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血管毒性成肿瘤患者第二大死因，交叉学科仍处拓荒期

“心脏里面‘长’肿瘤无疑是一件极小概率事件，两个学科体系乍看之下似乎也完全独立——肿瘤科医生要想精通心血管知识门槛很高，反之亦然。”

十年前，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夏云龙带领团队，在中国首次系统梳理并提出“肿瘤心脏病学”的学科框架。十年后，在2026年服贸会期间，他仍对第一财经提到“这是一个比较新的领域”。

中疾控研究人员今年发表的相关研究显示，和33年前（1990年）一致的是，2023年中国人口的首要致死原因仍是心脑血管疾病，第二大致死疾病仍是肿瘤。

但不同于三十多年前，随着肿瘤患者生存期不断延长，心血管损伤等预后问题在肿瘤慢病化时代日益凸显。

加之中国慢病患者基数大，中老年肿瘤患者合并心血管疾病的“共病”现象尤为突出。一项覆盖超20万名40~74岁癌症患者的大型研究显示：肺癌患者合并各类心血管疾病的比例超过40%，血液肿瘤和肾癌合并比例超过30%，乳腺癌合并比例也逼近20%。

“在肿瘤患者的死因中，心血管病因占比超过三分之一。而且这一数据还是在大量肿瘤患者未完善心血管检查的基础上得出的。”夏云龙介绍，抗肿瘤治疗导致的心血管毒性已成为除复发转移外肿瘤患者的第二大死因。

在此背景下，抗肿瘤治疗的相关心脏毒性研究引起临床医生的关注。

“比如，蒽环类药物会导致多种心肌损伤；部分靶向药物（如TKI、VEGF抑制剂）导致的高血压风险可超过50%；免疫治疗所引发的免疫性心肌炎部分研究报告死亡率接近50%。”夏云龙说。

蒽环类药物（包括多柔比星、表柔比星、柔红霉素、伊达比星、米托蒽醌）是乳腺癌、淋巴瘤、白血病及多种实体瘤化疗的基石药物，但其剂量累积性心脏毒性始终是临床应用的重大限制。

世界卫生组织（WHO）去年基于全球个体病例安全报告数据库的最新分析也提示：25种抗肿瘤药物存在心血管风险，其中10种为新发现的安全信号，包括全球首个ADC药物吉妥单抗。彼时，WHO认为其心功能风险未被充分认知。

但这些回顾性研究和专家共识，尚难以充分指导临床实践。夏云龙认为，高等级的循证医学证据仍然存在明显缺口。

据他分析：在临床诊疗端，尽管覆盖肿瘤患者全生命周期的多学科管理模式已逐步推广，但肿瘤与心血管疾病的交叉风险预警和前置识别机制仍存在失灵。同时，不同药物诱发心血管风险的时间窗口各异——有的出现在早期，有的在中期，有的则贯穿治疗始终，这为动态监测带来困难。

根据欧洲心脏病学协会（ESC）发布的肿瘤心脏病指南，肿瘤患者的心血管损伤应“防重于治”，强调基线研究（在开始治疗或干预措施之前，受试者的基础状态和原始测量值）中的心血管评估和个体化动态监测。然而，中国的肿瘤诊疗和随访体系尚待完善，尤其是肿瘤患者的心血管监测还并不完备，这掣肘了国内相关临床研究的开展。

而从更根本来看，肿瘤心脏病学的机制研究上更是存在大量的“蓝海”待突破。

以肿瘤合并房颤为例，夏云龙称，公开数据显示发生率在2%到16%不等，既往研究多聚焦于肿瘤药物诱发房颤。但其团队在乳腺癌患者的观察中发现，患者在抗肿瘤治疗前，也即确诊时的房颤风险已高于非肿瘤人群。国内外多项回顾性研究也发现，结肠癌、子宫内膜癌、肺癌等其他多种恶性肿瘤患者的房颤风险均明显增加。

这提示肿瘤患者发生房颤，不能仅归因于药物损伤，还必须关注肿瘤本身分泌因子对心脑血管系统的潜在影响。“这些机制研究目前基本还是空白。”夏云龙说。

他认为，当前，免疫抑制剂等肿瘤疗法可能引发心肌损伤已成共识。但因缺乏基线数据，肿瘤患者在心血管治疗中是否同样获益，目前仍是未知；此外，现有心血管药物在肿瘤患者中的疗效也缺乏临床证据——因为在既往的心血管临床研究中，“合并肿瘤”往往是首项受试者入排条件。

为此，夏云龙认为，一方面应推动真实世界证据的积累，发展肿瘤心脏病领域的交叉垂直大模型，通过AI构建肿瘤心脏病的专病库和多中心科研平台，为临床决策提供高质量的循证证据，推动基础科研攻关；另一方面，也需从机制上着力破解多学科交叉执行难、研发资金来源不足，以及伦理与数据安全评估等客观掣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