聆听陈克伦：谁对博物馆有贡献、我们就要感谢他……

丙午新春的三月二十八日，应复旦大学校董、老同学陈靖丰的邀请；笔者有幸再次当面聆听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陈克伦教授的教诲。笔者和陈靖丰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八九年间就读复旦大学历史系，不过我俩是历史学专业；陈克伦先生陶瓷方面授课的科班弟子是文博专业的施彤、石建邦、白坚和张元林等优秀生，这些同学在四十年后的今天就是我国文博事业中坚力量。这让陈先生感到很有师者成就感，而我和另一位老同学屠宝迪及师弟师妹们同样倍感自豪，尤其是在去年迎接复旦大学一百二十周年华诞和复旦历史系百年华诞之际。

文博大家陈克伦先生，同时是上海博物馆研究馆员、上海交通大学博物馆馆长、复旦大学兼职教授和中国古陶瓷学会副会长。他曾经担任过上海博物馆副馆长的要职，在促进上海和世界级大都市的国际文化交流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在我的印象中，最深刻的就是他接待了美国总统卡特和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基辛格博士；他常去美国、英国和日本等国文博要镇！

因为我自己由于家学的缘故，对于古文字和青铜器更感兴趣。所以，关于陈克伦先生最为强项的瓷器；我恰恰是五年前通过品读他的专著《瓷器中国》和主流媒体的专访，再来加以深刻了解的。就在三月二十八日，我还向陈先生提起五年前曾品读他的瓷器专著；并且告知陈先生我本人在中小学普及文博常识公益活动中，常以他的《瓷器中国》为瓷器普及母本。

而丙午新春我聆听陈克伦先生教诲，主题是博物馆应有的情怀、社会文明的进步和公众文博意识涵养、新中国以来上海博物馆和国宝藏家捐赠后的新佳话；让我如饮美酒而陶醉中！

陈先生开门见山地告诉其学术讲座的主持人陈靖丰和现场听众朋友：“上海博物馆的主旋律传统即跟收藏家有非常良好的关系，我们互相并不是谁依靠谁，而是互相之间彼此都成了知音朋友，这个关系我觉得很正常的。而像类似这样的温馨关系，今天的博物馆和今天的收藏家们、恐怕就很难达到这样的境界。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像人的观念也在变化，所以我很怀念我们上博那个文博事业大发展的关键时候和我们当时的那些收藏家朋友。现在那些人都已经逐渐老去了、有的已经离开了。老去了，是客观事实；而他们子女能进行国宝文物主题介绍的似乎不多，因为观念和职业都不一样。然而，大家看上博和收藏家的关系：互相是老师、互相又是朋友，所以我们的关系是非常平等的。亦师亦友，可以说是最有益双方”！

也在现场聆听陈先生上博情怀讲述的复旦大学八五一四班老同学屠宝迪、杨立新和张阶伟认为：“博物馆与收藏家亦师亦友的主题故事，甚至比某些国宝文物的传奇更能打动我们”。

案例一：潘家捐赠青铜器

历史学家们和文博权威们都一致公认：青铜器的出现，拉开了巍巍中华文明发展史。而青铜器中的代表——鼎，在中国古代更是被视为立国的重器和政权的象征。苏州望族潘氏老宅曾收藏祖传的西周青铜器大盂鼎、大克鼎；此两鼎与现存台北的毛公鼎曾并称海内三宝。

在清代时，潘家出过不少状元、探花。其中潘祖荫曾高中探花，官至工部尚书，当年显赫一时；并和左宗棠有深厚的交情。潘祖荫喜欢收藏，当年左宗棠曾将自己珍藏的大盂鼎赠送给他，后来，潘祖荫在北京又以重金购得了大克鼎。潘祖荫在北京去世后，留下大批收藏文物，其中就包括这两尊宝鼎；他的弟弟潘祖年秘密赴京把这些文物运回苏州，存放在南石子街的潘氏老宅中。国难时期，侵华日军多次闯入潘家大院疯狂地搜查，虽然财物损失不计其数，但宝鼎踪影始终没有被发现。终于等来了国家的黎明和文博春天，一九五一年，最为关键的潘家国宝传人潘达于（1906-2007）写信给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她表示“有全国影响的重要文物只有置之博物馆才能充分发挥其价值”，愿意向国家捐出家传宝藏盂、克两鼎。

当年上海市文物管理委员会举行了潘氏捐献盂、克两鼎授奖典礼，向潘达于颁发由时任文化部部长沈雁冰（茅盾）签发的褒奖状以及2000元奖金。但潘达于没有收下奖金，她再给上海文管会写信：“古物归诸人民，供历史上之研究，正欣国宝之得所，乃蒙政府赐给奖状举行典礼，已深荣幸，今又蒙颁给奖金，万不敢再受隆施，恳请收还成命，无任盼祷之至……”。

翌年，盂、克两鼎被上海博物馆收藏并展出。一九五九年，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提议，上海博物馆将大盂鼎调拨给中国历史博物馆即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二零零四年即潘达于百岁寿诞之际，国家文物局、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上海博物馆在上博共同举办了“百岁寿星潘达于捐赠大盂鼎大克鼎回顾特展”，以再次表彰潘达于的护宝爱国精神；俩鼎国宝在沪再相逢！而大克鼎已是上海博物馆中国古代青铜馆镇馆之宝，每天有近万观众从各地前来一睹其风采！

此番，陈克伦教授感慨地说：“以实际活动获得收藏家的信任，比如收藏家有什么困难我们帮助，我们有什么困难收藏家进行帮助”。他还回忆：“潘达于后来一度生活很困难，其个人是在弄堂的生产组工作。当时上博根据情况每个月给她生活费，但觉得给些生活费是非常浅薄的，因为跟其捐赠的150多件文物是不能相比的，上博要代表政府把潘家关心起来”。

案例二：李鸿章后人邱辉

主题学术讲座中，陈克伦先生让听众们记住了爱国者、文博藏家邱辉女士的英名；我由此也极大地丰富了自身的文博认知。之前，就有文博行家评论说：“在中国近代文物收藏的璀璨星河中，李荫轩是一颗耀眼且独特的星辰。他出身显赫，是李鸿章五弟李凤章的孙子，生于1911年，虽未亲历先祖李鸿章的辉煌时代，但家族深厚的底蕴为他开启了别样的人生”。

出生和生活在上海的李荫轩，从1930年开始收藏中国古代青铜器，青铜器是收藏界中的重器，年代久、数量少，能收到几件便可以沾沾自喜，而他收藏青铜器200余件；而且对这些藏品一一做了鉴定和文字考据，几乎没有可疑之品。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上海博物馆征集组的工作人员找到李荫轩，再三努力做他的工作下，李荫轩慷慨拿出三件有铭文的青铜器珍品。其中一件有大篇铭文，记载西周历王率领军队东征准夷的事，器主名为翏生，器名为翏生盨，极有历史价值。我曾经在上海博物馆由施彤同学陪同，近距离见过这件一级国宝。

记得一九九六年时，施彤在上博向我介绍：盨，是盛放黍、稷、稻、粱等饭食的青铜器具。盨的使用期很短暂，西周中期后段出现，西周晚期较为流行，而在春秋初期则基本消失。

此番，陈克伦先生实事求是地告知听众：有一个特殊时期李荫轩为避免文物劫难，由他信任的上海博物馆对其青铜器收藏逐一登记造册，即代为保管。改革开放新时期开启，曾经决策“在特殊情况下给上海博物馆的文物，我们统管归还；这在当时的博物馆体系下也很少能做到，因为我们觉得这是当时的形势所迫，不是文物藏家真正意思的表达”。但是，李荫轩夫人邱辉毅然决定把收藏再捐献给上海博物馆，一度出国与定居加拿大的儿子一起生活。

但是，邱辉在海外的生活却很不习惯，在加拿大住了六年以后再回到上海。回来以后没有地方住，就由上海博物馆果断予以解决。陈克伦先生告诉大家：“邱辉女士一直生活在离上海博物馆不远的一个高层公寓里，其每个月的生活费是上海博物馆提供的。仁者寿，她在上海一直生活到103岁，其后事都由上海博物馆操办，所有的过程都拍了照片寄给她在加拿大的儿子”。我聆听之后，觉得甚是感动；记得邱辉女士也是出身于湖州南浔富豪之家，她在叶落归根之际、直系亲属和家族亲戚都未能亲临现场，是上海博物馆陪伴了她最后的人生！

案例三：成吉思汗的金币

此番聆听陈克伦先生的教诲，我本人最大的收获就是了解了一件最陌生是文物——成吉思汗金币。捐赠人是曾经的十里洋场名人杜月笙之子、旅居海外的杜维善先生；这是新时代上博佳话。杜维善（1933-2020）系海外收藏界的著名古钱币专家，本质工作是地质工程师。

陈克伦介绍说：“杜维善早年生活在台北，后来移居加拿大。在海外的生活、考察和社会活动中，使得他有机会收藏了一批丝绸之路的钱币，这对当下中国文博界来说是非常难得的新机遇”。丝路主题钱币，在杜维善捐赠上博之前，“我们只有一家文博单位有，即新疆博物馆收藏的丝路钱币就是在新疆境内出土的，不过还没有那么成系列。而杜维善先生慷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的丝路钱币一共有2000多枚；分三次捐赠，把整个丝路各个国家联通起来”！

就成吉思汗金币而言，不仅美伦美央；更让我了解到当时风华和军事财政的运转。这枚金币正面，用阿拉伯库斐克体文字书写“汗中之汗、最伟大、最公正的成吉思汗”。目前这是中国已知的唯一一枚刻有成吉思汗字样的蒙古国金币，就展示在上海博物馆货币展厅中的一个独立展示柜里。其历史背景为：丝绸之路自汉代开通以来，一直是东西方贸易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位于中亚的穆斯林国家担当着中间人的角色，中亚古国花剌子模就是其中一个。

成吉思汗试图在中亚、南亚和西亚之间建立起自由贸易，这不仅对蒙古人，也对其他穆斯林国家有好处。而成吉思汗金币的制作就是为了纪念了这一段荡气回肠的历史，记录了其认为伟大的西征、丝绸之路和中西文化的交流。国际文博界的纪录显示：这种金币只有在阿富汗一个窖坑出土，当时出土了五十八枚，其中一部分是花剌子模金币，但是在挑出大约三十五枚品相好的金币流入收藏家手里之后，其余的金币统统融化为金块。换言之目前留存于世的仅有三十五枚，而在中国的就是上海博物馆这枚——这也是首次发现成吉思汗的铭文！

陈克伦先生向大家强调指出：成吉思汗金币之所以成为经典文物，是因为成吉思汗当时疆域所统治的范围是横跨亚欧的，所以金币不是在中国发行的，而在中国境外发行的。然而成吉思汗的元王朝时间又非常短，所以这个金币流传下来的非常稀少；杜维善捐赠弥足珍贵！

陈克伦先生回忆：“杜维善曾相告：这枚金币相当昂贵、是他出售了一栋房子为代价换来的。为此，上海博物馆帮他开办了一个专门的陈列室，即专门收藏丝路钱币，同时我们举办了非常隆重的捐赠仪式”！对此，我和大家一样非常感慨：即杜维善始终心系故土，虽然生活在海外、事业在彼岸，但文博非凡贡献于故土；最后荣获上海市政府颁发的白玉兰奖！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