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援助退潮下，中国发展融资如何再聚焦

（本文作者王燕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资深研究员，翟铮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研究中心博士后，吴仪君为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研究助理）

全球发展融资体系正在进入一个新的紧缩周期。2024年，OECD国家官方发展援助出现下降，部分主要捐助国特别是美国也在收缩或重组对外援助体系。与此同时，全球南方国家面临的基础设施、能源转型和产业升级融资需求却持续上升。这背后反映的是更深层的“援助疲劳”：传统援助国继续扩大对外援助的政治意愿下降，而发展中国家的长期融资需求并未减少。

绿色转型、数字基础设施和供应链重组正在重塑发展中国家的融资需求。对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而言，关键不只是获得资金，而是获得能够提升生产能力、推动产业升级并支撑长期增长的资本。援助可以缓解短期压力，长期发展仍需要耐心资本以建设公共资产、升级产业能力和市场连接。

在这一背景下，重新评估中国发展融资与全球南方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具有现实意义。过去二十多年，中国发展融资在全球南方，尤其是非洲、拉美和亚洲的发展中国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围绕中国发展融资的讨论，长期集中在债务、风险和地缘政治竞争上。今天重新讨论中国发展融资，重点不应只是它“有没有带来增长”，而应进一步追问：这种增长来自哪里，能否转化为结构性转型，又如何服务于全球南方的绿色和数字转型？

一、中国发展融资的增长效应，正在得到更多实证研究支持

过去关于中国发展融资的讨论，常常停留在宏观印象层面。近年来，越来越多基于大规模数据库、地理编码项目数据和因果识别方法的研究，开始更系统地评估其经济影响。

总体来看，近年的实证研究越来越多地显示，中国海外经济活动与全球南方国家经济增长之间存在不容置疑的正向关系。无论是在国家层面观察人均GDP增长，还是在区域层面观察项目周边经济活动，中国发展融资的增长和溢出效应正在获得越来越多实证研究的支撑。

在区域层面，研究者常使用夜间灯光亮度作为经济活动的代理变量，因为灯光变化可以较直观地反映用电、商业活动和城市化水平的变化。相关测算显示，中国发展项目能够提升项目周边地区的夜间灯光强度。在撒哈拉以南非洲，一个二级行政区内只要有一个中国融资的基础设施项目，该地区夜间灯光亮度平均提高约5%，邻近地区提高约10%至15%，具有明显的空间溢出效应。这类证据说明，中国发展融资的影响不只停留在宏观统计中，也可以在具体市、县和地区层面的经济活动变化中被观察到。

图1：撒哈拉以南非洲夜间灯光对比，2008年与2021年

来源：Wang 和 Xu（2025年）。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基础设施投资是中国发展融资带动增长的重要渠道。交通、电力、水务、电信等项目并非单个工程，它们往往是生产活动的前置条件。道路降低运输成本，电力提升生产稳定性，港口和铁路扩大市场连接，通信基础设施增强信息流动和商业组织能力。对许多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正是长期制约经济增长的瓶颈。

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发展融资的效果需要超越传统援助框架来理解。相当一部分传统援助更强调社会部门、项目合规和短期减贫目标，相比之下，中国发展融资中较大比例投向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资产。换言之，中国发展融资的核心作用在于通过基础设施和生产性资产，改善增长所需的实体条件。

二、中国发展融资的关键，在于融资方式与发展需求更紧密相连

中国发展融资之所以显示出较强增长效应，关键在于其融资模式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求之间存在较强连接。资金规模固然重要，资金进入哪些领域、以何种周期进入、能否解决东道国发展的瓶颈，同样决定融资效果。

首先，中国项目通常具有较强的需求驱动特征。许多项目来自东道国政府主动提出的基础设施和发展需求，通常能够缓解该国发展瓶颈。相比传统债权人更强调事前筛选、社会环境评估和政策条件，中国融资在项目选择上通常更灵活，附加条件相对较少。这种模式当然也伴随项目筛选、债务管理和环境治理方面的风险，但其优势在于，它能让发展中国家更快获得资金，并将资金投向本国政府认为最紧迫的发展领域。

其次，中国发展融资具有“耐心资本”的特点。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往往前期投入高、回收周期长，短期内难以产生财务回报。市场化私人资本通常不愿承担这类长期风险，传统援助资金规模也有限。中国的开发性金融机构、政策性银行和国有企业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

再次，中国自身的发展经验和产业能力，使其在基础设施建设、工程实施和制造业配套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中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本身就是从农业经济向制造业经济转型的过程。这个经验使中国更容易理解全球南方国家在工业化早期面临的交通、电力、园区、物流和供应链问题。

因此，中国发展融资的独特性，体现在一种“金融、工程、产业和贸易”结合的方式上。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基础设施走廊、制造业投资和出口便利化，如果能够形成组合效应，就可能为东道国提供比单一项目更完整的发展支撑。

三、增长并不自动等于结构性转型

不过，增长效应并不等于发展成功。对全球南方而言，更关键的问题是：基础设施带来的增长，能否进一步转化为产业升级和结构性转型？

结构性转型意味着一个经济体从低生产率部门转向高生产率部门，从初级产品依赖转向制造业和服务业升级，从单一资源出口转向更复杂的产业结构。中国自身的现代化经验，正是这样一个长期过程。

但对全球南方国家而言，基础设施改善和GDP增长未必会自动带来产业升级。道路修好了，电力改善了，港口建成了，如果缺少本地产业承接、技能培训、市场准入和制度配套，增长可能停留在短期建设活动或资源开发层面，难以转化为持久的生产能力。

同时，中国与全球南方之间的经济联系也存在潜在张力。一方面，中国投资和工程项目可以缓解基础设施瓶颈，帮助发展中国家进入全球价值链。另一方面，中国制造品出口也可能对部分国家的本土工业形成竞争压力。如果东道国本地制造业尚未成长成熟，就过早面对低成本进口产品冲击，其工业化空间可能被压缩。

绿色转型领域也存在类似矛盾。中国在太阳能、电池、电动车和清洁能源制造方面拥有明显优势，可以帮助全球降低绿色技术成本。但如果合作仅停留在产品出口，缺少技术扩散、产业转移和本地能力建设，全球南方可能只是低成本绿色产品的进口方，而难以在本地形成装配、运维、零部件生产和技术学习能力。

债务可持续性、环境治理、项目透明度、本地就业和产业承接能力也会影响中国发展融资的长期效果。未来的合作需要把这些约束前置到项目设计、融资结构和执行机制中，避免增长效应被债务压力、环境成本或本地收益不足所削弱。

因此，下一阶段中国发展融资的重点，不应只是扩大项目数量和规模，而应转向提升项目质量，使基础设施、融资工具与东道国产业能力形成更紧密的闭环。实现这一点，不仅有利于东道国的长期发展，对中国同样重要。随着国内部分产业面临产能压力，全球南方不仅是潜在市场，也可能成为中国绿色技术、轻工制造和数字服务开展合作的新空间。

四、未来方向：从项目融资转向价值链合作

面向未来，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合作需要从项目导向进一步转向价值链导向。

这意味着，基础设施建设仍然重要，但不能孤立推进。交通项目应与产业园区、物流体系和出口市场结合，能源项目应与制造业布局和用电需求结合，数字基础设施应与本地企业数字化、金融服务和技能培训结合，绿色能源合作则应与技术转移、本地装配、本地就业和产业升级结合。

在绿色转型方面，中国具有独特条件。中国已经在清洁能源制造、太阳能产业链、电池、电动车和相关基础设施方面形成规模优势。全球南方国家对低成本绿色技术的需求正在快速上升。未来，如果中国能够通过投资、进口、技术扩散和产业转移，把绿色产业链的一部分嵌入全球南方本地经济，就可能形成新的南南合作增长点。

更广义地看，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和本地供应链结合，往往比单个道路或电力项目更容易形成产业集聚。虽然传音控股并非发展融资案例，但其在非洲市场依托本地销售渠道和用户需求进行产品适配的经验说明，中国企业与全球南方的合作不应只是出口产品，也可以更深地嵌入本地市场和产业网络。

在融资工具上，也需要跳出传统援助框架。单纯依赖官方援助难以应对全球南方庞大的基础设施和气候融资缺口。未来可以更多使用贷款、股权投资、开发性金融、区域公共开发银行合作、人民币计价的熊猫债以及绿色金融工具，动员政府、金融机构和私营部门共同参与。

这意味着发展融资需要在重振中升级。过去中国发展融资更多解决的是“有没有路、电、港口、园区”的问题，未来更应回答“这些资产如何支持本地产业升级、绿色转型和长期增长”的问题。

五、重新构筑中国与全球南方的增长链接，提升质量

当前全球发展融资面临的核心矛盾，是发展需求上升与传统援助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全球南方需要长期资本，推动生产率提升、产业升级和绿色转型。

中国发展融资过去的经验表明，基础设施、耐心资本、需求导向和产业配套，可以对发展中国家增长产生积极影响。未来的关键，是在控制风险和提升质量的基础上，把重点重新放到结构性转型上。

这也要求中国在全球南方合作中更加重视三个问题：第一，融资是否形成了可持续的公共资产和生产能力；第二，项目是否真正嵌入东道国的发展战略，比较优势及其产业基础；第三，合作是否帮助本地企业、工人和政府提升能力，促进产业发展及升级，避免停留在工程建设或商品出口层面。

如果说过去二十年的中国发展融资，主要回答了全球南方如何补基础设施短板的问题，那么下一阶段更重要的问题是：如何通过绿色技术、数字基础设施、产业转移和价值链合作，帮助全球南方进入新的结构性转型周期。

在全球援助退潮、气候融资不足和产业链重组并行的时代，中国发展融资的未来，和全球南方能否找到一条超越传统援助依赖的发展道路，已经紧密联系，不可分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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