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霍尔木兹到中欧班列，建议打造多元、数字、自主的全球物流新通道

（本文作者祝波，上海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

01 引言

供应链是一个涵盖采购、生产、物流到分销的全流程的网络，其安全性不仅取决于直接供应商，更与整个产业链的分工协作结构以及各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紧密相关。

对于国家和企业而言，供应链的安全都至关重要，这要求我们必须建立有效的预案体系，包括准备关键物料的备选方案，以及规划能够应对战争、疫情等极端情况的多元化物流路径，避免对单一来源或通道的依赖。在操作层面，国家需利用数智管理系统，进行宏观模拟与风险预警，以提升整体供应链的韧性；企业则应借助同类系统实时监控成本、库存并预测潜在延误，实现风险的前置预警与决策。当前关于中东冲突影响的讨论，多数仍停留在被动应对层面。

本文认为，必须超越此种被动应对的思维，转向主动构建适应新时代挑战的供应链发展新逻辑。

02 基本判断：范式改变与国家战略升级

传统全球化分工体系以效率和成本为优先，追求即时生产、零库存与全球范围最优配置。该范式前提假设是全球拥有一个开放、可预测的稳定的环境，允许通过追求效率最大化实现经济快速增长。

近年来的疫情、地缘政治、贸易壁垒和自然灾害动摇了这个基础，特别是中东冲突以来，效率至上的线性链条因缺乏缓冲余量而变得非常脆弱，关键节点的中断可能导致整个系统的停摆，显现出精益管理模式在应对战争等系统性风险时的脆弱性。在一个高不确定性的全球环境之中，全球物流、能源与金融，导致国际物流运费与保费上升，供应链管理的核心关切，从追求效率最大化，转向安全与韧性优先。

供应链安全与韧性优先并非简单的策略调整，而是对全球化形态的重新塑造，是从线性、效率优先的旧范式，转向更具弹性与适应性的网络化新范式，寻求效率与安全之间的动态平衡，标志着全球产业逻辑的深刻变革。

供应链安全上升为国家战略议题。供应链的安全与国家主权进行绑定，这意味着，保障供应链韧性不能仅依靠企业自身努力，必须依靠国家进行战略统筹。国家层面需将关键供应链的自主可控当作国家安全的核心，通过政策引导、产业支持与国际合作等手段，确保对关键运输节点、数据流和结算体系的必要掌控。这预示着全球产业秩序正进入更加注重安全与韧性的新阶段，也为应对更广泛的未来供应链挑战积累经验与构建制度模板。

具体到企业，需要将安全因素提升至与成本控制同等甚至更高的地位。具体包括：构建多元化供应商网络与增强区域化产能以分散风险；在关键环节主动设置安全库存与备用方案以缓冲供应压力；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全链条可视化与协同响应；对传统追求效益最大化的模式进行结构性再评估，在重要领域建立更具自主性的供应链体系。

03 核心目标、实施路径与关键行动

为有效应对系统性冲击，构建安全与韧性优先的新型供应链体系，需明确以目标为导向、以路径为阶梯、以行动为抓手的完整实施框架，系统性地构建面向未来的安全、高韧性的供应链体系。

（1）核心目标

供应链体系的核心目标是打造一个能够主动预防与应对各类节点断裂的韧性系统。在通道依赖上，从追求多元稳定转向去节点化，根本性降低对单一通道或国家的依赖；在路径管理上，从被动降低依赖转向建立智能化的主动切换算法，实现基于实时风险的动态调度与避险；在资产安全上，从单向维护转向通过股权嵌入等方式打造海外利益共同体，将资产安全与东道国长期发展深度绑定，从而获取更可持续的保障。

（2）实施路径

供应链安全与韧性目标的实现，需遵循一套循序渐进的行动路径。从危机应对到结构优化，再到体系塑造的演进。

短期内，聚焦于应急响应与能力预置。此阶段核心任务在于快速启用备用物流线路以绕过受阻点，系统性增加关键原材料与零部件的战略储备规模，并灵活运用期货、保险等金融工具对冲价格与供应风险。实现这一切的关键，在于观念转变，为确保安全而设置一定库存，从过去的库存成本负担重新定义为不可或缺的战略资产储备。具体举措包括：建立基于动态风险监测的智能储备库，以及全力推动建立具有自主定价权和规则影响力的航运保险，以摆脱在风险保障环节受制于人的局面。

中期内，着力于供应链网络的战略性调整与重构。在具备初步缓冲能力后，工作重点应转向优化供应链的优化布局与治理结构调整，构建一个更具韧性的区域化生产与流通网络。这意味着国家层面需通过外交与经济合作，深化与周边及关键资源地区的伙伴关系，在战略要地投资建设高水平的中转枢纽与产能合作园区；同时，推动部分对物流安全高度敏感的产能向政治经济相对稳定的区域适度转移。这些区域不是物流中转站，可以通过制度设计升级为具备区域规则制定能力的枢纽，从而提升对关键通道的实际影响力。

长期内，着眼于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的变革与主导性参与。这是从适应性调整转向主动性塑造的阶段，目标是从规则的接受者，转变为规则的共同制定者。其核心在于共同参与构建一个更加多元、公平、安全的新型全球供应链治理体系。包括推动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降低对单一货币支付体系的依赖；联合利益相关方，共同管理与维护关键航道与基础设施的安全；投资数字基础设施、去中心化的分布式能源布局等基础实施。更进一步，探索创造具有韧性的平行系统，深化数字人民币在国际供应链金融与结算中的全流程应用；将中欧班列从传统的物流通道，升级为集成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的数字与物理相结合的智慧走廊；以商业实体共治的创新模式，积极探索和开发北极航道等战略性贸易通道，为供应链安全提供新选择。

（3）关键行动

要构建面向未来的高韧性供应链体系，关键在于落实具体行动，构建一个由政府、企业、金融机构三方协同联动的闭环体系，最终实现系统集成。

政府层面，强化多边协调，与关键资源国、过境国等建立稳定的协作关系。牵头或参与区域性供应链协议，共建替代性物流通道，降低对单一危机区域的依赖。建设国家级监测与调度平台，整合海关、航运、经贸等数据，构建具备全景洞察功能的供应链公共平台。通过数据模拟及智能分析，对重点产业链实时监测及风险预警，在危机时协调运力、港口等资源。完善政策与法规框架，探索强制要求重点企业，促进企业加强供应链风险管理。完善税收优惠、专项资金等政策，激励企业进行供应链多元化布局及战略物资储备。

企业层面，主动进行运营策略调整，构建可快速响应的弹性供应链网络。采取近岸布局与供应来源多元化相结合的采购策略，关键物料转向多区域供应，缩短链条，关键部件增加安全库存，平衡库存成本与安全需求。利用区块链等技术实现供应链全程可追溯，并通过购买政治风险保险等方式，将部分不确定性进行市场化转移。

金融层面，进行金融工具与服务创新，开发针对供应链中断风险的保险产品，为企业提供直接风险补偿，运用市场化工具分散风险。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为受冲击企业提供应急流动性支持；探索发行供应链韧性专项债券或设立主题投资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多元化物流通道、近岸生产设施以及战略储备等长期韧性基础设施，将短期风险管理与长期能力建设相结合。

我国供应链应以安全与韧性为优先，采取多元通道、区域集群和数字治理等策略，将外部压力转化为供应链升级动力。更重要的是，积极参与全球供应链体系的共塑，做好战略备用系统及智能算法等基础设施，通过制度创新，政府、企业与金融机构协同，运用区块链、专项债等工具，突破传统地缘政治限制，主动参与并塑造未来全球供应链的规则与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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