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快评｜学术打假不能靠“耿同学”孤军奋战

近期，科普博主“耿同学讲故事”的学术打假引起广泛关注。同济大学已确认其举报的论文存在学术不端，免去涉事院长职务并解聘第一作者；南开大学、上海大学已成立调查组，对被举报论文启动调查程序。这些知名高校学者接连被举报，令高校与学术界陷入一场“地震”。

“耿同学”是吉林大学生物学本科、硕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博士五年级未毕业”。2024年以前，他就做过公开打假学术论文的视频。在《南风窗》的报道中，“耿同学”自述中的一句话令笔者印象深刻：“这段时间做打假以来，没有任何一篇问题论文，是官方自己去找出来的。这是迄今为止让我感到最失望的一点。”

这句话不啻于一封更重大的“举报信”，指向国内科研诚信管理方面可能存在的一个系统性漏洞——如果“举报”属实，说明长期以来，部分单位和部门在这方面管理责任虚置、工作不到位，而这可能是导致学术不端现象频发的重要原因。

“耿同学”之所以发出上述感慨，是因为他亲身体察到当前学术不端猖獗的可怕现实。根据他的自述：一方面，现在的科研领域，充斥着“石墨烯+鸟粪”类研究（科研圈典故词汇，指那些没有意义、浪费科研经费的研究）；另一方面，把关环节普遍缺乏必要的重复验证，导致虚假研究结果轻易出笼。

关于后一种情况，“耿同学”的例证是：他上大学时观察到，某些导师对学生给出的实验结果，“基本选择完全相信，甚至看都不看”。而这种情况，在他十年前念本科的时候如此，研究生阶段“已成为普遍现象”，到后来换了一所学校读博，“发现仍然没有什么改变”。

具备一定科研常识的人很容易理解，重复验证对确保实验结果可信度的重要性。“耿同学”称：“如果越来越多课题组开始重视重复实验，那么，我认为对整个中国的科研环境来说，积极影响都是非常可观的。”可惜他看到的情况令他忧心，一些论文的造假痕迹明显，甚至“连演都不想演了”。

如果“耿同学”描述的情况真实存在，那么，显然已不是个别研究者（包括大学生）的科研行为失范，而是系统性的学术道德失守。其危害后果也远远超过一人一事。拿科研经费来说，“耿同学”称，他举报的每一篇论文，“几乎都花了五十万到好几百万元的科研经费”“拿着这些钱去生产造假的论文，会造成巨额损失”。这显然是一种难以承受之痛，还不包括以错误研究结论指导生产生活带来的危害。

当然，这种“举报”还有待更全面、深入的调查来证实，但负责任的态度正是展开负责任的调查。何况，“耿同学”可算半个“圈内人”，其现身说法具备一定的可信性。在他打假出名后，有一些学生抱怨，说让他们毕不了业；一些老师开始明确要求重复实验。还有一个相关新闻是，去年11月起，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随后，“无痕撤稿”成为一项颇受欢迎的“灰色服务”。这些现象，从不同侧面佐证了相关描述应该不是毫无根据的猜测。

学术打假有一定的门槛，不能过多指望非专业的普通人和新闻媒体，也不能依靠“耿同学”这样的正义之士孤军奋战。有能力、更有责任的科研相关单位和行业主管部门，当负首责。应该压实这些单位和部门的管理职责，一旦发现学术不端行为，就应追究相关单位的连带责任，以及主管部门的监管责任。

这方面具备充分的政策依据。早在2018年5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下称《意见》），就明确了有关各方在科研诚信管理方面的职责。根据《意见》，“科技部、中国社科院分别负责自然科学领域和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科研诚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宏观指导”“地方各级政府和相关行业主管部门负责具体落实”“从事科研活动的各类企业、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是科研诚信建设第一责任主体”“学会、协会、研究会等社会团体要发挥自律自净功能”“从事科研活动和参与科技管理服务的各类人员要坚守底线、严格自律”。可见，如果科研诚信工作没抓好，学术不端现象多发，责任在谁是十分清楚的。

去年11月，科技部会同有关部门部署开展学术不端撤稿论文专项整治行动；今年1月，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集中通报46人的科研不端行为，涉及20多所高校及医院；4月份以来，国家卫健委科教司已发布两批次《关于部分科研失信行为的公开通报》，其中第二批对涉事医院名称予以公开。这些动作表明，相关部门已开始加大对学术不端行为的关注治理，作为“第一责任主体”的相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应当跟上步点。

防范治理学术不端需要多方联动。当一位科普博主仅凭专业知识与正义感就能揭穿顶刊论文的造假，那些本应承担把关、监管责任的机构与部门，实在没有理由沉默与缺位。与此同时，对于“耿同学”这样的科研失信“吹哨人”，还应大加保护和鼓励。要确保他们不会被打击报复，并可以借鉴国外对“学术侦探”的奖励模式，从挽回的科研资金损失中拿出一部分予以奖励。

守护科研诚信，就是守护国家的未来。

（作者系第一财经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