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企出海迪拜：从“注册一家公司”到“搭建一套体系”

作为连接亚非欧三大陆的枢纽，外资监测机构fDi Markets数据显示，迪拜连续第五年蝉联全球绿地外商直接投资（FDI）首位。

在这股全球资本流向中，中国企业的布局呈现出质的跃迁。根据迪拜经济与旅游部（DET）提供的数据，2025年中国企业在迪拜的绿地投资项目达41个，同比增长32.2%；投资总额更从2024年的1.82亿美元跃升至9.53亿美元。其中，汽车整车制造（OEM）以2.57亿美元位列各行业投资规模之首，与工业设备、供应链仓储、电子元器件及零部件共同构成了投资的核心支柱。

资本规模成倍扩张的背后，是中国企业在阿联酋经济生态中角色的转变。多位长期服务中国客户的当地顾问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过去三年间，中国企业在迪拜的动作已从单纯的数量增长转向“量质齐升”：委托内容、架构复杂度与前期沉没成本同步上升。中国企业的出海逻辑正在从“利用迪拜做区域中转”，演变为“在迪拜运营、创新、接受监管、管理资本并建立业务”。

从注册一家公司，到搭建一套体系

在中东一线执业的企业咨询专家，最先感知到了这一波中企出海的范式改变。位于阿联酋的持牌企业服务及监管咨询公司NH Management管理合伙人陶晓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最重要的变化不在于单纯的行业更迭，而在于中国企业开始在当地投入重资产与长期实质建设，不再单纯是“在别处生产、向当地销售”的贸易模式。 

“贸易、进出口、物流及一般性商业活动，仍然是中国企业在迪拜投资的重要构成。但在过去三年间，我们业务委托的行业结构已出现明显转变——科技、金融服务、投资管理及家族办公室的占比显著上升。”陶晓表示，中国客户咨询增长最快的领域包括云服务与数字服务、新能源与电池相关业务、先进出行，以及物流与最后一公里配送。这些咨询的共同特征，是客户的兴趣点都落在本地化运营上，且往往涉及本地研发或本地组装，而非单纯的分销。

比行业分布更能说明问题的是工作内容本身的变化。“三年前，典型的委托是注册一家公司；今天则是设计运营架构、获取牌照、满足监管要求、搭建治理与实质运营体系，并在业务启动后持续提供支持。”陶晓说，“这才算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绿地投资，其难度远超简单注册。”

“我们正在为一家大型科技集团提供迪拜自动驾驶运营的落地咨询。这涉及就迪拜大陆和自由区的司法管辖区分析，并行设立多个实体以确保研发测试与商业活动得以适当隔离，并在这之下搭建完整的治理与实质运营框架。这与贸易型公司的设立完全不同。”她举例称，在她经手的此类委托中，一套架构往往同时包含控股公司或特殊目的实体（SPV）、运营实体、独立受监管的金融服务实体以及技术或知识产权实体，再按各自职能分别匹配司法管辖区。该公司还正在为一家头部金融投资集团提供入驻DIFC、获取迪拜金融服务局（DFSA）颁发的财富管理及金融服务牌照的咨询服务。

专注于区域公司注册与企业服务的顾问机构Sovereign PPG观察到了同一方向上的变化。该公司企业服务中东董事总经理戈登（Simon Gordon）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来自中国投资者的咨询已不再集中于传统贸易和物流，而是呈现出更为多元的行业分布。根据该公司数据，科技驱动、数字经济、金融科技、软件及测试相关企业约占中国投资者咨询总量的18%；能源、石油天然气、工业、工程、建筑、设备及汽车行业相关咨询约占12%；贸易、物流及供应链相关商业活动则约占9%。而在架构选择上，需求最强劲的是能够支持实际商业运营的形态，离岸或财富型架构在相关服务类别中的占比不到1%。

戈登以近期接触的一个案例说明这一转变：一家总部位于上海的跨境支付及金融科技服务商，此前主要为国际贸易和电商企业提供支持服务，如今已同时入驻DIFC和阿布扎比全球市场（ADGM），将两地作为其向中东、非洲及南亚扩张的支点。“从实际层面看，这表明中国投资者的兴趣本质上已发生明显转变——迪拜不再仅被视为贸易基地，更日益成长为技术落地、工业能力输出及专业区域服务的综合性平台。”戈登说。

税率之外：迪拜吸引力的真实构成

对于中企投资的驱动因素，陶晓观察到，一家中国企业往往同时希望触达海湾客户、建设区域总部并简化其全球架构，若对客户最优先考虑的因素做粗略排序，希望触达阿联酋及海湾地区客户约占40%，是最核心的单一驱动因素且仍在增长；将迪拜作为通往非洲、南亚及其他新兴市场的枢纽约占30%，其吸引力不在于迪拜市场本身的规模，而在于对周边区域的辐射能力；税收效率与资本流动灵活性约占20%；而作为进入欧洲的门户约占10%，在她的经验中是最不常见的动因。

对于排在第三位的税收因素，恰恰是她认为最需要纠正的一项认知。“阿联酋已不再是零税率司法管辖区。”陶晓说，自2023年起，阿联酋企业所得税税率为9%，符合条件的自由区收入仍可享受零税率，但这属于特定类别而非普遍豁免；此外，对于2025年1月1日或之后开始的财年，国内最低补足税（DMTT）将规模超过7.5亿欧元的大型跨国集团的有效税率提升至15%。“因此，对于这类大型中国企业集团而言，税收已不再是选择迪拜的主要理由——它只是具有竞争力，而非特殊优势。”她说。

更值得注意的是税收激励方向的转变：奖励对象已从单纯注册转向实际经营活动。阿联酋新推出的研发税收抵免政策，最高可抵免符合条件的研发支出的50%，但仅适用于实际在阿联酋境内开展研发工作的企业，“这一指向与其他政策方向一致——阿联酋在竞争的是实际运营，而非公司注册。” 

在传统的市场准入与税收之外，陶晓表示，另有三个动机在咨询中反复出现，且重要性较以往大幅提升。第一是监管清晰度。对于科技和金融服务企业而言，不确定性是受监管企业所需承担的最昂贵成本，能够明确了解监管要求、依据已发布的规则手册提交申请并据此制订计划，已成为选择迪拜的首要原因。

第二是长期居留权与人才。“区域总部能否成功运作，取决于高级管理人员是否愿意搬迁，而他们愿意搬迁的前提是能够安居，十年可续期的黄金签证极大地改变了这一考量；它同时也改变了创始人自身的想法，不少中国客户如今选择在迪拜居住，而这往往是其阿联酋业务从分支机构转变为业务重心的关键转折点。”她说。

第三是投资就绪度，一些中国企业集团正在提前数年规划其国际架构、治理结构以及未来的公开市场上市路径，从当下便开始搭建，而非事后补救。

地缘政治则更多作用于另一个层面。陶晓称，这一因素极少直接影响客户在具体架构上的取舍，却实实在在地体现在“是否来迪拜”的整体判断中，而在此层面客户通常持积极态度。“他们看重阿联酋的中立性、稳定性及其广泛的贸易与外交关系网络。阿联酋是少数几个能够让中国企业打造真正国际化平台，而无需担心该平台本身成为政治问题的司法管辖区之一。”她说。

决策周期在缩短

从咨询量看，中国投资者的兴趣在2025年显著增强。Sovereign PPG的数据显示，2024年至2025年间其收到的中国投资者咨询量同比增长68%，2026年至今的体量与2025年同期基本持平，表明关注度维持在高位，而非短期激增。戈登认为，咨询量本身无法衡量投资转化率或实际资本投入，但需求的持续性是投资者信心延续、并有意探索迪拜作为区域运营基地的有效指标。

在陶晓看来，比咨询量更值得强调的，是决策周期的缩短。几年前，一个中国企业集团可能会花上六到十二个月来判断迪拜是否适合自己；如今这个问题往往在联系顾问机构之前就已有了答案，对话从一开始就围绕着“如何做”而非“要不要做”展开。过去，咨询的问题围绕于“是否该在迪拜注册公司”和“自由区公司要多少钱”，现在则是“如何建立中东总部”“需要什么牌照才能落地这项技术”“如何申请受监管的金融服务牌照”“如何设立家族办公室”。

与之对应的是平均投资规模与承诺力度的抬升。陶晓表示，一个简单的贸易实体所需的承诺是有限的，而一个涉及多个实体、监管资本、雇佣员工、本地办公场所及治理框架的持牌运营企业，其投入规模要大出一个数量级——而后者正是该公司越来越多要求搭建的结构。她说：“我们的中国客户不是直接购买股份或收购本地公司，而是从零开始建设运营——招聘员工、租赁办公场所、申请牌照。这些投入无法快速撤回，而没有人会在对某个司法管辖区没有真正信心的情况下作出这样的承诺。”

不过，热度之下仍有堵点。例如，银行开户依然是最不可预测的环节，也是导致简单公司项目延误的最常见原因。 

牌照审批也呈现明显的两端分化。陶晓表示，一端是简单的商业活动，通过“Invest in Dubai”平台，贸易牌照可在数分钟内签发，一家简单的公司数日内即可开展业务；另一端则是真正消耗时间和成本的复杂企业流程。在金融服务或虚拟资产领域，企业必须证明其具备高级管理层、治理架构、合规与反洗钱职能、内控体系、技术系统、风险管理、财务资源、实质性运营以及可信的运营模式。从项目规划到与监管机构对接，金融服务牌照通常需要六到十二个月。

正因如此，陶晓建议，最关键的是把所有工作流并作一条。“从一开始就将架构、牌照、银行、税务、合规、人员配备和运营模式作为一个整体来统筹考虑。如果将这些视为独立的工作流，客户可能会发现其已注册的实体并不适合其计划申请的牌照、银行账户或实际希望开展的业务。”她说，事后纠正这些问题既昂贵又耗时，“我们确实被请去做过不少这类修复工作，而成本比一开始就做对要高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