达沃斯之后：在权力重组中重新理解全球化

2026年的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于1月19日至23日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会议期间的密集议程、公开发言与私下交流，在短时间内制造了高度集中的信息与情绪。然而，当喧嚣逐渐退去，现场气氛随时间冷却，许多问题反而变得更加清晰。回顾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自创立以来的历史，它从来就不是一个为世界提供现成答案的场所，而更像是一面镜子，集中折射出全球经济与政治运行中的趋势、分歧，乃至尚未被妥善处理的结构性冲突。正因如此，本次论坛的真正价值，并不在于某些引人注目的表态或场面，而在于它所呈现出的一个更深层事实：国际体系的运行逻辑，正在发生缓慢却明确的变化。

从整体观察来看，本次达沃斯传递出的信号并非世界正在走向“无合作”的状态。相反，合作依然存在，只是其难度显著上升，条件越发严格，也更加依赖于权力、能力与安全保障等先决条件。这种变化，往往容易被概括为“交易化”“去规则化”，甚至被直接解读为“全球化的终结”。然而，如果将视野从当下的情绪波动中抽离，把这一阶段置于更长的历史周期中加以审视，这样的判断仍显得过于急切，也未必准确。

因此，首先需要澄清的是，达沃斯所呈现的，并非合作的消失，而是合作前提的明显改变。从议程设置本身就可以看出这一点。与十年前，甚至五年前相比，本次论坛的宏大叙事明显收缩，而具体、现实的问题被显著前置。安全、产业、技术、金融稳定等议题反复被置于优先位置，而传统意义上围绕“全球公共品”的讨论，则更多以技术性、工具化的方式出现，少了情绪化的宏观宣示。

这并不意味着各国不再关心气候变化、发展问题或全球治理，而是意味着这些议题越来越难以脱离国家利益、安全考量与产业能力而单独存在。合作共赢不再是一种无需说明的默认状态，而成为一种需要反复论证、反复博弈、反复定价的结果。在高度不确定的环境中，各方更倾向于先确认自身能够承受的风险边界，再讨论可能的合作空间。

从此意义上说，本次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变化并非价值观的突然坍塌，而更像是国际体系在风险上升、信任下降背景下的一种自我保护反应。当不确定性成为常态，任何合作安排都不可避免地要首先回答几个现实问题：成本由谁承担、收益如何分配，以及一旦合作受挫，谁拥有最终的兜底能力。

如果进一步拉长时间维度，会发现这种状态并非例外。事实上，全球化从未以“连续稳定”的形态存在。回顾过去两百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化更像是一条由多轮扩张、收缩与重组交织而成的波浪曲线，而非一条单向延伸的直线。19世纪末至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国际经济一体化程度一度达到空前水平，当时普遍认为这一趋势不可逆转。然而，战争、金融危机与政治极化很快打乱了这一进程。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看起来甚至比今天更加封闭、更加对立，但也正是在那样的废墟之上，战后国际经济秩序得以重建，并开启了持续数十年的新一轮全球化。

类似的情形同样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固定汇率体系解体、能源危机叠加高通胀冲击，在当时被广泛视为全球经济协调能力的严重倒退。但事后看来，那更像是一轮规则转换的阵痛期，而非国际分工的终点。正是这些历史片段反复说明：全球化真正面临的风险，从来不是冲突本身，而是能否在冲突之后，形成新的制度和治理方式。

将这一历史启示对照当下，可以更清楚地理解当前阶段的关键变化所在。与以往多次全球化调整期相比，今天最突出的特征在于，权力结构变化的速度，明显快于规则体系的重构速度。新兴技术迅速扩散，大国实力对比发生调整，而既有规则体系却仍然建立在上一轮力量格局之上。这种错位，使得规则本身逐渐成为博弈对象，而不再只是博弈的中性框架。

在这样的环境中，各国更倾向于优先确保自身安全与议价能力，再考虑制度性合作。这并不是对规则的否定，而是一种“先能力、后规则”的现实选择。达沃斯会场中频繁出现的交易化语言，正是这种选择在话语层面的自然体现。但同样需要看到，这并不意味着制度、规则将被彻底抛弃。恰恰相反，越是在既有规则失灵的阶段，各方越会在新的层级、议题和区域范围内，尝试重建可控、可预期的合作机制。

因此，如果必须对当前阶段的全球化状态作出概括的话，更准确的说法或许是：全球化正在经历形态变化，而非整体逆转；全球化正从高度理想化、普遍适用的模式，转向分层、分域、条件化的运行方式。

在贸易领域，全面自由化的推进明显放缓，但区域协定与特定产业安排仍在持续深化；在金融领域，资本流动面临更多审慎约束，但跨境金融基础设施并未解体；在技术领域，竞争显著加剧，但围绕标准、互通性与最低限度合作的努力仍在艰难推进。这些现象共同指向一个判断：世界并未走向“各自为政”的完全碎片化状态，而是在更高风险条件下，试图寻找新的连接点。

正因为如此，即便在最具对抗色彩的领域，合作仍然具有现实基础。原因并不复杂：现代经济体系的高度复杂性，使得彻底脱钩的成本极高；技术与资本的网络外部性，天然排斥完全分割；而许多全球性问题本身，也无法通过单边行动解决，即便合作效率下降，也难以被彻底替代。这些结构性约束，决定了各国即便在政治层面保持高度警惕，在经济与技术层面仍需维持最低限度的互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达沃斯本身的意义也需要被重新理解。它不再是共识的制造机器，而更像是一个提前暴露矛盾、测试叙事边界、观察规则竞争走向的窗口。会场中弥漫的紧张感，并不意味着体系的失败；相反，这种紧张恰恰说明体系仍在运转，只是运转方式正在发生调整。真正值得警惕的，并不是交易语言的出现，而是对制度重构逐渐失去耐心与投入。

因此，既不应低估国际体系自身的惯性，也不宜高估短期冲击的终结性。达沃斯2026所展现的世界，确实比以往更加冷峻、更加现实，但从历史经验看，国际体系往往正是在这样的阶段完成方向校正。规则不会自动回归，但也很少在混乱中彻底消亡。

全球化并未结束，它正在经历一次深刻的结构性变形。问题不在于世界是否进入了所谓的“交易时代”，而在于交易之后，是否仍有人愿意，也有能力，将这些碎片重新嵌入制度之中。历史并不保证结果，但它反复提醒我们：过早宣布终结，往往会遮蔽真正正在发生的重构。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经济问题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