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至少有四个时代红利不能辜负

中国经济的新时代才刚开始，至少有四个时代红利不能辜负，需要抓住：

第一，AI风起云涌的时代，不要辜负科技革命时代的机会。对于中国来说，AI领域泡沫是结构性的，总量上仍然充满了深入拥抱和左侧投资的机会。就像上一轮互联网革命所有业务要用互联网重做一遍一样，今天也需要用AI重新改造一遍。这是一个时代级的、史诗级的资源和资产整合，以及资本与人之间关系的重构。而具有“加速累积效应”的中国工业体系，则会加上AI的翅膀，快速实现从1到100的爆发式增长以及第二增长曲线的快速涌现。这将体现在中国资本市场上，会有一批估值十倍上涨级别的上市公司，以表达今天最为热烈的AI科技革命在中国的场景应用。

第二，再全球化的时代，中国版的“大航海时代”，出口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倒爷，把中国廉价的商品倒卖到海外；出海就像改革开放初期“南下创业”。为什么要出口？中国什么都便宜，人、地、钱，房地产转型打造了一个物美价廉的内循环系统。与此同时，海外什么都贵，工资越来越高，物价越来越高，股价越来越高，资金成本也不便宜。面对内外循环的势能差，国内生产、国外销售肯定是最经济的。就像改革开放初期的倒爷，只要把中国廉价的东西倒出去就能赚钱。为什么要出海？中国要素成本虽然便宜，但是投资收益率低，大国博弈和贸易战下出口链的关税、地缘和政治风险越来越高。为了规避再全球化下的综合成本，出海投资和生产是比较理想的选择。

第三，告别“高息理财+高杠杆房地产”的高速度发展时代组合后，需要迎接围绕资本市场构建投融资生态体系的多元资产配置时代。房地产转型之前的二十年，中国家庭普遍遵循“高速度+高杠杆”的时代氛围进行配置，表现为“闲钱买理财，借钱买房子”。闲钱买的理财支持了开发贷和城投债造房子，借钱买房子不断拉高房价和地价，形成了一个不断强化的正反馈系统。今天当中国人突然不再热衷于买房子了，甚至是“用闲钱还房贷”，将产生两大宏观后果：一是超额储蓄不断累积，储蓄向投资转化的效率越来越低，资产荒更加严重；二是信贷开始收缩，私人部门中越来越缺乏借款人。为了保证社融和广义货币不塌缩，政府按照逆周期调节的思路成为“最后借款人”，以保证每个月仍然还有8.5%左右的广义货币增长注入经济系统，而这些广义货币如果转化为资本和资产，当前来看主要通过资本市场作为“管道”。这体现在中国居民的财富结构上，原来超配在房地产和理财上的资金，至少有15%的比例、几十万亿元资金进行重配，这对中国的资产管理行业来说，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第四，后发展时代，即后工业化、后城市化以及人口老龄化三个时代的叠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中国发展阶段的宏观坐标问题，还是发展中国家吗？中国工业化已经完全达到发达工业国家标准，城市化也超过了65%，人口老龄化（60+占比）已经到了22%的重度程度，债务杠杆率也超过了300%，很难再说是发展中国家。但是从人均收入、消费率、社会保障和治理现代化程度来看，也没到发达国家标准。因此，目前中国处于介于发展中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后发展阶段。在这个阶段，要抓住中国经济和产业发达的一面，然后利用仍存留的发展中经济体一面的低要素成本优势，赚取时代落差的红利。

（作者系西京研究院院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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