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IMF亚太部主任斯里尼瓦桑：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拉动亚洲其他地区约0.3个百分点

作为驱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引擎，亚洲正面临人口老龄化、传统出口导向模式红利递减等多重挑战。在发展条件深刻变迁的关口，以人工智能（AI）与数字化为代表的前沿技术，成为重塑区域生产率的关键支柱之一。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2026年秋季年会即将于10月12日在曼谷开幕，由IMF亚太部主任斯里尼瓦桑（Krishna Srinivasan）联合主编的新书《塑造亚洲的未来：机遇与挑战》也将同期发布。斯里尼瓦桑近日接受第一财经专访时表示，中国依然是拉动亚洲增长的关键引擎。

谈及前沿动能与深层转型，斯里尼瓦桑称，AI虽有望每年为新兴市场贡献0.2至0.8个百分点的额外增速，但核心取决于劳动力技能的敏捷匹配。而放眼更长远的发展路径，新兴经济体不能简单在工业与服务业之间做单选题，唯有统筹两者协同发展、拥抱“制造服务化”，才能真正跨越发展陷阱，释放人口红利。

同时，他提醒，随着冬季临近，国际能源价格波动与极端气候变化，仍是全地区必须警惕的主要下行风险。

亚洲航向与双重考验

第一财经：展望未来6到12个月，推动亚洲经济增长的核心主引擎是什么？

斯里尼瓦桑：观察亚洲增长格局，最重要的经济引擎无疑是中国。在IMF7月份发布的更新预测中，我们预计今年中国经济将增长4.6%，而净出口构成了支撑这一增长的关键支柱。如果中国能够保持这一增长节奏，将对亚洲乃至全球经济形成显著的提振。

根据我们的宏观模型量化测算，中国经济增速每提高1个百分点，将带动亚洲其他地区经济增速提升约0.3个百分点。亚洲短期内的景气度在很大程度上与中国经济脉搏息息相关。

拉长时间维度来看，一旦中国经济成功实现向国内消费主导的深度转型，并夯实经济增长的内生稳定性，它为亚洲邻国带来的正向外溢效应将是持久且深远的。

第一财经：反过来看，亚洲地区当前面临的最主要挑战与下行风险有哪些？

斯里尼瓦桑：最紧迫的外部威胁，无疑是我们仍深陷两场局部地缘战事的阴影之中。俄乌冲突久拖未决，中东局势的战火也未平息。

这两场地缘冲突对全球原油与天然气市场价格构成了持续的上行压力。随着北半球冬季的临近，这种能源供应层面的脆弱性对亚洲构成了极其直接的威胁。亚洲是全球能源消耗密度最高的大洲，且极度依赖外部油气输入。国际能源价格的任何非理性暴涨，都将恶化亚洲的贸易条件，成为压制经济复苏的重大下行风险。

另一个充满变数的潜在风险是气候异动，尤其是厄尔尼诺现象对本地区带来的次生灾害。随着极端气候模式在不同区域显现，部分国家可能遭受严重洪涝，部分国家可能面临持续干旱，还有部分国家将直面超强台风的肆虐。这种极端天气事件的暴发及其造成的实体经济破坏，构成了亚洲必须严加防范的下行隐患。

技术落地与技能竞速

第一财经：在人工智能领域，亚洲在下游应用场景的落地推广非常迅速。这种新技术的快速扩散，对拉动短期生产率具有多大程度的关键作用？

斯里尼瓦桑：谈到AI与全要素生产率的关系，这对全人类而言都是一个崭新且充满未知的课题。尽管AI在过去三到四年中成为宏观经济领域最热门的叙事，但目前可供佐证的扎实经验数据依然有限。

基于IMF当前掌握的有限数据以及构建的实证模型测算，AI带来的生产率跃升，每年有望为新兴经济体的GDP增长额外拉动0.2到0.8个百分点，这是一个极其可观的增长增量。

但能否真正将这一增量变现，完全取决于一个经济体的制度承载力与技术吸收效率。在亚洲内部，各国的准备情况呈现出巨大分化。先行国家无论在AI基础设施储备还是在产业吸收深度上都遥遥领先。而在本地区其他经济体中，无论在制度准备还是在实际渗透率上，差距都相当明显。

这可能导致区域内部产生明显的两极分化格局：具备完善准备且高效接纳AI的国家增长显著提速，而滞后的国家增速则将受拖累。正因如此，像越南等正在追赶的经济体，必须刻不容缓地推进深层次结构性改革，确保自身能够顺畅消化并转化AI红利，从而换取生产率的跨越式跃升。

第一财经：要维持这种由AI应用驱动的增长动能，核心政策抓手是什么？

斯里尼瓦桑：首先，AI的开发与产业落地具有天然的高资本密集度特征。那些具备雄厚资金实力与充裕研发资源的经济体，在技术转化上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但更为核心、更为关键的决定性因素，在于劳动力技能的精准供给。在AI时代，你今天习得的专业技能，到了明天可能就会被技术迭代所淘汰。为了保持劳动力市场的高弹性与敏捷度，结构性改革必须高度聚焦于终身学习体系的搭建。

这要求我们打破“大学毕业拿到文凭便一劳永逸”的传统模式。整个教育架构与培训机制必须持续重塑，让劳动者能够实时跟上新技术范式与知识更新的步伐。唯有建立起敏捷的人才进化机制，才能确保AI的赋能效应真正转化为实体经济中持久的生产力与增长红利。

越过“过早去工业化”陷阱

第一财经：服务业对于亚洲应对人口老龄化和维持经济增长至关重要。但在经济学中存在“过早去工业化”的理论，即服务业的发展绕过了成熟的制造业阶段。这是否为当前亚洲新兴经济体面临的一项重大风险？

斯里尼瓦桑：我们对此进行了非常详尽的专题研究，其中深入剖析了经济结构转型的演进路径——即一个经济体如何从低生产率的农业，迈向高生产率的制造业，进而再过渡到现代服务业。

从历史上看，亚洲绝大多数经济体都完整经历了“农业—制造业—服务业”这一经典的梯次递进过程。但不可否认，当前部分经济体在一定程度上跳过了制造业的大规模积累，或者说制造业的潜力尚未充分释放，就直接从传统农业跃迁至服务业，印度便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这里的核心逻辑在于，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普遍极其低下，因此劳动力从农业析出、转向更高生产率部门，是亚洲迈向高质量就业的必然结构性规律。

但我并不倾向于将这一现象直接定性为负面的“过早去工业化”。某些国家在发展特定服务业上具备天然的比较优势，但服务业对广泛就业的吸纳能力通常难以比肩传统制造业。因此，即便是像印度这样已经在服务业上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国家，未来也必须在做强制造业、创造更多实体制造岗位上倾注更大力度，唯有如此才能最大化释放其人口红利。在人口结构依然年轻的经济体中，若要解决海量新增人口的就业生计，必须在制造业与服务业两端同时发力，这两者绝非非此即彼的对立选择。

更进一步来看，即便在制造业内部，也正在发生深刻的“制造服务化”（servicification）变革。以汽车产业为例，一辆汽车相当比例的附加值，已经不再局限于车间组装本身，而是源于前期的系统设计、车载软件架构以及贯穿始终的配套服务体系。服务化已经内生于现代制造体系之中。因此，政策制定者绝不能将制造业与服务业割裂开来，而必须以更加全面、系统的视角进行协同布局。

第一财经：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比单纯押注高技能服务业，是否更能为本地区提供经济防护？

斯里尼瓦桑：这完全取决于各个经济体自身的人口结构与劳动力市场演进特征。

在IMF关于亚太人口结构的系列研究中，我们将亚太各经济体划分为三个鲜明阵营。第一类是处于“人口红利早期”的国家，如菲律宾、尼泊尔以及部分太平洋岛国，其人口年龄中位数极低，劳动年龄人口充沛且持续增长。第二类是处于“人口红利后期”的经济体，包括印度、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第三类则是“老龄化经济体”。

当一个国家每年有海量青年劳动力涌入市场时，首要政策任务就是大规模创造就业岗位。这些岗位必须广泛分布于制造业和服务业各个领域。在服务业内部，既需要金融服务、IT软件等高技术含量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同样也必须包容管道工、木工、安装技师等大量基础性技能岗位。

当劳动力大军快速膨胀时，政策制定者是没有资本去挑肥拣瘦、只扶持某单一业态的。你必须全方位发力，兼顾高技能与基础技能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