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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是“十五五”规划开局之年。一季度国内生产总值334193亿元,同比增长5.0%,较上年四季度加快0.5个百分点,实现“开门红”。经济呈现企稳回升迹象,市场乐观情绪有所升温。但必须清醒看到,价格指数仍处低位,经济恢复基础依然脆弱,生产端热度与常态化真实消费活动并不匹配。深入剖析数据背后的结构性矛盾,对于把握政策节奏、稳固向好态势具有关键意义。
从生产端看,供给扩张特征明显。一季度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较上年四季度加快1.1个百分点;装备制造业增长8.9%,高技术制造业增长12.5%,3D打印设备、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量分别增长54.0%、40.8%和33.2%。服务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增长10.6%,现代服务业保持较快扩张。这既是“两新”政策前置发力的效果,也是新质生产力加速壮大的体现。
从需求端看,内需贡献率达84.7%,但结构性分化显著。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4%,3月当月增速降至1.7%;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7%,基础设施投资增长8.9%起到托底作用,但民间投资仍下降2.2%;外贸表现超预期,进出口总额增长15.0%,出口增长11.9%。值得警惕的是,新建商品房销售面积同比下降10.4%,销售额下降16.7%,房地产市场调整仍在深化,市场主体投资意愿尚未根本扭转。
价格信号是透视经济“表里”差异的关键窗口。3月CPI同比上涨1.0%,环比下降0.7%,去除季节性因素后,核心CPI疲软态势反映居民消费意愿和能力依然受限。PPI虽在连续41个月下降后首次转正,但一季度平均仍下降2.7%,显示工业领域价格回暖基础并不牢固。供强需弱矛盾突出,经济向好根基仍需夯实。
展望未来,经济增长动能仍面临多重考验。从国内看,房地产深度调整、地方债务压力与消费需求不足构成三大核心约束。房价下行压低居民财富水平,抑制相关消费支出,民间投资等“快变量”的向下调整,正拉动居民收入与消费等“慢变量”进入负向循环。地方土地出让收入降幅扩大,基层财政“三保”压力凸显。人口总量减少与老龄化加速,从长期供给侧制约经济潜力。从外部看,全球经济增长陷入“低速常态”,关税与贸易紧张局势升级,中美结构性摩擦向科技、金融领域延伸,欧盟碳关税落地、关键矿产联盟推进,中国企业面临的市场准入壁垒与合规风险显著上升。更应警惕的是,超万亿美元贸易顺差正引发新一轮“中国冲击”叙事,多国保护主义反弹可能形成广泛经贸摩擦阵线。
价格低迷本质由终端需求不足派生。名义增速持续低于实际增速,GDP平减指数可能继续为负,意味着企业盈利、居民收入和财政收入的名义增长受限,债务实际负担加重。只有将终端需求拉回合理水平,产能过剩、利润下滑、就业压力等派生性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2026年经济大概率呈现“前高后稳”走势,全年实现5%左右增长目标具备条件,但过程不会平坦。一季度高增速部分受益于政策前置发力、出口抢跑和低基数效应,随着政策脉冲递减、关税冲击滞后显现,二、三季度可能面临边际放缓压力。主要风险集中在四个方面:出口增速回落风险,3月出口额同比已现负增长;房地产下行超预期风险,可能通过产业链传导加大相关行业压力;价格低迷持续风险,若通缩预期固化,将形成“低价格—低预期—低支出”的恶性循环;外部冲击共振风险,地缘冲突升级、全球金融市场动荡等“黑天鹅”事件,可能通过能源价格、资本流动等多渠道冲击国内经济。
面对复杂内外环境,宏观调控须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加注重政策协同性与精准性。财政货币政策应协同发力,把促进物价回升作为重要考量。2026年财政刺激资金规模不低于12万亿元,关键在于优化支出结构,从偏重基建转向扩大终端需求与“投资于人”。货币政策应坚持“以我为主”,通过明确通胀预期管理和政策利率下调,改变企业与居民价格预期,激活民间投资与居民消费内生动力。应全方位扩大内需,短期用好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释放文旅康养等消费潜力;中期着力提高居民可支配收入,完善社会保障,降低预防性储蓄动机。稳妥化解房地产与地方债务风险,需求端、供给端双向发力,加快隐性债务置换,推动地方政府从“土地财政”向“产业财政”转型。以高水平开放应对外部不确定性,深化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在半导体、人工智能等关键领域突破“卡脖子”瓶颈。同时,稳定市场预期,呵护信心,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依法保护民营企业产权和企业家权益。
总体而言,一季度实现了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为全年目标奠定较好基础。但必须清醒认识5.0%增速背后的深层矛盾,对外部环境的复杂多变保持高度警惕。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应过度悲观,应以更加积极有为但避免强干预的宏观政策,以结构性改革破解深层次矛盾,推动经济在爬坡过坎中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确保“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作者系北航经管学院教授、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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