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斯康生物创始人罗顺：奋楫于中国制药的创新浪潮

“2011年回国创业时，中国生物制药明显落后于印度，尤其当时印度的生物类似药产业已走在前列，但我和很多海外回归的朋友一致认为，依托中国产业根基与政策支持，要不了多久，我们一定会超过印度。” 澳斯康生物创始人罗顺博士回忆道。

今天，这样的预判变成了现实。中国的创新药经历了十余年的蓬勃发展之后，在研发管线、上市新药数量等方面已经远远超过印度，甚至在ADC等领域已经逐渐赶超美国制药产业。

澳斯康等一大批生物制药产业链企业，在过去十年间与中国制药产业共同成长，成为创新生态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中国制药产业共进

2011年，罗顺从美国回到中国创业。

罗顺是第一代国家资金资助出国留学的大学生，他在美国弗吉尼亚理工大学获得分子免疫学博士，也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Dana-Farber癌症研究所博士后。回国创业之前，罗顺曾在多家跨国药企担任重要研发职务。

当时中国制药行业还停留在仿制药阶段，创新药板块刚刚起步，印度制药行业都走在中国前面。

罗顺回国后，在兰州建立了健顺生物科技。在此之前，中国还没有符合医药政策和国际标准的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市场所需产品完全依赖进口。

“2015年之前，我们制药行业的法律法规相对比较落后。那时候我们申报一个临床试验申请（IND），大概要24个月才能拿到临床批件。相对美国的30天，这个就有巨大的差距。所以那个时候，虽然有一些海归回来，国家政策也在推动生物制药、生物技术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行业发展的速度还是比较慢的，属于起步的阶段。”罗顺说。

在众多制药企业创始人心里，2015年是中国创新药的转折点。

当年7月，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对外发布药物临床试验数据真实性自查通告，要求企业自查，数据不真实的要主动撤回。

这一枪之后，药品审评审批制度改革全线启动。

2015年8月，国务院发布了《关于药品和医疗器械审评审批制度改革的意见》。两年后的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和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了《关于深化审评审批制度改革 鼓励药品医疗器械创新的意见》。我国也全面引入了全球通行的药品研发与注册技术要求。在随后的几年里，一系列政策相继落地。

这场疾风骤雨式的药审改革，激活了医药产业的创新活力，创新药产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状态。

澳斯康的业务也在这个阶段逐步壮大。它旗下的健顺生物填补了中国无血清细胞培养基的国产空白。健顺生物目前在甘肃兰州、江苏南通及韩国釜山有年产能达到千吨级的生产基地，能够确保其产品广泛应用于重组蛋白、抗体类药物、人兽用疫苗等领域，已成为国内无血清细胞培养基市场的头部品牌。自 2016 年起，健顺生物干粉细胞培养基按生产产量位居前列；采用健顺生物培养基产品的项目数量同样位居前列。（数据来源：Frost & Sullivan），并且健顺生物也作为主撰稿单位，制定了我国首部《生物制药用无血清细胞培养基质量标准》。

同样在近两年，澳斯康开始涉足创新药，成立了健士拜生物Ginspire平台，聚焦生物药早研核心赛道，以集团 CRDMO 全链条积淀为依托，聚焦创新复杂分子的高效开发，通过基于AI的结构预测及改造、自主 ADC 连接子毒素开发等硬核技术平台，形成覆盖复杂创新分子设计开发、药理药效评估及成药性评估的一体化闭环，精准解决创新药研发源头痛点，提升研发效率。基于这些高效研发平台，Ginspire在积极和全球客户建立创新药研发生态联盟，更好地践行 “合力做好药，同心济苍生”的使命。

随着中国制药产业生态壮大，分工日益重要，一大批CRO、CDMO企业崛起，各有各的特色，而澳斯康自始至终关注生物制药的产业化。之所以有这样的定位，是罗顺考虑到“中国的各行各业，产业强项在于整个供应链和产业化的规模效应。到今天为止，我更加坚信生物制药这个领域，中国一定会成为制造的大国、强国，而澳斯康非常希望助力中国实现这一目标。”

目前，澳斯康的 CDMO 业务已在南通、临港两大基地，建成了覆盖重组蛋白、单抗、双抗 / 多抗、ADC 等多类分子品种的开发与商业化生产能力。其中，近年来公司重点发力抗体药物偶联物（ADC）领域的服务与技术支持。罗顺判断，ADC会是中国新药的优势方向，未来5到10年时间，生物制药行业的最大增长空间应该在ADC领域。

竞争力何来

澳斯康的临港CDMO产业基地，与特斯拉工厂一街之隔。

ADC药物这类复杂分子既涉及到中国具有优势能力的小分子化学合成技术的要求，也有在中国欣欣向荣的生物制药大分子的开发及生产的要求。澳斯康临港的ADC药物研发及生产基地项目 2021 年规划、2022 年建设、2023 年投产。目前可提供抗体、ADC 等药物从候选分子到临床及商业化生产的一站式 CMC 解决方案。

“从2023年8月份以来，ADC项目成倍增长，而且涉及了早期到商业化等不同阶段。”罗顺表示。

澳斯康将CDMO业务聚焦于ADC药物，核心逻辑是借高领域门槛夯实自身竞争力，凭借专业价值凝聚合作伙伴信任，达成强强联手的协作共赢。

三年前，抗体项目的临床申报CMC Package大概费用还是1000 万以上，到了两年前，行业整体报价已经大幅回落。不过ADC 药物的临床申报项目，定价依旧会高出不少。“我们能在这样的市场竞争中拿下大额订单，核心还是源于客户对公司研发实力和生产能力的认可。” 罗顺表示。

澳斯康现在的CDMO业务，40%是老客户重复购买。CDMO业务在行业整体下行的压力下仍保持稳健增长，2024年收入同比增长近30%，显示出业务的韧性。澳斯康的药品上市许可阶段项目共5项，在CDMO行业中处于前列。

与此同时，澳斯康传统的培养基业务齐头并进。

据澳斯康方面透露，该公司的培养基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2024年收入增速近70%，其中海外市场表现尤为突出，同比增幅高达803%，国际化布局成效显著。截至目前，包括健顺生物在内的中国企业，已经在细胞培养基领域占有超过三成的市场份额。健顺生物凭借多年的口碑，在手订单持续转化，新增订单企稳回升，培养基业务方面与正大天晴、信达生物、恒瑞医药、百济神州等国内龙头企业达成了深度合作。

澳斯康生物在2021年完成股份改制后，其旗下分支机构各主体的功能进一步细分，经多年打磨和调整，目前已经形成了非常完整和成熟的产业链。澳斯康生物的核心竞争力体现在生物制药关键原材料的国产替代、成本控制和效率提升、开发工艺创新和产业化规模保障，以及严格的质量管理体系和国际化的生产布局。截止2025年6月，澳斯康已申请了45项自有知识产权专利，并获授权23项专利。

澳斯康生物公司凭借综合实力，曾获中国独角兽企业、江苏省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新技术企业、江苏省智能制造工厂等多项国家及省级荣誉。

目前澳斯康生物公司已为超过500家生物医药企业提供支持，推动生物药研发的高效转化。在全球生物医药行业经历资本寒冬的背景下，大量生物医药企业减少或暂停管线，澳斯康生物作为CRDMO及培养基供应商，实现了逆周期增长。

下一程

2022-2024年期间，是中国新药研发萎缩、生物医药行业发展的困顿期。澳斯康不但挺过了行业低迷期，而且进一步基于中国生物医药行业复苏的前瞻，结合公司目前的市场定位和竞争优势，明确了未来三至五年的发展策略。

首先是核心业务齐头并进。罗顺表示，公司会在工业化规模细胞培养高效能、定制化研发与生产能力的基础上，进一步塑造成本竞争力垂直供应链强壁垒，通过全球 GMP 合规及规模化拓展硬实力。

同时，澳斯康要扎根产业化能力，构建全球生物制药核心平台。通过将集团各个子品牌的定位和整体综合优势相结合的方式，提供生物制药全产业链的CRDMO服务。

在国际化方面，澳斯康坚持“双路径”发展，即：扎根基础市场，针对细胞培养基，澳斯康已初步建立了欧美、澳洲、东南亚等培养基市场，在对国际市场有了初步的实践经验后，通过韩国KCell的工厂建设，在境外进一步开拓产能与市场；澳斯康生物制药CDMO在生物类似药方面有丰富经验，助力多家客户项目推到上市阶段。随着EMA及FDA相继释放豁免三期临床的法规，生物类似药研发驶入“极速赛道”，生物类似药将迎来高效审批路径，这一趋势将直接带动生物制药 CDMO 业务的增长,澳斯康核心竞争力将进一步凸显。目前，澳斯康已在着手满足欧洲各国要求的ADC定制化临床样品制备，也考虑在适当的机会下布局在欧洲的商业化生产。

澳斯康已定位港股上市，目前已就上市路径与港交所审核部门进行了预沟通，且进展顺利。罗顺表示，希望能实现公司的融资计划，以满足公司未来五年内的生产和发展目标。

中国创新药产业始终存在高强度的竞争，而且价格战是中国各个产业绕不开的话题。

罗顺认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是好事。在他刚刚回国的时候，当时中国制药产业还是以仿制药为主。从企业开发药物的角度，相关的失败风险已经基本没有了。事实上，通过中国企业快速开发生产，上市后大搞价格战，最终这些价格可接受、患者可买到的仿制药其实是很好地惠及了国民的。

“针对我们这个行业的价格竞争，不要去抱怨，要从创新，从科技的角度，从提高效率的角度来保证企业竞争力。这也是澳斯康想实现让更多人用得到、用得起高端、有效、安全生物药的使命。”罗顺说。

澳斯康已经通过了欧盟的QP审计，这有助于公司开拓欧洲市场。在未来，澳斯康还会需要美国FDA的认证，以打开美国市场。中国制药产业的创新能力，正快速向欧美看齐。

在地缘政治摩擦的背景下，中国依然是上百个国家的最大贸易国。

“这就说明我们中国的巨大产业化竞争力。这也是我为澳斯康选择这个商业模式的原因，就是定位于生物制药行业的产业化。澳斯康要借助中国供应链，专注做大分子的CRDMO。”罗顺表示，在生物制药领域，中国未来一定是全球产业化的大国和强国，而澳斯康希望成为贡献力量的一份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