，例如，增值税来自社会新创造价值，生产地和消费地政府都为价值创造和实现作出了贡献，理应共同分享。

其三，推动数字资本创造财富的再分配，让广大劳动者合理分享其带来的经济回报。例如，依法依规加快确定企业掌握的部分具有公共属性的数据资产权属，对其产生的收益由公共部门科学分配，用于社会二次分配；积极引导主流平台合理分配流量至社会民生和大众主体，适度缩减流量分配差距。

总而言之，数字经济时代提振消费的突出要点之一在于改善收入分配。正如苏轼的《禹之所以通水之法》指出，“治河之要，宜通其理而酌之以人情”。我们既要积极拥抱数字经济以推动这台巨大的社会创富机器运转，也要及时修建合理水渠以“通其理”，使收入更为均匀地分布，从而有效提升整体消费率。

（肖大勇系贵州省黔西南州晴隆县委常委、副县长，经济学博士；胡君卓系华东政法大学商学院本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