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替代智力，人类如何反击？“不能完全交给市场”

“AI大模型原来只是你的文字秘书，现在有了智能体，可以当你的管家、办公室主任了。”清华大学人工智能国际治理研究院院长薛澜对记者表示，AI角色的转变，带来了比想象中更多的挑战，就业问题首当其冲。

在博鳌亚洲论坛2026年年会上，当下火热的“龙虾”智能体成了高频词，在采访中，薛澜打了一个比方：如果把传统的AI大模型比作“大脑”，那么现在的这类智能体，就是给这个大脑装上了“手”、工具和记忆。它不再只是回答问题，而是主动办事。

回顾历史，工业革命替代的是体力，计算机革命替代的是信息处理能力。而今天，AI直接冲击的是人类最后的骄傲——智力。薛澜提醒，如果我们还抱着“技术创新总会创造更多新岗位”的老想法，这一次可能“未见得”。

“它的影响面是巨大的。”薛澜强调，过去的研究者和科技创新者喜欢用历史经验来安抚焦虑，但这一次，我们需要严肃认真地对待就业问题，有必要研究如何通过政策手段进行调节。

这一点，国务院原副秘书长、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中国工业经济学会名誉会长江小涓也深表认同。她在另一场分论坛上抛出了一个观点，“AI应用不是市场的问题，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政府要考虑这个问题。”

江小涓表示，从公平分配方面，不能认为AI可以完全放手，让市场配置资源，因为AI带来了就业问题，“由于技术的发展，新长出来的岗位比它替代掉的岗位会多得多”。

“技术的合理不一定合意。”江小涓指出，经济的增长不是目的，我们还要医疗更好、教育更好、蓝天白云更好。她认为，如果一项技术对人有极端损害、严重影响社会安全或个人隐私，政府必须站出来，不能任由市场博弈。

基于此，江小涓提出，“单纯节约劳动型的AI要慎重”，如果没有带来质量的提升、更加绿色，只是替代了劳动力，这类AI应用应谨慎推进。

政府应该对“单纯节约劳动型的AI”做限制吗？在交流中薛澜认为，一些领域驱动技术创新的方向就是节约劳动力，尤其是在知识密集型行业，人力成本高昂，用技术降本增效无可厚非。关键在于，节约下来的劳动力往哪里去。

薛澜说，市场的作用应该首先被尊重，而政府的角色在于提供就业培训和社会保障政策。“很重要的、要做相应调整的是社会保障政策，不排除在就业转换当中，一些群体可能失去收入了，而社会保障能否保证他们有基本收入能维持日常生活。”这种保障是政府未来可能需要考虑的。

此外，从公共政策角度，薛澜认为，就业培训等方面都需要有一系列措施，不同行业影响速度也不一样，最近软件行业影响较快，各行业要尽量做准备。他补充表示，现在说的就业再培训，与传统的“培养新职业技能”不同，需要的是培养学习能力、创造能力。

“通才”式的转向，或许是应对AI替代焦虑的核心。近期，“AI时代文科生比理科生更吃香”的话题屡上热搜，薛澜认为，人工智能时代要不要分科需要重新思考。在他看来，无论文理，未来的人都必须具备两种能力：文科生需要掌握AI应用技能，理科生则必须补齐人文素质和哲学思考，“专业划分很细的时代可能已经过去了”，他希望有一天，文科生和理科生的概念是在博物馆。

面对AI的快速进化，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是：我们到底想让AI成为什么？薛澜指出，这是全社会需要共同做出的选择。就像生物技术领域明确划定了“造人”的红线一样，AI也需要类似的底线。

“我们是不是最后想让AI完全替代人？还是说技术发展的方向是让AI作为人的助手？这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他强调，这个选择不是由技术决定的，而是由人类社会决定的。企业和政策制定者都面临这一抉择。

在警惕风险的同时，江小涓也认为，“AI目前最主要的还是先发展起来。”因为技术迭代很快，应用前景广泛，且AI是泛在的技术，可以渗透到各行各业，对效益、质量、安全都会带来重大的改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