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马到广州：我在APEC的十年“多边外交”观察

2月的广州春意渐浓，我再次踏进APEC高官会的会场。这是中国作为2026年APEC东道主举办的首场正式活动，也是我参与APEC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回望2016年第一次赴秘鲁参会时，我还是个连“高官会”和“工作组会议”都分不清的“小白”，面对APEC工作术语更是头大。十年间，从秘鲁利马到智利圣地亚哥，从美国棕榈泉到韩国庆州，再到今年的广州，我已先后主持了6个APEC基金项目，还走访了APEC新加坡秘书处。

这一路，不仅是地理坐标的移动，更是一场关于多边合作的学习与实践。在这个由太平洋两岸21个经济体共同搭建的舞台上，我想分享四点观察。

发展中经济体的关切：从参与到引领

2016年在秘鲁，我第一次近距离感受到发展中经济体在APEC机制中的微妙处境。会场外，一位秘鲁学者对我说：“我们参与讨论，但规则往往由别人制定。”

这句话让我印象深刻。十年过去，情况正在发生变化。越南国家主席梁强在2025年APEC领导人会议上提出的三点建议，精准地代表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关切：通关流程数字化、基础设施升级、支持中小企业获取资金和技术。这些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切实的需求。

发展中经济体最需要的，不是被动的“规则接受者”角色，而是能够参与规则制定的能力建设。2022年，我与泰方伙伴共同申请的“APEC生物循环绿色初创企业可持续增长区域网络项目”获批立项，正是希望通过初创企业这个切入点，帮助发展中经济体在新兴领域找到自己的声音。

今年中国外交部部长王毅在谈到APEC“中国年”工作时强调，要“兼顾APEC成员多样性，围绕与发展相关的治理问题深化务实合作”。这恰恰回应了发展中经济体的核心关切：规则制定不能只有发达国家的视角，还必须包容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现实条件。

中美关系：竞争中的合作空间

2026年有一个有趣的巧合：中国主办APEC，美国主持G20。这两大多边平台在同一年“交汇”，难免引发各种解读。

美国高级官员凯西·梅斯在2月的一次发布会上回应得很直接：“我们将其视为合作机遇。美国在G20和APEC推动的议程具有很强的协同性。”他特别提到，中美在能源和人工智能等领域存在“相当多的共识”。

这是否意味着中美在APEC可以相安无事？恐怕没那么简单。技术层面，美方依据议事规则对所有中方项目进行无差别质询，例如我推动的“APEC技术向善”项目就遭遇了连串追问；策略层面，尽管美国国内机构面临裁员压力，但仍积极推动规则向对其有利方向改革；战略层面，美加澳紧密协调，逢会必就俄乌议题施压。这就是APEC平台上的复杂现实。

但正因如此，APEC作为多边平台的价值反而凸显，特别是在2025年釜山APEC元首会晤后，中美关系进入“再校准”阶段。在这个“结构性竞争下的阶段性缓和”时期，APEC提供了一个相对聚焦经济合作的场域，让双方可以在人工智能治理、绿色技术标准等具有全球公益属性的议题上寻找交集。

我在项目推进过程中也深有体会。2023年推动“APEC技术赋能低碳行动”项目立项时，虽然遭遇了一些阻力，但最终仍获得了马来西亚、中国香港、秘鲁等8个成员经济体的共提。这说明，只要议题设计得当，中美之间也能找到合作空间。

私营部门参与：被低估的力量

APEC的一个独特之处在于，它不是纯粹的政府间机制，而是非常重视工商界的参与。APEC工商咨询理事会（ABAC）成立于1995年，每年直接向领导人会议提交建议报告。

但在实际运作中，我国企业的参与度仍有提升空间。据统计，中国科技企业参与ABAC的比例不足美企的三分之一。这不仅是数字差距，更是话语权差距。

好消息是，情况正在改善。APEC中小企业工作组2021~2024年战略计划将“政府与企业的互动”列为五大优先领域之一。2026年1月，APEC供应链互联互通联盟在墨西哥城召开区域圆桌会议，专门探讨“探索私营部门协作新模式”。这说明，从机制层面看，进一步深化公私伙伴关系正成为APEC改革的重要方向。

在我主持的项目中，凡是成效较好的，无一例外都有企业深度参与。私营部门带来的不仅是资金，更是市场敏感度和实操经验。在数字化、绿色转型等领域，企业往往比政府更早感知趋势、更快形成解决方案。

2026年APEC“中国年”的主题是“建设亚太共同体，促进共同繁荣”。这个共同体不能只有政府的宏大叙事，也必须包含企业的生动实践。在APEC的会场里，我们常常看到欧美企业在规则讨论中据理力争，我们的企业则习惯在会场外的细分领域默默耕耘。中国企业注重实干，在细分领域表现卓越，但在利用多边平台进行规则沟通和主动推介方面，仍有提升空间。这种“只做不说”的做法，往往错失了事半功倍的外交与商业机会。今年是我们的东道年，期待看到更多中国企业从“耕耘者”变为“发声者”，通过ABAC等渠道，在规则制定中发出自己的声音。

APEC合作机制的建设：从论坛到行动平台

APEC有一个常被讨论的特点：奉行自主自愿、协商一致的“软机制”原则，决议缺乏法律约束力。这既是灵活性高的优点，也带来了执行力打折的缺点。

十年参与下来，我的观察是：APEC的真正价值不在于它能达成多少“硬约束”的协议，而在于它提供了一个持续对话、建立信任的平台。在这个平台上，21个成员经济体可以就共同关心的问题反复磋商、逐步趋近共识。

但这种“软机制”也需要与时俱进。当前APEC面临几重困境：信任赤字导致规则割裂，人工智能、数据治理等领域标准分化加剧市场壁垒；治理机制双重困境，发展中经济体的代表性不足，多边机制应对新兴挑战的行动迟缓；地缘政治干扰合作，经济问题被过度“安全化”。

如何破局？王毅部长在近期讲话中提出了清晰的思路：“探索两条路径”——亚太自贸区建设和互联互通网络升级；“加快三个转型”——数字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这些都是从论坛讨论向务实行动转化的具体抓手。

2026年是2014年北京会议提出的APEC互联互通蓝图（2015~2025）收官之年，也是制定升级版蓝图的起点。在这个承前启后的节点，能否推动APEC从传统的经贸合作机制，升级为能够有效应对数字时代挑战的行动平台，考验着所有成员经济体的智慧和决心。

结语

十年，足够让一个“小白”成长为独当一面的项目主持人。更重要的是，十年让我越发笃信一个朴素的道理：多边合作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它需要耐心、需要智慧、需要妥协的勇气，也需要坚持的定力。

2026年APEC“中国年”刚刚拉开帷幕。广州高官会之后，还有5月和8月分别在上海和大连召开的高官会，以及11月的深圳领导人会议。这一年也是中国第三次担任APEC东道主。这不仅是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如何在复杂的地缘政治格局中，推动APEC继续朝着开放、包容、普惠的方向发展，是所有参与者共同面临的课题。

对我个人而言，这段旅程还在继续。对亚太地区而言，共同体建设也永远在路上。如王毅部长所言，我们要“重温亚太合作初心，着眼APEC未来发展”。愿下一个十年，我们能见证更多共识的凝聚，更多合作的落地，更多共同繁荣的实现。

（作者系北京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