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大楼、寻呼机、传奇英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七十华诞记

今年是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建所七十周年，其最初的序列为根据周恩来总理指示成立的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为此，经济所展开了系列学术探讨活动；笔者于九月二十八日出席了二零二六年度上海经济发展报告（蓝皮书）首发研讨会。十月十三日，经济所邀请诸多功勋经济学家暨老同志回家探亲；上海社科院院长干春晖出席典礼、上海市政协委员暨经济所所长发表致辞。探亲经济学家中最长者为九十五岁高龄的童源轼，他的专长是社会必要劳动条件下的工资理论；与他同归的还有左学金、洪民荣、朱金海、陈维等著名学者。

这些久负盛名的经济学家，我在一九八九年暨新中国国庆四十周年前夕就结识了、起因是我受复旦大学陈绛教授的推荐前来社科院研究生部（现为研究生院）攻读硕士学位；住宿在上海社科院刚刚运行的新大楼六楼，五楼则是众教室和图书室。陈绛教授原本就是经济所研究员，他最初提议我就读该所经济史专业、导师是马伯煌教授。不过，负责接纳的研究生部主任胡振平研究员并不主张跨专业；根据我复旦大学本科履历安排的导师是历史所主持工作的常务副所长李华兴教授，他也是陈绛教授的至交。秋季入学，自然需要听课；但更多时间是到老大楼二楼的院长办公室，给经济所出身的张仲礼院长当学术秘书；经济所办公场所是老大楼五楼。张院长当时已经是声誉鹊起的全国人大代表，注重调查依据包括口述证人和原始档案纪录、当事者后人回忆佐证、以及相关数据；他给我第一个任务是搞清老大楼来历。

我首先搞清楚的是老大楼一九二零年就诞生了，再搞清楚其曾经是老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学院、隔壁的向明中学则是当年其附中；学院的著名教授就有钱钟书和杨绛伉俪。当时《围城》很有名，所以我的研究生同学们如沈开艳就很惊喜。不过在抗战时期的太平洋战争后，这里被侵华日军征用为集中营、主要关押英美等敌对国的在沪侨民以及六个国家的七十九位修女。新中国成立后此地为华东局用房，一九七八年为上海社科院。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老大楼有幸做笔录暨陪同张院长所见到的第一位贵宾是汪道涵先生。汪老博览和集采图书，是当时淮海中路上多家书店常客；他也过问上海社科院学者的新书，对于经济所的成果尤其是探讨市场规律、经济体制改革、海峡两岸交流和如何推进开放等主题。后来汪老给了我向他提出一个问题的机会，我提了两个。一个是：布票已经取消多年，肉票、蛋票、粮票及购粮证大概啥时候能取消？我还告知经济所所长袁恩桢研究员曾统计上海最多时共有七十六种票证，而短缺经济不应该是社会主义经济特征。另一个问题是很羡慕首都北京早就有地铁，那么上海大概啥时候有？汪老的答案居然都是一九九三，而且还强调了当时已经家喻户晓的总设计师名言——“一年一个样、三年大变样”。等待的这一年多于我而言，就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和经济所博士生张道根、石磊和硕士生沈开艳、李春平等交流就更加密切了；我们几乎无话不谈。他们甚至憧憬汽车进入家庭，而我非常需要拷机！拷机，是民间俗称；它作为当时新式消费品的官方文件名为寻呼机，现已退出生活了。

当时，著名作家叶辛（徐汇中学杰出校友、后曾任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知青题材作品《孽债》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后，上海电视台晚间播放时段市区几乎空巷；其中就有角色女生使用拷机的多个场景，即颠覆了传统的通讯模式。拷机，也叫BP机；哪个更好、是谁翻译的？我询问过张院长，他只是开心地说都好、港澳台人士喜欢后者。直到二零零七年我撰写迎接翌年社科院五十周年华诞献礼图书《智库之宝张仲礼》时，才在中美建交的档案素材纪录本中发现就是张院长翻译的。被我发现这个秘密后，张老很开心请我、左学金和洪民荣吃了顿红烧肉，说他当年翻译时受到的奖励就是红烧肉；我们都称赞他是英汉互译九段！

我印象中：一九九二年起市场经济成为主流话语系统后，上海经历了三轮三年大变样并重新成为全国经济的龙头和国际经济中心城市。此黄金周期，经济所突出贡献就有：将汪道涵担任市长时期的上海经济协作区表述更新为长三角一体化；为吸引外资工作而将学术性的托拉斯、辛迪加、康采儿等学术提法经张院长最后敲定为跨国公司；同时兰德公司是什么功能？确定为智库；亚洲的四个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被简约为亚洲四小龙。解放思想方面曾有舆论批判——娱乐至死、死了还要爱、韩流等，经充分学术研讨、形成文化产业是上海值得开发的无烟富矿；我自己也撰文《鹅在哪里下金蛋》进行解释并参加了迪士尼乐园选址。

本世纪初，我和沈开艳多次交流过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话题；她直接提供我参阅过世界银行报告，我则把自己参与的亚洲金融危机调研报告提供她参考。浦东开发方面，经济所相关报告脉络清晰；那些年就主打金桥、张江和陆家嘴三大经济板块，得到市政府的好评。

经济所，有上海社科院第一所的雅称。在学者们以真知灼见服务发展成效卓著同时，我在院史研究中还发现经济所红色基因浓厚。如沈志远研究员，于1925年经侯绍裘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6年12月，受中共上海组织派遣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劳动大学学习。学成回国后在旧中国多所大学任教，并且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哲学的著述和翻译，其成名之作《新经济学大纲》于1934年5月出版。1949年6月，他被选为《共同纲领》起草小组成员，同年 9月21日参加第一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建国初担任中央人民政府教育委员会委员、出版总署编译局局长，被聘为中国人民银行顾问。1955年中国科学院成立4个学部，他当选为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1956年初，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筹备主任。

又如黄逸峰，1925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考入复旦大学商学院。1927年春他参加了第三次上海工人武装起义！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政变当天、黄逸峰从国民党26军2师司令部救出了被蒋介石密令扣留的周恩来，深得党中央的嘉许，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陈独秀为此专门接见并赞扬了黄逸峰。抗战时期，他在苏北、苏中从事武装斗争；坚持统一战线、配合打赢黄桥决战，同时是沙家浜部队的直系联系人。解放战争时期东北战场上，他成为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司令员兼党委书记；率部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上海战役。他后来出任经济所副所长和上海社科院院长，是学术著名的洋务运动研究权威。

我在复旦大学求学期间，陈绛教授让我品读最多的论文就是黄逸峰洋务运动选题；陈绛教授后来成为我的博士导师，推荐者为张仲礼院长。张院长后来和我说：“陈绛教授也是有秘密的人，你了解一下、如可以不妨公开”。但陈绛口风很紧，我当时只是觉得他的家在五原路上即离巴金武康路的家实在是太近了吧？最近我整理出了核心线索：陈绛原本是位无政府主义者，因为深受巴金著作的影响。在圣约翰大学期间，被中共地下党组织吸收为外围读书会成员；开始品读苏俄文学作品，毕业后去复旦大学经济系读研究生。一九五零年，他被作家周而复（时任华东局统战部秘书长）招入为华东统战部科员。华东局统战部在1949年6月1日成立，兼管上海市的统战工作，由市长陈毅亲兼部长、副市长潘汉年兼副部长。陈绛被要求积极、主动做好团结作家和学者的工作，排名第一位的作家就是巴金；这安排高明！

陈绛在圣约翰大学有位挚友汝信是共产党员（后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因抗美援朝汝信参加九兵团即入朝参战、直至一九五四年归国。目前我只品读到一封汝信在参战途中给陈绛的信，主题是讨论俄语和新知识学习。即“你的俄文学得如何？请写信来给我！我这里一切都好，勿念。我拟在学外国语外，攻一下经济学。……屠格涅夫的小说如何？你再读俄文半年便可以阅读原著，他的俄文，典雅有力，美丽明晰，是加里宁所称道的。能真正读屠格涅夫的人，便是毕生的幸福”。陈绛如何回复？我目前并不掌握。但我知道不久巴金就十分推崇屠格涅夫！巴金还去了两趟朝鲜战场，接触了九兵团等英雄部队和楷模；留给了我们中篇小说《团圆》和一大批战地随笔、实录，其中《团圆》改编为经典影片《英雄儿女》！二零零五年我成为徐汇区政协委员，这年十月十七日巴金先生去世。一个月后，陈绛先生来社科院找我；是在张仲礼先生办公室一起聊，让我写提案。主题是：提议在武康路建立巴金故居纪念馆。由议案大王张仲礼手把手指点，这也是我写的人生第一份提案；十二月初即提交！

这些传奇，现在都结束了。经济学家们，并不喜欢留下与学术较远的情节记录。所以我又想起了和沈开艳当同学时北方电视连续剧《渴望》的主题曲歌词：“悠悠岁月，欲说当年好困惑。亦真、亦幻、难取舍！悲欢离合都曾经有过，这样执着究竟为什么？漫漫人生路上下求索，心中渴望真诚的生活！……故事不多 宛如平常一段歌！过去、未来、共斟酌”！这歌词仿佛就是——对经济学家们群体性格的生动描绘。本月和更为熟悉经济所、曾任职中国科学院的父亲王志华研究员交流，他深有同感。但以父亲和我接力观察的上海社科院经济所七十年：是积贫积弱的祖国走向繁荣昌盛的序曲华章；是有着经世济民悠久传统的古老民族迈向一带一路开放伟业的瑰丽篇章；是从醒眼看世界到铸就道路自信和理论自信的理想丰碑。

（作者为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