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硬扛”汇率波动，这些出海企业转向人民币结算

在过去的12个月中，美元指数表现出了显著的波动性，在110.01的高点与95.44的低点之间剧烈震荡。进入2026年3月，随着国际地缘政治冲突加剧，美元作为避险资产迅速反弹约3%，重新突破100关口。

在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中，中企出海步伐并未减速。商务部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已达1456.6亿美元，较上年增长1.3%。其中，对非洲、欧洲的投资分别实现了41%和20.9%的高速增长。这种“实体资产”的大规模出海，也对企业在不同法域、不同币种环境下的风险管控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面对波动的汇率和复杂的外贸环境，中企出海应如何抵御风险？

英国跨境支付公司Ebury中国区业务总监叶青青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尽管市场对汇率管理的重视程度逐年提高，但目前中小型企业仍普遍倾向于采用现汇交易。它们通常会在外币定价中预留一定的溢价空间，通过这种相对传统的方式来吸收不确定性成本。但随着汇率进入宽幅震荡期，仅靠定价缓冲已难以完全覆盖风险，更灵活的金融对冲工具正加速进入出海企业的视野。

跨境支付使用人民币的意愿提升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稳步推进，人民币已成为我国对外收支第一大结算货币、全球第二大贸易融资货币。央行数据显示，2025年人民币跨境收付金额达70.6万亿元。境外主体持有和使用人民币的意愿不断提升，使得离岸市场对人民币流动性的需求明显增强。

截至2025年末，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2个国家和地区的央行及货币当局签署双边本币互换协议，总规模超4.5万亿元人民币；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已有193家直接参与者、1573家间接参与者，业务触达190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余家法人机构。

叶青青从微观实操层面观察到，在西方买家与中国卖家两端，去美元化、提倡人民币结算的趋势正深入日常贸易。她分析称，以往当欧洲客户提出人民币结算时，中国供应商往往潜意识里认为对方在国内设有账户，试图将其转为“内贸”处理，进而担忧无法办理出口退税，或因买方信息不一致产生代付风险。但现在，供应商已逐渐走出“外贸用美元，内贸用人民币”的传统固有思维，认清了跨境人民币结算在退税与合规上的可行性。

根据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相关政策问题解答》，无论企业采取“先货后款”还是“先款后货”的模式，只要坚持“人民币计价、人民币报关、人民币结算”的原则，即可顺利办理退税。

同时，汇率波动的剧烈程度也倒逼了思维转型。叶青青称：“过去十年，美元兑人民币的波动率超过15%，尤其是近十二个月，受特朗普政策等多重因素影响，美元对欧元、人民币等主流货币大幅波动。由于许多供应商缺乏有效的结售汇对冲手段，因此对美元波动的风险感触极深。当现在提出人民币结算时，供应商的反馈非常积极，他们极度欢迎这种能规避美元中转风险的结算方式。”

而从欧洲买家视角看，使用人民币结算的意义更多在于“定价的稳定性”。叶青青解释道：“尽管许多欧洲企业具备较强的外汇风险管理意识，会通过远期工具锁定欧元兑美元的汇率，但如果中国供应商没有同步锁定美元兑人民币的汇率，供应链整体的成本波动风险依然存在。与其让双方分别承担欧元兑美元、美元兑人民币的双重汇兑损益，不如直接实现‘欧元对人民币’或‘英镑对人民币’的一步到位。”

叶青青表示，目前，越来越多的客户对此持有开放态度并开始尝试。由于客户通常对接多家供应商，结算币种的切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人民币结算确实已深度渗透进传统贸易的日常实操中。

构建全球化防御体系

在多币种结算时代，传统的刚性锁汇方案已难以满足出海企业的多样化需求。叶青青也观察到，传统远期合约常面临灵活性不足的痛点，许多国内中小企业反馈，一旦远期合同到期，若海外客户因故延迟付款，企业往往需要从他处拆借资金来履行或展期合约，成本极高。

她表示，为此，中小型企业可以采取“灵活期限外汇远期”方案。不同于在特定日期交割的标准化合约，该方案提供一个时间窗口（如6个月至1年），企业可以在此窗口内根据资金到账情况灵活选择行权时间。这使得实时汇率与远期汇率可以配合使用，赋予了企业极大的操作弹性。至于期权等复杂的衍生产品，通常需要企业具备更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和金融素养。

此外，构建全球化的本币收款体系也成为中型企业的主流选择。叶青青称，这种策略通过在欧洲等地开立本地账户，不仅能实现一定的自然对冲，还能通过多元化资产分散单一币种贬值的风险。

根据商务部数据，2025年，我国企业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非金融类直接投资2833.6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8%（以美元计为396.7亿美元，增长17.6%）。这使得当地小众币种的风险对冲成为刚需。据新华社，2025年6月，CIPS与标准银行、非洲进出口银行、阿布扎比第一银行、大华银行等6家外资机构正式签署合作协议。

针对中企出海新兴市场面临的利润汇回问题，叶青青建议利用专业的金融服务机构寻求合规路径。例如，在巴西和墨西哥收取的本币雷亚尔或比索，可以通过合规渠道兑换为离岸人民币回流。在基础设施不完善的非洲市场，则可利用迪拜等中转枢纽的金融网络，实现利润的安全撤回。

除了汇率波动，关税政策的频繁扰动也是2026年企业必须面对的课题。叶青青观察到，外贸企业正采取“定价优化”与“供应链延伸”双管齐下的策略。一方面，具备自主品牌的供应商通过直接调价将关税成本向终端分销商转移；另一方面，企业正加速从单纯的销售出海转向“产能出海”。

“我们观察到，中资企业在欧洲的布局正从早期在德、荷设立销售总部，转向在东欧（如匈牙利、波兰）及南欧（如葡萄牙、西班牙）设立生产基地。”叶青青表示，通过绿地投资或跨境并购实现产能本土化，已成为中企规避贸易壁垒、降低跨境风险的长期战略选择。面对日益复杂的非主流货币风险及财税政策，专业化金融机构正成为中资企业出海征途中的重要合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