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洲经济被存量困住了

关于欧洲竞争力的争论，长期以来聚焦于与美国日益扩大的差距上。但这其实是问错了问题。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差距是否在扩大，而在于两国经济创造财富的机制存在根本性差异：欧洲的大部分财富来源于过往积累下来的资产，美国则依赖于新资产的持续创造。

这一区别正是关于如何衡量美欧生产率差距的争论核心所在。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认为，就购买力平价而言欧洲的相对地位总体保持稳定；另一位诺奖得主菲利普·阿吉翁及其合著者则主张，若按不变价格计算，欧洲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稳步下滑状态。然而他们依然还是在衡量这一差距，并未解释背后的推动因素。

欧洲生产率确实低于美国，且按不变价格计算这一差距已进一步扩大。但欧洲也比十年前更加富裕：人均产出有所增长，欧盟区就业率在2025年达到了创纪录的76.1%。欧洲也没觉得自己变穷了，其大部分财富都沉淀至城市、制度和声誉之中。

因此真正放缓的并非财富积累本身，而是更新速度。而更新的放缓（而非衰退）才是所谓“存量经济”的典型特征，也与美国的“增量经济”形成了鲜明对比。

“存量”和“增量”是财富创造的理想类型而非会计分类。存量经济从历史名城、供应商网络、经典品牌、监管公信力、技术专长，以及能降低交易成本的信任等长期积累下来的资产中产生稳定回报；增量经济则通过前沿创新、创业精神和快速规模化来持续创造新财富。欧洲高度依赖历史传承下来的协调机制，而美国要仰仗无休止的更新。

当然欧洲的存量绝非消极存在。密集的供应商网络、声誉资本和制度公信力确实能产生真正的生产效率。然而一旦这些资产得以确立，它们所创造的部分价值便以经济租金而非生产性投资回报的形式存在。黄金地段的土地所有者、依靠传统品牌维持市场地位的既有企业，以及那些受保护行业，都通过控制这些传承下来的资产来获取剩余价值。因此这种存量既创造了效率，又固化了既得利益。

米兰的时尚生态系统就生动说明了积累的文化资源如何转化为经济学家所说的“区位价值”。关于瑞士制表业文化地理的研究所示，此类传承下来的文化资源持续影响着当代生产。一个新时尚品牌仅凭一个米兰注册地址就能立即获得溢价，因为该地点本身就象征着传承、品味和真实性。

存量与增量经济体之间的区别对生产率测量的争论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国民账户将实际和归算租金都计入产出，克鲁格曼和阿吉翁眼中的一部分生产率增长实际上反映的是继承资产的回报而非新创造的财富。

换言之，生产率差距不仅反映了不同的经济活力水平，还反映了产出中源自继承资产而非新创造财富的比重。一项关于意大利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地经济影响的研究就发现，那些被列入名录的地区在常住人口和高收入纳税人比例方面均呈现更快增长，从而刺激了对豪华住宅的需求。倘若剔除这些被动继承的租金收益，那欧洲的活力核心看上去或许会比克鲁格曼或阿吉翁所认定的更为单薄。

从这个角度来看，与其说欧洲是一个处于衰退中的经济体，不如说是一个依靠丰厚遗产舒适过活，却苦于无法将其转化为新增长的经济体。

这种区别在各经济体的标志性产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欧洲最具全球影响力的产业是奢侈品。这是一个基于存量的行业，其遗产和声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越发具有价值。美国的经济旗舰则是软件以及日益占据重要地位的人工智能，而这些领域的价值取决于推动技术前沿的发展。

当企业试图扩大规模时，存量经济的局限性便显露无遗。尽管欧洲拥有超过3.5万家初创企业和众多世界级公司，但规模扩张本质上是一个增量过程。欧洲资本虽然充裕但缺乏流动性，人才都依附于现有机构，而市场则依然处于碎片化状态。

因此欧洲的储蓄大多投资于海外。据欧洲议会统计，每年约有3000亿欧元（折合3430亿美元）的储蓄流出欧盟，其中大部分用于资助美国的创新。意大利前总理马里奥·德拉吉在2024年欧洲竞争力报告中得出了类似的结论：欧洲难以将其卓越的科学成果、庞大的储蓄和深厚的工业积淀转化为快速扩张的企业。

但欧洲其实拥有若干将存量转化为增量的制度机制。

第一种机制是企业分拆，这使现有企业能够扮演孵化器的角色。生产半导体制造必需的先进光刻机的荷兰ASML公司，起初是飞利浦与ASM国际公司的合资企业，随后才独立运作。恩智浦（NXP）和昕诺飞（Signify）都是从飞利浦分拆而来，英飞凌（Infineon）则源自西门子。这些企业都将过往积累的能力转化成了一个为新技术周期打造的公司。

第二种机制是合资企业，它可以将已有能力汇聚为一个新的产业领军者。空中客车公司由欧洲各国的航空航天领军企业联合组建，是美国波音公司的唯一强劲竞争对手。而由法国和意大利半导体企业合并而来的意法半导体（STMicroelectronics）也是依据同样逻辑建立的。

第二种机制是将积累的财富回收转化为耐心资本。比如丹麦诺和诺德基金会就将上一代人的成就收益投入到了下一代的研究和企业中。

这些机制并非硅谷模式的欧洲版本，而是欧洲将继承资产转化为新增长引擎的独特方式。欧洲过去几十年的失误在于，试图将一个由风险投资驱动的增量经济模式嫁接到一个围绕实力雄厚的既有企业、稳定租金和渐进式变革打造的、基于存量的社会经济架构之上。其结果就是一系列零星的风险投资热潮不能推动整体经济转型。

欧洲面临的挑战并非如何全盘效仿硅谷，而是要建立一个能够释放被锁定资源的体制：能分拆出新公司的现有企业，可以整合各项能力的国家领军企业，以及支持初创企业实现规模化发展的基金会和家族资本。

从这一视角来看，与其说克鲁格曼与阿吉翁之争是关于选择正确的生产率衡量指标，不如说是关于这些指标忽略了什么。尽管这些指标在衡量技术前沿的生产率方面表现良好，但未能捕捉到欧洲当前所呈现出来的表现有多少是建立在生产潜力尚未得到充分发挥的继承资产之上的。

（作者系Spark X人工智能公司创始人，曾任职于欧洲工商管理学院、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以及英国Nesta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