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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一个“百亿光环”熄灭。
不到半年时间,知名基金经理郑澄然三度卸任在管产品,最新在管规模定格78.07亿元,暂别百亿阵营。据第一财经了解,他目前并未有离职举动,此番连续调整仅为正常的工作减负与产品优化安排。
个体更迭的背后,是公募行业“去明星化”进程。数据显示,年内超230位基金经理离任,3000余只产品发生人事更迭。从张坤、刘彦春、葛兰等老牌顶流集体增聘减负,到新生代基金经理弯道超车、老牌百亿大佬位次滑落,曾经星光熠熠的百亿名单,正在经历残酷的“新陈代谢”。
在业内人士看来,在制度、市场、打法都在变化的背景下,公募行业正告别过往“单人扛百亿、赛道造顶流”的流量模式。随着老牌顶流缩量减负、赛道型选手批量掉队,取而代之的是新锐加速上位、共管模式接棒的新趋势。生态重塑之下,一场从“造星”到“造体系”的深层变革已然开启。
新旧顶流位次重排
据广发基金公告,郑澄然自7月7日起因“工作安排”离任执掌五年多的广发兴诚。这已经是这位昔日的“90后顶流”年内第三次卸任产品,此前3月、4月,他先后卸任了管理近四年的广发成长动力三年持有、广发新能源精选。
连续精减产品后,郑澄然在管产品缩减至5只,在管总规模降至78.07亿元,暂时离开了备受瞩目的“百亿基金经理”行列。不到半年,三度“减负”,也引发部分投资者对其离职的疑惑。第一财经核实确认,郑澄然目前并无离职计划。
一位明星基金经理的“退位”,只是公募百亿顶流大换血的冰山一角。近年来,公募行业正告别过往“单人扛百亿、赛道造顶流”的流量模式,眼下迎来一轮密集减负、增聘共管、基金经理更迭浪潮。
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8日,年内基金经理离任人次达到230人,比去年同期增加近两成;同期出现基金经理变动的基金产品(仅计算初始基金,下同)数量已经超过3000只,同比增加15%。
例如张坤、刘彦春、葛兰等一众老牌百亿基金经理,纷纷为旗下产品增聘共管搭档,打破单一管理人操盘百亿级产品的旧模式。随着老牌顶流集体减负、赛道型选手批量缩水、资深经理清仓离任,曾经星光熠熠的百亿基金经理名单,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大幅洗牌。
以主动权益产品规模占在管规模60%以上为筛选标准,第一财经根据Choice数据进行初步统计,目前管理规模超过100亿元的主动权益基金经理达到104人,虽然数量上与去年底的102位相差不大,但内部成员新旧交替、位次大幅重组,行业梯队早已今非昔比。
其中部分基金经理凭借业绩表现,规模快速增长。以永赢基金张璐为例,他在2024年底的在管规模仅20亿元左右,凭借亮眼的业绩表现持续出圈,当前在管规模突破356亿元,行业排名跃升至第二,仅次于老牌顶流张坤。
另一类基金经理则属于“大佬带飞”的情况。如易方达基金何一铖担任投资经理年限不足两年,今年5月被增聘为易方达蓝筹精选基金经理,与张坤共管。接手这只规模近268亿元的旗舰产品后,其个人在管规模暴增至352.21亿元,直接跻身行业第三位。
与之相对,多位昔日稳居行业头部的千亿、百亿顶流持续滑落。一度稳居前三的兴证全球基金谢治宇、中欧基金葛兰仍保持“300亿+”梯队,但滑落至第四、五名;曾执掌千亿规模的景顺长城基金刘彦春已经退出前十。易方达基金萧楠、广发基金刘格菘等前十常客,当前位次滑落至20名开外,部分老牌百亿选手甚至退出行业前50,头部格局彻底改写。
在业内人士看来,百亿基金经理名单的大幅更迭,并非偶然的短期现象,而是业绩周期、行业规则、投研体系三重变革叠加的必然结果。一方面,业绩分化倒逼调整,部分基金经理在行业周期反转后业绩持续疲软,规模随净值回撤大幅缩水,被动退出百亿梯队。
另一方面,绩效考核、薪酬管理、业绩基准等相关文件出台,行业规则被全方位重塑。此外是在投研模式升级下,行业告别依赖个人能力的“单兵作战”,多家机构通过多种形式主动调控基金经理的在管规模,有意识地减弱单个基金经理的管理规模依赖及影响力。
“加减法”适配市场新生态
从“一人独管”到“团队共治”,从追逐明星IP到回归投资本身,这场始于业绩压力、成于制度变革的“减负潮”,或许正在为公募基金行业打开一扇新的门。而基民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则是:基金经理变更之后,昔日业绩疲软的老产品能否走出低谷?
据第一财经观察,从市场最新表现来看,部分基金产品业绩已出现变化。但需要说明的是,产品业绩修复并非单一基金经理的个人能力加持,而是团队协作、策略更新、赛道优化的综合成果。此外,也并非所有的增聘或更换基金经理,都实现了业绩改善。
以刘彦春在管的景顺长城鼎益为例,该产品今年5月增聘基金经理柯海东。Wind数据显示,截至7月7日,景顺长城鼎益A自新增管理人后累计涨幅超15%,年内收益由-7.91%大幅修复至6%;反观刘彦春单独管理的两只产品,年内跌幅仍在持续扩大。
长期被套的百亿级老产品也有类似改善情况。易方达竞争优势企业A曾由百亿基金经理冯波单独管理,四年多任职期内总回报为-39.49%。去年6月,该产品增聘郭杰、何崇恺两位基金经理共管,累计至今年7月7日的业绩回报达到93.47%。从最新持仓来看,前十大重仓股已逐渐切换至科技赛道。
“不同的基金经理都有自己擅长的能力圈,也有不太适应市场风格的时候,因此对于规模较大的基金产品,引入不同能力圈的基金经理共同管理,能够发挥多视角互补优势,弥补单一经理的策略短板,有效平滑产品波动,从而优化持有人的投资体验。”一位头部基金公司人士说。
他进一步分析,资深基金经理积累了宝贵的长期市场经验,但在快速迭代的新市场环境中,过往形成的投资直觉与经验判断,需要持续更新验证;新基金经理可能更敢想、敢干、敢冲,对市场的机会捕捉更加敏感,其上行阿尔法更加显著,但投资体系仍需长期市场检验。
“我们需要为投资者负责。”沪上一位基金人士直言,部分基金经理长期业绩不佳,也可能陷进了能力圈的“牛角尖”,投资理论未能与时俱进,投资模型也不能适配市场的情况,“这种情况公司不能无视投资者的时间和资金成本”。
“做投资不要自我感动,搞清楚自己挣的是什么钱,而非使用历史案例去刻舟求剑。”他进一步表示,寻求毫无瑕疵的操作是不切实际的,关键要考量基金经理出现投资失误的频率,以及这些失误是否与基金经理的投资风格、理念和经验相契合。
华南一位公募机构人士则告诉第一财经,近期很多家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都在做产品管理的调整,无论是卸任减负还是分仓增聘,本质上都是基金公司在不同发展阶段、不同产品特征下的管理优化,没有绝对优劣之分。
在他看来,卸任减负是“做减法”,基金经理把精力集中到更少的产品上,有助于提升研究深度、组合管理效率和操作稳定性,尤其适合风格清晰、需要深度打磨的产品。实际上,这也是业绩基准等相关政策措施落地后带来的自然结果。
分仓增聘则更像“做加法”,通过团队协作扩展覆盖范围、丰富策略来源,也有助于分散单一基金经理的能力边界和个体风险,适合规模较大、策略较复杂的产品。“当前市场结构分化明显,板块轮动加速,这对基金经理的知识结构、经验积累、能力边界都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通过增聘做好补充,是很好的选择。”他说。
该华南人士认为,无论采取哪种形式,关键要看这样的形式是否与产品定位、投研体系和风控机制相匹配,是否真正提升了管理质量,最终能否更好地为投资者创造长期、稳健的回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