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积金“小钱包”变大之后，如何撬动2.6亿人的消费犹豫

（本文作者陈宏民，上海交通大学行业研究院副院长）

有媒体报道，深圳的王先生一家四口租房，月租7300元，过去公积金提取有比例限制，每月能拿出来的钱不足以覆盖房租，剩下的缺口要从工资里硬挤。2026年9月新规落地后，他每月可以按实际租金7300元全额提取，房租这一项在家庭现金流中的“硬缺口”被抹平了。同一时间，上海刚毕业的小陆在手机上点了几下，把公积金账户里的钱直接划给租赁机构，“零材料、秒到账、免跑腿”。

这两个场景看似平淡，却触及了当前促消费中最棘手的一个环节：不是老百姓不想花钱，而是有一笔刚性支出卡在那里，让“想花”难成为“敢花”。公积金新政的促消费价值，恰恰不在于它发了多少钱，而在于它开始系统性地搬开这笔支出中的一部分制度性障碍。而它附带的那层信号——政府正在用可持续的制度安排为普通市民“增加可消费收入”，可能比资金本身更值得细看。

租房这笔钱，对2.6亿人是刚需中的刚需

据《2025中国城市长租市场发展蓝皮书》报道，全国租房人口近2.6亿。房租负担，对于在一线城市里的尤其是中低收入者来说是很重的。易居研究院早前对50城的测算显示，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的房租收入比曾超过45%；而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人居署将住房支出超过收入30%界定为可负担性警戒线。

公积金租房提取的扩容，从这个刚性的口子上切入，产生两条拉动路径。

第一条是“增加预算”。过去公积金账户里的钱对租房者而言近似“看得见摸不着”的强制储蓄，提取门槛和额度限制让它难以转化为当期的租金支付能力。深圳将无房职工提取比例提高到缴存额的80%、多子女家庭可按实际租金全额提取，相当于在不变动工资收入的前提下，把一块原本锁定的住房储蓄转化为可支配的租金预算。对租房者来说，这不是“多了一笔钱”，而是同一笔钱的使用场景被打开了。预算约束一旦松动，租房选择可以略微向通勤更近、条件稍好的房源倾斜，租赁市场本身也会获得更有效的需求信号。

第二条是“省出钱来做其他消费”。即便租房者不提高租房预算，公积金抵扣掉的房租也会从月度现金流中释放出一块等额资金。这块资金会不会转化为消费，取决于边际消费倾向。北大汇丰智库2025年的调查提供了一个有意味的观察：租房生活群体的家庭消费倾向平均为63.3%，高于已购房且无房贷压力群体的55.9%；在有房租或房贷的受访者中，主要消费集中在生活必需品的比例高出无房租群体14个百分点，而享乐型消费被显著压缩。这意味着，房租压力之下被首先砍掉的恰恰是可选消费。当公积金把房租的边际压力卸掉一部分，最先恢复的很可能就是这批被压抑的享乐型和发展型支出。对流动人口中收入偏低、缴存记录稳定的那部分人而言，这笔释放出来的现金流进入消费而非储蓄的概率，远高于高收入群体——边际消费倾向的分布规律指向同一个方向：钱流向越紧的预算，转化为消费的比例越高。

信号的价值，在于它“可以被反复验证”

租房抵扣的资金量级是可观的。东吴证券的测算显示，仅租房提取扩容一项，长期可增加提取约3214亿元；加上装修、物业费提取盘活的存量资金和贷款利率下调节省的利息，三项合计可释放约5151亿元，按70%的消费倾向计算，理论上可拉动3606亿元消费，提升居民消费增速约0.7个百分点。长江证券从提取比例角度给出的弹性区间更宽：按实际房租的60%—100%提取，全国公积金提取增量在2658亿至6573亿元之间，对应社零拉动率约0.5至1.3个百分点，一线城市可达4.1至7.7个百分点。

但比这些数字更值得放在台前的，是这笔钱以什么方式到达家庭手中。消费补贴的乘数在即期并不低：AER基于2020年数字消费券的研究发现，政府每投入1元可带动3.1—3.3元消费增量。然而补贴的局限同样清晰：它依赖“满减”门槛制造临时性的消费缺口，耐用品补贴还存在透支效应，长期累计乘数会动态减弱；更关键的是，补贴一停，消费节奏往往回落。有研究显示，直接发钱之后的10周内，人们平均只花掉其中的20%左右，大部分进入了储蓄。消费补贴传递的信号是“某类商品现在便宜了”，它改变的是消费的时机，却很难回答家庭心中那个问题：未来的刚性支出会不会持续压着我？

公积金新政的信号逻辑不同，它是写入《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的规则变化：租房提取通道持续存在，装修、物业费、加装电梯等使用场景跨期有效。2026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霍尔与伍德福德的研究强调，宏观政策能否奏效，“不仅取决于力度大小，更取决于能否有效锚定和引导微观主体的预期”；而居民判断中期收入是否改善的依据，“不是政策文件的措辞，而是可观测的制度性变化”，唯有这些变化能在日常经验中被反复验证，预防性储蓄的惯性才可能被打破。

公积金租房提取恰好具备这种日常可验证性。缴存人每个季度、每次操作中都能直接检验：钱到没到账、流程顺不顺、额度够不够。如果深圳的全额抵扣、上海的直付房租能够持续顺畅地运转，家庭收到的就不是一次性的价格让利，而是一个关于“居住这一最大刚性支出项的现金流负担正在被制度性减轻”的反复确认。

预防性储蓄的存量是庞大的，打破这种惯性，需要的恰恰不是更多的短期刺激，而是一个可持续、可信赖的中期改善信号。公积金新政的信号意义在于：它在告诉普通市民，政府正在用制度化的方式为家庭增加“可消费收入”——不是发一笔钱让你花，而是把一笔原本锁在居住成本里的钱持续地、可预期地释放出来。这种信号对减弱预防性储蓄动机的作用，在方向上比一次性补贴更接近问题的根部。

当然，信号的可信度最终取决于落地的颗粒度。公积金新政的促消费效果，量级上已有测算，方向上逻辑成立，但它能否真正兑现为消费倾向的修复，检验标准不在文件里，而在每一位缴存人下一次打开公积金账户时的体验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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