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标准走出去与对外投资洞察 | 跨越山海

2026年，中国企业全球化依然处于分化与重构的“新常态”下。地缘政治因素进一步影响中国企业全球化，以年初爆发的美以伊冲突为代表的外部事件，直接影响了跨境物流效率，原材料及运输成本普遍上升。与此同时，贸易与投资政策的不确定性继续上升，全球化合规要求越发严苛。持续面临外部不确定性的同时，国内政策与全球化服务供给也在逐步补位，国家层面海外综合服务平台正式上线，法律、财税、金融、物流等多类服务资源聚集。中国企业从被动应对逐渐转向主动寻求长期解决方案。

“生态融合”成为众多企业的共同选择。全球化不只是产品走向海外，更是从获取人才、规则适配、文化融入等多个角度，追求与海外市场的融合、共赢，在海外市场形成更稳的长期立足点。基于此，2026年，第一财经研究院开启新一轮企业全球化研究。基于多年来对企业全球化的跟踪，第一财经研究院结合宏观与企业层面的数据，观察当前中国企业全球化趋势以及对外投资现状，观察中国企业在规则、文化等方面的本地融入情况，并聚焦东南亚五国、日本以及墨西哥等市场，围绕产业、机遇与风险展开研究。

2026年，第一财经研究院继续基于中国企业全球化研究框架，深度挖掘具有代表性的全球化企业样本。同时，联合德勤中国对具体企业开展调研，双方依托各自在产业洞察与专业服务领域的优势，深入探索在全球市场深耕的中国企业经营经验，并聚焦特定企业，如文化领域企业、供应链链主、中小微外贸企业群体等，有针对性地分析不同类型企业深度融入全球市场的具体方式。在此基础上，第一财经研究院与德勤中国联合撰写《跨越山海│2026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记录中国企业在生态融合方面的探索与实践经验，为更多全球化企业在“新常态”下实现本地化深耕、与海外市场共赢提供借鉴，也为中国进一步优化相关政策、推动企业高质量全球化发展提供决策参考。

本文为报告第三、四章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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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标准“走出去”：海外适配与协同共建

标准是对重复性事物和概念所做的统一规定。它是以科学技术和实践经验的结合成果为基础，经有关方协商一致制定并由公认机构批准，以规范的形式发布，作为各行各业共同遵守的准则和依据。标准既是经济活动和社会发展的技术支撑，也是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体现。随着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标准在全球市场中的作用越发重要，标准化已成为推动产业升级、促进国际贸易、提升国家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在国际竞争格局下，标准话语权直接决定着各国在全球产业分工、贸易规则制定中的地位与主动权。

长期以来，主流国际标准体系由欧美等发达国家主导。凭借先发优势和技术积累，西方发达国家不断推动本国标准国际化，形成了有利于自身的国际贸易技术壁垒体系，在全球产业分工与贸易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随着全球产业格局重构与我国综合国力稳步提升，标准化的战略价值越发凸显，推动本国标准国际化、掌握国际标准话语权，已成为各国重塑全球产业竞争优势、突破贸易壁垒的核心举措。当前，我国依托全球最完整的产业体系、超大规模市场优势与持续迭代的科技创新能力，在高铁、5G通信、新能源、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等重点领域实现技术突破，积累了大量成熟先进、适配产业实践的中国标准体系，具备了标准国际化的坚实技术与产业基础。“十四五”以来，我国标准化建设成效显著，累计牵头制定千余项国际标准，实现数百项中外标准互认，逐步从国际标准的被动接受者转变为重要参与者。与此同时，共建“一带一路”、对外开放战略的深入推进，为中国标准落地海外、开展国际标准共建共享提供了广阔的应用场景与合作空间。

在本章中，我们聚焦中国标准国际化，对中国标准国际化的阶段性成果进行系统梳理和总结，深入分析当前面临的现实挑战，并提出应对方法，以期为稳步推进中国标准的进一步国际化提供参考。

（一）标准国际化五大特征

中国标准国际化，本质上是立足于我国产业发展优势与技术创新积累，推动国内成熟的技术标准、管理标准和服务标准在海外应用并转化为国际标准。当前，中国标准国际化的主要路径包括：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IEC）和国际电信联盟（ITU）等全球性国际标准组织的标准制定工作，推进双边或多边标准互认，依托海外重大工程项目带动标准“走出去”，以及技术援助与标准本地化改造等。目前中国标准的全球化推进成效如何？接下来，我们进一步梳理其整体现状与发展特点。

1.牵头制定国际标准的数量快速增长

近年来，我国持续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在国际标准化领域取得显著成效，主导制定国际标准的能力不断增强。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向ISO、IEC提出国际标准提案505项，同比增长15.8%；全年牵头制定并发布ISO、IEC国际标准共285项，同比增长26.7%。从更长的时间维度来看，“十四五”期间（2021—2025年）我国标准国际化建设实现关键突破：五年间累计向ISO、IEC提出国际标准提案1740项，较“十三五”时期增长32.1%；累计牵头制定并发布ISO、IEC国际标准1183项，较“十三五”时期增长88.1%，五年间实现接近翻倍的增长。与此同时，在标准海外传播方面，2025年我国编译发布441项国家标准外文版，并制定实施北斗导航、智能制造、网络安全、共建“一带一路”4个国家标准外文版专项行动。“十四五”期间，我国标准外文版数量累计达2779项，较“十三五”时期增长超过200%。此外，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中的话语权也在持续增强。据ISO官方公开数据，我国在ISO技术委员会秘书处的职务数量稳步扩张，从2015年的67个增至2025年的92个，在各成员中排名第2位，仅次于德国；担任的召集人职务数量也在持续增长，由2015年的126个增长至2025年的407个，在各成员中排名第2位，仅次于美国。

2.标准话语权与产业和创新优势有一定差距

当前，我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参与度、影响力和竞争力持续提升，但对比我国产业体量与创新实力，整体标准话语权建设仍存在明显短板，在国际标准制定中的主导能力仍弱于发达国家。我国是全球唯一拥有联合国产业分类中全部工业门类的国家，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的比重接近30%，连续多年保持全球第一。同时，我国拥有完善的产业配套能力，产业链供应链体系完备，在应对全球供应链波动中展现出较强韧性。然而，国内大量优秀产业实践经验还难以通过标准化形式获得全球认可。此外，在技术创新方面，根据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发布的《2025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我国创新能力综合排名首次跻身全球前十，创新实力显著提升；同时，2025年我国通过WIPO提交的PCT国际专利申请量达7.37万件，占全球总量的26.7%，创新产出规模及技术研发能力均居世界前列。整体来看，我国在技术创新与产业规模方面都具有显著优势，但在国际标准制定上的话语权依然相对较弱，这也反映出我国大量创新技术成果与产业实践未能有效转化为国际上的标准规则，创新成果走出去仍存在较大困难。因此，加快推动中国标准“走出去”、提升我国国际标准主导与引领能力，已经成为参与全球竞争、打通创新产业转化链条、充分释放产业创新价值的迫切需要。

3.标准化国际合作网络持续扩大

在标准化国际合作方面，我国持续拓展合作网络，为标准走出去提供有利环境。通过签署合作协议，我国不断推动中外标准互认与对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与75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130份标准化合作协议。同时，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的标准化合作持续深化。根据市场监督管理局公开信息，我国已与巴基斯坦、沙特等48个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标准化机构签署了65份标准化合作协议；在我国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签署的138份包含外交、科技、商务、市场监管等领域的政府间合作文件中，有42份包含标准合作内容。此外，我国积极搭建并深度参与各类标准化合作机制与平台。一方面，通过主动牵头构建多边合作机制扩大与新兴市场及发展中国家的标准合作。比如，我国推动成立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国家标准化机构负责人会议机制、金砖国家标准化机构负责人会议机制。另一方面，通过积极融入全球区域标准化治理体系，持续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领域的话语权与参与度。比如，积极参与东北亚标准化合作会议、太平洋地区标准大会、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标准与合格评定分委员会（SCSC)等国际区域标准化合作平台。

4.高科技领域的标准制定能力显著增强

近年来，我国在高科技领域的国际标准制定能力显著提升，在数字经济、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领域逐渐成为国际标准的引领者。在通讯领域，根据知识产权平台Patently发布的《2025年全球5G标准必要专利百强权利人报告》，截至2025年初，全球已确立的5G标准必要专利家族数量约5.6万个，其中，中国专利占比达40.8%，位居全球首位。这充分体现了我国在全球5G标准制定体系中的核心话语权，我国已成为全球5G标准体系的核心支撑力量。新能源领域同样是我国主导国际标准的优势赛道。在新能源领域，据工信部等部门介绍，截至2026年5月，我国已牵头制定电动汽车安全、自动驾驶系统等国际标准法规60余项，在ISO、IEC框架下构建起具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规范体系。同时，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的公开信息，“十四五”以来，我国围绕动力电池功能安全、燃料电池能耗测试等新能源汽车领域，累计牵头制定11项国际标准，并推动组建了燃料电池汽车、换电车辆、道路车辆气候变化等7个国际标准工作组。在电力储能方面，截至2025年6月，国际电工委员会电力储能系统技术委员会（IEC/TC120）共发布17项国际标准，其中我国牵头制定有6项，占比达35.3%，在全球电力储能国际标准化领域处于领先地位。在光伏领域，我国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个光伏直流领域国际标准，为全球光伏产业的发展作出重要贡献。与此同时，我国在新兴技术领域的标准制定也取得重要突破。比如，我国牵头制定了全球首个养老机器人国际标准；牵头制定的光伏领域首个聚焦碳足迹核算的国际标准也已成功立项；与德国联合提出全球首个工业5G国际标准，并由多国专家协同研制；牵头编制的脑机接口领域的国际标准正式发布；牵头成功立项具身智能领域全球首项国际标准，并推动成立了首个由我国专家担任召集人的工作组；此外，还牵头发布ISO首个数字化相关的优质服务国际标准。

综合来看，我国在5G、新能源、人工智能等高科技领域持续突破，牵头或参与制定多项引领性的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制定能力及全球影响力在稳步提升。这与近年来我国大力布局相关产业、积累扎实的产业实践密切相关。整体来看，我国正逐渐以产业与技术协同并进的方式，将国内产业优势转化为国际标准竞争力，推动中国技术在全球范围内获得更广泛的采纳与应用。

5.政策对标准化“走出去”的支持力度不断增强

中国标准全球化离不开政策的支持。2021年10月，国务院印发《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从国家顶层战略层面提出“推动标准制度型开放”，确立了新时代中国标准国际化的总体方向与核心框架。为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国家多部门接续出台配套专项政策文件，相继印发了《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2024—2025年）》《服务贸易标准化工作行动计划（2026—2030年）》等专项文件，聚焦标准国际化跃升、“一带一路”标准合作、深度参与国际标准组织治理、重点领域标准研制等关键任务。与此同时，“十四五”“十五五”规划继续强调推动标准国际化与国际互认，将标准化建设作为高水平对外开放的重要内容。同时，我国的配套激励与落地举措也在持续完善，为经营主体参与标准国际化提供了动力。当前，多地相关部门陆续出台财政补贴、专项奖励等扶持政策，对企业主导、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定，国家标准外文版编译推广等工作给予资金支持。此外，我国持续推进国家标准外文版免费公开、国际标准对接认证、跨境标准互认互通等，以缓解语言、技术法规、检测认证等技术性贸易壁垒，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适配性与认可度。依托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机制，我国持续深化与共建国家的标准对接合作，在基建、能源、轨道交通等领域落地一批中国标准示范项目，推动基础设施硬联通与规则标准软联通的双向赋能。

总的来说，政策支撑体系的持续完善推动中国标准国际化水平不断提高。政策的支持既有助于我国优势产业与核心技术在国际上更容易掌握规则话语权，又推动标准互认等畅通贸易的措施落地，促进产业链深度融入全球。

（二）不同市场的差异化路径

随着中国产业“走出去”与国际产能合作持续深化，中国标准已然成为我国参与全球基础设施建设、经贸合作与规则输出的重要载体。非洲、东南亚、中东、欧洲是我国对外合作的重点区域，受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地缘政治环境等差异影响，中国标准在这些区域的落地模式、应用领域、本土化程度呈现不同的发展格局。

1.东南亚：差异化的标准合作模式

东南亚凭借地缘、政策与产业互补优势，成为中国标准“走出去”的重点区域。2025年10月，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正式签署，双方在标准和技术法规与合格评定程序领域明确了在制定自身标准时可考虑参考对方标准，鼓励承认彼此合格评定结果，并优先推进新能源汽车、电子电器等领域标准合作，允许彼此企业依法参与标准制定并给予国民待遇。新能源汽车是双边标准对接的代表性领域，目前，我国与东盟已完成第二轮电动汽车标准清单互换，其中包含中国标准139项、东盟国家标准95项，聚焦电动汽车安全、充电设施、能效测试等核心领域。这种多方面的标准合作模式，有力地推动中国标准在东南亚落地应用。

在双边合作中，我国与东盟各个国家的标准化合作有所区别。具体来看，主要依托《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升级议定书等政策红利，以及区域各国工业化水平、标准体系成熟度差异，结合各国自身产业基础形成了不同标准合作模式。比如，老挝、柬埔寨、缅甸等国家标准体系薄弱、工业化起步晚，我国标准输出主要依托重要工程项目，通过项目带标准、全套体系援建的方式，实现中国标准的落地应用。以中老铁路为例，它是共建“一带一路”的标志性工程，全线采用中国标准建设，结合当地情况完成中国铁路设计、施工、运维、运营全流程标准本土化落地，为中泰铁路乃至东盟铁路建设提供了实践范本。截至2026年6月1日，中老铁路已累计运输货物总量超8400万吨，发送旅客超7300万人次。此外，电力领域的标准化合作也在同步落地。2025年8月中老电力标准合作委员会在广西南宁正式成立，并启动首批7项标准研制工作。依托中方总承包的电力项目，我国在老挝跨境电网、水电站、输变电等工程中同步输出中国成套电力工程建设、设备制造、生态环保、安全生产等技术标准，有效补齐当地电力标准短板。

在泰国、马来西亚、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市场，中国标准“走出去”并非简单的全套标准输出。这些国家具备相对成熟的本土标准体系与制造业基础，我国与它们的标准化合作侧重对标兼容、认证互认的方式。合作依托各国强制认证体系，对中国标准进行改造，以适配本地监管合规要求。比如，针对中国与越南跨境电商退货难、效率低等问题，双方的快递企业共同制定发布3项团体标准。标准实施后，相关跨境物流公司车辆平均装载率提升至90%以上，仓库存储空间利用率提升至90%，货物装卸效率提升40%，人力成本降低20%，企业运营成本也相应降低。又比如新能源领域，上汽通用五菱推动的直流充电标准获得印度尼西亚的SNI认证，印尼市场正逐步部署该标准的直流快充桩，是我国车企在东盟标准制定领域的重要突破。在家电领域，美的集团主导的家用制冷设备健康净化技术标准，联合马来西亚工业与标准化研究院转化为当地官方行业标准，成为中国民营企业“走出去”的首个标准。在此之前，马来西亚长期采用普通冰箱标准，不利于中国高端冰箱出口。该项标准通过4轮考察、9次论证，最终成功落地。随着新标准实施，中国高端冰箱加速进入马来西亚市场。同时，中国电研威凯认证与马来西亚SIRIM共同推出的“威凯思璘联合高端品质认证”，覆盖冰箱、空调、洗衣机等10余个品类，进一步完善了双方家电双边认证互认体系。

在新加坡，直接推行国家标准存在较大困难。我国通过联合研制国际标准，将中国技术实践转化为国际通用语言。目前，我国与新加坡在智慧城市、数据中心等前沿领域共同推进国际标准研制，将优秀的技术标准升级为全球通用规则。

综合来看，我国标准在东南亚的分布层次清晰、适配性强、落地成效显著。具体而言，对于工业基础薄弱的国家以中国标准本土化转化为主，制造业较强的国家则侧重标准对标与认证互认，高端枢纽市场聚焦国际标准联合研制。这样既能够兼顾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又有助于我国标准在海外的应用。在自贸协定、多边合作机制与重大项目的加持下，我国与东盟国家在标准互通上持续深化，不仅有助于降低区域贸易往来的成本，也进一步强化了中国与东盟国家的产业链协同能力，持续提升中国标准的区域影响力。

2.中东：战略深耕市场，能源标准合作

中东多数国家拥有成熟的国家标准体系，长期以欧美标准为基础框架，本土标准化机构机制完善，与国际标准化体系深度接轨。各国结合本地高温、风沙等极端气候特征增设强制性技术条款，逐步形成沙特SASO、阿联酋ESMA等国家标准与海湾GCC区域统一标准并行的格局。同时，中东市场对外开放程度较高，各国也正积极推进能源转型、产业多元化发展，绿色低碳、新型基建市场需求旺盛，这为我国推进标准“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战略机遇。现阶段，我国已与中东国家在基础设施建设、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领域建立了多层次的标准化合作机制。

中东地区光照资源充分，光伏产业发展环境良好，且多数国家正处于能源结构转型的关键期，沙特“2030愿景”、阿联酋“能源战略2050”等国家战略规划对清洁能源提出明确目标。据中东太阳能产业协会（MESIA）预测，2030年中东和北非地区光伏装机容量将达180GW。这为中国光伏企业全球化和技术标准输出提供了重大机遇。面对中东市场严苛的标准壁垒，我国标准输出更加注重本土适配，并以此形成差异化竞争优势，通过针对性的技术优化来实现性能超越。比如，沙特沙伊巴光伏项目应用了我国高效的光伏组件、智能运维无人机、电解水制氢装置等核心设备与技术，不仅适配沙特当地高温强日照的气候条件，还通过自动化运维技术，有效提升发电效率和延长设备的使用寿命，并且项目技术规范被沙特标准化组织采纳。此外，华为为沙特NEOM新城搭建FusionSolar智能光伏管理系统，依托AI技术实现灰尘遮挡预警，有效优化了光伏板清洁周期。同时，在标准互认方面，中国质量认证中心与沙特标准局签署了光伏产品认证互通协议，将认证检测周期从120天压缩至60天，显著降低了交易成本。

基础设施领域，我国标准正在逐渐打破欧美垄断，成为中东基础设施升级的重要选择。比如，2025年12月科威特与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交”）签约大穆巴拉克港项目，该项目是中交在中东地区首个部分采用中国规范的港口项目。

数字经济领域，我国标准与中东数字化转型相契合。这种契合更加注重用中国的技术去对接中东的发展需要。比如，在数字基础设施方面，我国先进技术标准正成为中东区域统一技术规范的重要支撑。华为官网信息显示，2025年7月沙特阿拉伯国家电力公司、沙特阿拉伯国家电网公司和华为数字能源正式签署电网仿真测试合作协议，三方将联合建设电网仿真测试平台。该合作的核心目的不仅是提升新能源并网的安全性，更在于依托该平台的验证能力与测试数据，推动中东区域统一技术规范的制定。

新能源汽车、高端装备与家电领域的标准落地成果同样丰硕。比亚迪等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持续深耕海湾市场，中国充电接口、电池安全标准逐步对接当地认证要求。同时，我国的家电产品检测认证企业自2021年起就深度参与海湾地区家电能效合格评定体系建设，获得海湾部分国家能效标签认证的官方授权，为国内企业出口提供高效的检测认证服务。

总体而言，中国标准在中东市场的落地应用已取得一定成果。在新能源与数字经济等优势领域，中国标准和技术规范正逐步获得中东市场的认可。

3.非洲：民生与基建标准高渗透

非洲整体工业化水平偏低，标准化体系建设普遍滞后，绝大多数国家无完整的本土标准体系，长期沿用欧美标准。但直接套用外来标准容易导致“水土不服”，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建设、数字健康和农业等关键领域。对此，在大型基建项目中，非洲一些国家会基于技术的可获得性、成本和本国特性来选择标准体系，这为我国标准的适用提供了参与空间。长期以来，我国与非洲标准合作聚焦在基础设施、农业技术、能源民生等领域。基础设施领域，我国在非洲承建的跨境铁路、公路、港口码头、水利枢纽等重点工程，采用中国勘察、设计、施工、验收标准。比如，非洲第一条跨国电气化铁路——亚吉铁路的建设全套采用中国标准。电力能源领域，针对非洲电力短缺、电网基础薄弱的问题，我国光伏、风电、输配电、电网运维等标准在非洲多国广泛落地应用。同时，尼日尔等国将多项中国油气管道标准修改转化为本国国家标准，对当地油气储运安全管控与环保水平的提升具有重要促进作用。此外，农业领域是我国与非洲标准合作的特色亮点。2024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宣布在赞比亚打造十万亩中非农业标准化示范区。该示范区围绕当地特色农渔产品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目前已发布300多项标准及操作手册，培训当地人员超过2000人次，示范区农作物产量增长15%，持续带动农业增效、农户增收，成为全球标准赋能粮食安全的标杆范例。此外，中国标准走进非洲的深度也在持续纵向拓展，逐渐向非洲的多个产业延申。比如，在民航领域，我国“新舟”系列飞机依托自主适航标准，先后获得喀麦隆、加纳等非洲国家的适航认证。更重要的是，我国不仅输出民航技术标准，还以新舟飞机运营为平台帮助多个非洲国家搭建本土民航适航体系。在公共卫生领域，我国通过“中非合格评定能力提升活动”，输出医学检验、实验室质控标准，帮助非洲国家完善医疗检测体系。目前该项活动已累计开展6期，为10个非洲国家及国际组织培训60人次，推动中非规则标准软联通。

中国标准输出非洲，并非单纯的“替代”，而是在实践中与当地需求和国际规范深度结合。比如，莫桑比克的马普托大桥及连接线项目在设计施工中使用了中国标准，但在审核验算环节需满足欧洲和南部非洲相关标准要求。然而，西方公司并不熟悉中国的标准规范，对此，我国工程承包企业主动聘请了来自德国、美国、南非等国的相关公司作为咨询方，协助中方与当地业主及西方企业沟通，历时4年确保项目顺利通车。这种“中国标准+国际认可”的模式，既保证了技术落地，也使习惯使用欧美标准的当地业主增强了合作信心。

总的来说，中国标准输出非洲目前以基础型、民生型为主，整体仍处于初级阶段。同时，非洲部分国家政局不稳、产业基础薄弱、人才储备不足，导致部分标准存在落地难的问题。但从长期来看，非洲是全球工业化、城镇化潜力较大的区域，随着双方产能合作持续深化、非洲各国产业升级提速，中国标准应用的市场空间将持续扩大。

4.欧美：高端标准突破，局部领域领跑

欧美市场的标准体系成熟、准入门槛高、合规监管严格，是全球规则的核心制定地，也是中国标准国际化难度最大的市场。比如，欧盟拥有德国工业标准（DIN）、法国标准化协会（NF）等权威标准机构，同时在ISO、IEC两大国际标准核心平台长期占据关键席位，构建了覆盖全产业、高门槛的标准规则体系，长期在全球高端产业标准制定中掌握较强话语权。因此，中国标准走进欧美市场主要采取高端产业技术攻坚、联合参与国际标准研制、推动双边技术规则互认等路径，依托前沿优势领域实现突破。

新能源与绿色低碳是我国与欧盟标准对接最深入的领域。我国光伏、风电、储能标准凭借技术领先性，实现与欧盟、部分欧洲国家标准对标互认，成为全球新能源标准的重要参考。比如，华为构网型储能系统获得国际权威第三方机构颁发的全球首张电池护照预合规数据评估认证，该成果在欧盟监管体系和中国企业内部管理中都获得高度认可。又比如，金风科技、远景能源等企业的大兆瓦海上风机均已通过国际权威认证机构DNV的严格审核，并取得了有效型式认证证书。获得国际认证后，产品在进入欧盟市场时具备了关键合规资质，有利于缩短市场准入周期。与此同时，2026年第四届中欧能源技术创新合作论坛成立绿电认证国际合作创新联合体，联动中欧权威机构统一绿电核算与认证规则，推动风光储领域绿证、碳数据双向采信，进一步证明了我国新能源标准在全球的影响力。

当前中国标准在欧洲仍处于对标接轨阶段。不同于东南亚的市场化扩张、中东高端应用场景下的价值升级，标准进入欧洲的核心是规则突围，通过持续对标欧洲高端标准、参与中欧标准联合研制、推动优势标准互认，逐步化解国际社会对中国标准的认知偏见与规则壁垒。

（三）标准国际化的挑战何在？

随着我国高端制造、绿色能源、轨道交通、数字产业加速全球化布局，中国标准作为技术、产业与制度输出的核心载体，已经成为提升自身国际经贸竞争力的关键抓手。但当前全球标准格局长期由欧美日体系主导，叠加地缘博弈加剧、各国技术性贸易壁垒升级、中外标准体系范式差异等多重因素，中国标准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仍面临一系列风险挑战。

第一，国际标准话语权偏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规则制定。当前全球标准化体系以发达国家为主，凭借长期的技术积累和先发优势，欧美等发达国家垄断ISO、IEC等核心国际标准组织的话语权，并且构建了成熟完善的规则壁垒和技术壁垒。同时，在半导体、人工智能、数据治理、先进制造等新兴赛道，欧美通过GDPR等合规体系、排他性标准联盟、区域贸易规则，构筑起多层次、全方位的市场准入壁垒，对中国标准国际化落地形成一定阻碍。此外，欧洲、北美等高端市场对域外标准设置严苛的准入门槛，中国标准落地难度极高。即便我国产品技术优于国际标准，仍需耗费大量成本对标改造、合规认证，大幅压缩市场空间和盈利空间。

第二，区域发展失衡，适配性不足。中国标准国际化的区域布局差异较大，东南亚、非洲等地区集中于中低端制造、基建、基础民生领域落地，高端领域的标准渗透仍不足；中东市场突破有限，欧洲市场则在部分领域实现互联互通。与此同时，不同区域国家的自然条件、产业基础、法律法规、技术水平差异巨大，我国部分出海标准存在适配性不足、落地效果不佳的问题。此外，部分发展中国家数字化、工业化水平偏低，与我国先进标准存在技术差异，制约了高端标准的落地应用。

第三，标准体系协同性不足，国内产业优势未充分转化。当前中国标准国际化推进工作缺乏统一的统筹协同机制，政府部门、行业协会、龙头企业各自分散发力，在标准立项、专利布局、海外项目输出等环节未能形成一体化联动链条。同时，标准与产业、技术、专利的协同联动不足。比如，我国在新能源、5G、人工智能等领域拥有全球领先的技术和专利，但部分技术成果未能及时转化为国际标准，导致技术优势无法转化为规则优势和市场优势。

第四，人才短板凸显。标准国际化是技术、语言、规则的复合型领域，需要大量既懂国内标准体系又精通国际规则，既掌握专业技术又具备跨语言、跨文化沟通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当前我国该类型人才的供给存在明显缺口。同时，行业协会、企业的国际标准化工作团队建设滞后，缺乏常态化的海外标准研究、推广、运维机制，导致标准国际化过程中出现对接效率低、适配性差、问题处置不及时等问题，成为标准高质量“走出去”的关键制约因素。

第五，中外标准互认渠道需进一步拓宽，互认覆盖面仍有待扩大。当前我国累计与75个国家和组织签署了130份标准化合作协议，标准化合作网络持续扩大，但多数国家普遍设有各自的强制性或准入性认证制度，中国标准在当地市场仍难以直接获得官方采信，标准输出面临一定制度性门槛。同时，新能源、数字技术、高端装备等优势新兴领域的标准互认谈判仍在深化推进中，相关机制建设有待进一步完善。

（四）标准国际化高质量发展怎么走？

立足当前规模优势与发展痛点，未来中国标准国际化需进一步优化区域布局，完善支撑体系，推动中国标准实现从跟随到全球引领的战略升级，全面提升中国标准的国际话语权和全球影响力。

一是深度参与全球标准治理。主动适配全球标准化治理格局，加大对ISO、IEC、ITU等核心国际标准组织的参与力度，积极争取更多技术委员会主席、秘书长席位，深度参与国际标准制修订工作，提升我国在全球标准顶层设计中的话语权；聚焦新能源、数字经济、绿色低碳、高端装备等我国产业优势赛道，将技术专利优势转化为规则优势，逐渐打破欧美高端标准垄断。同时，深化中外标准互认对接，针对欧洲、中东等高端市场，系统梳理中外标准差异，推动我国优势标准与欧盟、海湾国家标准体系对标互认，简化认证流程，降低合规成本。此外，依托RCEP、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等合作机制，搭建区域性标准化合作平台，拓展区域标准协同空间。

二是优化区域差异化布局，精准适配市场需求。针对东南亚等核心市场，依托RCEP合作红利，全面推进基建、新能源、数字经济等标准全覆盖，持续推动电动汽车、轨道交通等优势标准落地，深化常态化标准互认机制；非洲地区则聚焦民生基建、现代农业、绿色能源领域，加大基础标准、普惠性标准输出，结合非洲本土化发展需求优化标准适配性，助力非洲工业化、现代化转型；中东市场应聚焦智慧城市、高端基建、新能源储能、高端装备等领域，输出成套高端标准体系，深化与沙特、阿联酋等国的标准战略合作，打造高端标准品牌，提升中国标准的价值认可度；欧美等市场则坚持优先在新能源、绿色低碳等优势细分领域实现标准互认，逐步拓展合作领域。

三是构建一体化标准产业生态，强化协同联动，释放产业化赋能价值。强化国家顶层统筹，整合上级标准化全球发展资源，统一规划重点领域、重点区域标准国际化布局，避免重复建设和供给空白。深化技术、专利、标准、产业全链条联动机制，鼓励龙头企业依托技术优势，将自主核心技术转化为国际、区域标准，推动5G、人工智能、新能源汽车等优势领域的标准研制工作。推动标准与工程、产品、服务、投资深度融合，在海外基建项目、产能合作、外贸出口中同步植入中国标准，实现“项目落地、标准扎根、产业跟进”的良性循环。

四是完善国际化传播与服务体系。丰富外文标准供给，持续扩大小语种标准编译覆盖范围，针对东南亚、非洲、中东等重点区域，定制本土化标准译本和解读手册，做好标准解读工作。建立海外标准服务支撑体系，在重点全球化区域设立标准化服务中心，提供标准咨询、合规对接等一站式服务，降低企业全球化合规成本。

五是强化复合型人才培育。聚焦人才短板，构建“高校培养、企业实训、国际交流”三位一体的国际化、标准化人才培育体系。高校增设相关专业方向，重点培养兼具技术专业能力、外语能力、国际规则认知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支持龙头企业、行业协会选派技术骨干参与国际标准组织工作、海外项目标准落地实操，积累国际化实战经验。搭建国际标准化人才交流平台，深化与国际标准组织、海外权威机构的人才合作交流，引进高端国际标准化人才，充实中国标准国际化工作团队。

二、中国对外投资洞察：越过2000亿美元门槛：中国企业全球化的“新账本”与“新生态”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2135.8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基于《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下称“公报”），在总量突破的表象下，全球化结构的深层次演变更为关键。资金层面，新增股权与存量利润再投资成为双引擎，海外并购明显降温，民企与地方企业走向前台；产业层面，数字科技与绿色低碳赛道领跑，全球化模式正由单一的产品与产能输出升级为涵盖研发、物流与终端渠道的“品牌与产业链生态”协同；区域层面，资金加速向东盟特定制造节点集聚，并依托海外控股枢纽进行全球再配置。面对近3.4万亿美元的海外存量资产，中国企业的全球化已迈入“拓新”与“深耕”并举的精细化运营新阶段。

漫步曼谷、吉隆坡或是迪拜街头，中国企业的身影随处可见：马路上比亚迪、名爵等中国品牌新能源汽车的身影不时闪过；商场里蜜雪冰城、泡泡玛特的门店常有顾客排队；当地工业园区内，一批中国电子、装备制造厂房正昼夜运转，云端算力和跨境物流网络在后台同步运转。中国企业全球化，正告别早年简单贴牌外销的模式，走向品牌落地、全产业链的生态融合。

这些看得见的市场变化也反映在宏观统计数据中。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国家外汇管理局2026年9月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达到2135.8亿美元，同比增长11.1%，创下该项统计的历史最高值。

在对外投资规模突破2000亿美元大关的同时，企业全球化的资金来源、投资主体、行业方向和布局区域都出现明显调整：新增股权投资搭配存量利润再投资共同拉动增长，民营企业与地方主体的作用越发突出，绿色低碳、数字科技领域投资快速增长。企业全球化也从单纯输出产品和产能升级为品牌、技术与产业链生态的系统性布局。

（一）流量首破2000亿美元：全球化进入“拓新”与“深耕”并行期

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首次跨过2000亿美元门槛，达到2135.8亿美元，连续14年稳居全球前三，2025年排在全球第二位，仅次于美国的2627.2亿美元。截至2025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33840.7亿美元，较上一年增加2441.4亿美元，占到同期中国对外资产总规模的三成，位列美国（66458.3亿美元）、荷兰（36086.7亿美元）之后，保持全球第三。

置于全球跨境投资的大范围来看，公报援引联合国贸发会议《2026世界投资报告》的数据显示：2025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流量1.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2.8%，其中发达经济体增长11.3%，发展中经济体增长15.7%；年末全球投资存量46万亿美元。据此测算，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占全球当年总量的11.5%，比上年小幅回落0.4个百分点；存量占全球7.4%，体量约为美国的50.9%。另外，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里有89.8%，合计30405.3亿美元投向发展中经济体，持续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重要的资本来源。在全球投资上行的大势下，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实现规模再创新高，保持稳步扩张。

历经二十多年持续布局，中国企业已在海外打下扎实的经营基础。截至2025年末，国内约3.8万家投资者，在全球189个国家和地区设立近5.8万家境外企业，相比上一年净增6000余家，覆盖全球80.8%的国家和地区。手握近3.4万亿美元海外存量资产、5.8万家海外经营主体，中国企业开展跨国经营，需要同时抓好两件事：一是向外开拓，通过新增投资布局更多海外市场；二是向内深耕，持续管好已经落地的数万家海外工厂、研发中心和营销网络。

（二）新增股权挑大梁、海外利润再投资：民企与地方力量走上前台

资金以何种形式投向海外，又是谁在主导全球化投资？2025年，投资资金来源与实施主体呈现出两大清晰特点。

第一，新增股权投资成为主力，海外存量企业依靠留存利润稳步扩张，跨国并购热度明显降温。

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分为三块：新增股权投资、当期收益再投资（境外企业留在当地未分配的当期利润等）和债务工具投资（跨境债权债务净额变化）。2025年新增股权投资规模达到1227.4亿美元，创下历史新高；当期收益再投资829.4亿美元，境外企业留在当地用于扩大经营的利润总量继续上升，但占比从2024年的40.5%回落至38.8%；债务工具投资仅79亿美元，占比降至3.7%。受全球地缘冲突加剧、资本市场震荡等因素影响，2025年中国企业在71个国家和地区落地544宗并购项目，交易总额153.4亿美元，处于历史低位。其中，来自境内的资金137.1亿美元，占并购总额的89.4%，境外融资16.3亿美元，占10.6%。

从增量的构成来看，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比上年增加213.8亿美元。其中，新增股权投资增加496.9亿美元，当期收益再投资增加50.5亿美元，债务工具投资减少333.6亿美元。新增股权投资提供了核心的增量支撑，并抵消了债务工具投资回落的影响。与此同时，新增股权大增与并购回落同时出现，印证了市场中的直观变化：十年前常见的是动辄数十亿美元的跨国收购大案，如今翻看A股上市公司的全球化公告，更多是新设海外子公司、对既有境外基地增资扩产等并购之外的股权投入。

第二，非公有控股主体与地方企业成为出资主力。

2025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流量合计1831.1亿美元。其中，非公有控股主体投资额1074.2亿美元，同比增长17.6%，占比58.7%，较上年提升4.4个百分点；公有控股主体投资756.9亿美元，同比下降1.8%，占比41.3%。按主体隶属关系划分，地方企业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1262.8亿美元，同比增长16.5%，占比高达69%。分省份来看，广东（319.8亿美元，含深圳148.4亿美元）、浙江（147.5亿美元，含宁波53.8亿美元）、江苏、福建、山东位居全国前五；中央企业及相关单位投资568.3亿美元，同比下降5.3%，占比31%。在全部3.8万家境内全球化投资者里，地方企业占比更是达到97.4%。

在这支庞大的全球化队伍中，既有大型跨国民企与地方国企，也有成千上万家中小民营企业。从深圳消费电子、宁波汽车零部件机械，再到四川、河南的特色制造企业，近六成非金融类对外投资来自非公有控股主体，近七成来自地方企业。越来越多规模、行业、国际化水平各不相同的企业走向海外，也意味着跨境融资、东道国合规辅导、海外运营配套服务需要适配更加多元、分层的企业诉求。

（三）赛道升级与生态融合：数字科技、绿色制造与全球渠道协同

当前全球跨国资本正加快流向数据中心、人工智能、绿色能源与先进制造等战略性赛道。2025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覆盖国民经济18个行业门类，其中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批发和零售业、制造业、金融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六大领域投资均超百亿美元，合计1804.4亿美元，占当年流量总额的八成以上。

一是数字科技与绿色低碳赛道增长亮眼，制造业底盘稳固且结构向新。2025年，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对外投资流量达131.2亿美元，同比激增88.3%，年末存量达4318.6亿美元（居全行业第三）；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流量76.2亿美元，大增73.9%。伴随着云计算、AI技术应用与跨境数字业务拓展，数字基建与海外研发正成为资本投入的高地。在制造业与绿色产业端，虽然2025年制造业流量（345亿美元）同比回落8.1%，但制造业企业占境内投资者总数的34.1%（13001家），年末境外制造业企业近1.2万家，并购金额（59亿美元，198个项目）仍居各行业之首。

细看内部结构：以新能源汽车为代表的汽车制造业对外投资存量达718亿美元，占制造业总存量的21%。同时，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存量达899.8亿美元（当年流量60.1亿美元，增长4.6%），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流量（13.6亿美元）同比增长309.5%，绿色制造与清洁能源成为产业全球化提质的重要支撑。

二是全球化模式从单纯输出产品，转向品牌与产业链生态协同布局。2025年，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对外投资流量达123.7亿美元（增长47.7%），批发和零售业流量保持406.3亿美元高位。对外投资存量规模最高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达到10533亿美元，占总存量的31.1%，这一板块大多用于投资控股，承载大量实体企业的海外区域总部与控股平台。

这一组数据勾勒出中国品牌全球化的完整生态：在马德里、圣保罗，消费者线上选购中国商品，货物配送周期从过去数周压缩到几天，背后就是菜鸟、极兔以及制造企业持续搭建的海外仓与物流网络（交通仓储行业）。一家中国车企或智能家电企业布局海外，不只是建厂，还要配套搭建海外控股平台（商务服务业）、部署云服务与AI本地化适配团队（信息技术服务业）、设立本土测试研发中心（科研技术服务业），铺设品牌经销和售后网点（批发零售业）。一家企业从国内出发时是制造企业，落地海外后则按各自业务分化为海外工厂、研发中心、物流仓、销售公司和控股平台。把制造母体与它在海外延伸出的数字、研发、物流、渠道网络拼合在一起，就是中国企业从“卖产品”到“搭建产业生态”转型的真实图景。

（四）区域冷热分化：资金的“第一站”与海外实体版图

2025年，中国对外投资流向亚洲1771.5亿美元（增长15.3%，占82.9%），拉丁美洲172.5亿美元（增长10.8%），欧洲130.5亿美元（增长4.4%），北美洲24.4亿美元（下降59.5%），非洲22.9亿美元（下降31.8%），大洋洲14亿美元（增长28.7%）；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下降9.7%。

第一，东盟内部各国走势分化，制造业资金加速向泰国、马来西亚集聚。2025年中国对东盟直接投资流量307.9亿美元，整体同比回落10.4%，其中投向新加坡169.3亿美元，下降5.4%。但东盟内部的泰国（53.3亿美元，增长16.9%）和马来西亚（25.1亿美元，增长92.2%）均实现明显增长，且主要投向制造业（全年对东盟制造业投资143.8亿美元，占对东盟流量的46.7%）。近年，长安、比亚迪等车企连同电池、零部件配套企业，批量落地泰国罗勇府工业园；半导体封测、数据中心配套、精密装备企业也持续加码对马来西亚槟城、柔佛州的布局。东盟整体投资规模回调，泰马两国却持续吸引产业落地，反映企业正依据各国产业集群成熟度、项目落地节奏与投资条件进行精准择地。

第二，对欧盟投资翻倍，主要由荷兰的商务服务与信息技术投资拉动。2025年中国对美国直接投资流量降至19.1亿美元（下降71.3%，占总流量的比重降至0.9%，但存量仍以831亿美元位居目的地第五，在美境外企业超5000家）；同期对欧盟投资流量达121.7亿美元，同比增长106.9%，其中荷兰一国吸收了62亿美元，占中国对欧盟投资流量的51%。中国对欧盟投资的第一大行业为租赁和商务服务业（40.1亿美元，增长9倍，主要集中在荷兰），第三大行业为信息技术服务业（21亿美元，亦主要流向荷兰），而对欧盟制造业投资流量（23.4亿美元，主要流向德国、瑞典、荷兰等）则下降17.4%。

第三，资金“走出去”的“第一站”与海外实体版图各有侧重。新闻里常看到企业去东南亚、拉美或中东欧建厂，而在公报统计中，中国香港占全国总流量的64.4%（1374.7亿美元）、总存量的60.1%（20350.8亿美元），英属维尔京群岛和开曼群岛合计占对拉美投资存量的96.4%（6371.4亿美元）。这是因为公报按资金出境后的“第一站”（首个投资目的地）统计。在跨国投资实践中，许多企业会先在中国香港、新加坡、维尔京群岛或荷兰设立控股子公司，再通过这些境外平台向第三地的工厂或销售公司开展再投资。因此，首个投资目的地排名呈现的是资金出境的第一落点，与企业最终的生产、销售布局各有侧重。

（五）3.8万亿美元境外营收背后：从“投出去”到“转起来”

当海外资产存量接近3.4万亿美元，企业全球化的重心已从“投出多少资金”延伸向“境外业务如何持续运转”。

公报披露的经营指标勾勒出5.8万家境外企业的日常运转体量：2025年，中国境外企业实现销售收入3.8万亿美元，同比增长5.5%；向投资所在国家（地区）缴纳各种税金总额828亿美元，增长0.8%；年末境外企业从业员工总数达476.1万人，其中雇用外方员工296.5万人，占从业人员总数的62.3%（在东盟、欧盟和美国雇用的外方员工分别超过92.3万人、21.5万人和9.3万人）。

与此同时，海外投资对国内货物出口形成明显的拉动效应。2025年，对外非金融类直接投资带动出口2343亿美元，同比增长11%，占到当年中国货物出口总额的6.2%。国内新能源车企、光伏或机械制造企业落地海外工厂后，往往持续从母国采购自动化生产线、精密模具与核心零部件；蜜雪冰城、泡泡玛特这类连锁消费品牌在海外拓店，也会带动国内供应链生产的原料、包装与文创产品持续输出。从整体经营成效看，2025年有七成境外企业实现盈利或持平，其余三成企业仍处于投入期或面临经营压力，不同行业与国别项目的盈利水平存在差异。

（六）结语

2135.8亿美元的年度流量与近3.4万亿美元的资产存量，勾勒出中国企业跨国经营的基本盘。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演进，数字经济与绿色低碳领域给企业全球化带来新的机会。进入2026年，中国企业的全球化正在新增投资与存量业务深耕的双轨上同步推进，从“单点产品全球化”迈向“品牌与生态协同”的质量升级，成为决定全球竞争力的关键所在。

当前各国产业政策调整与供应链重构仍在继续，不同行业、不同区域的投资回报周期与经营难度差异显著。当近六成非金融类新增资金来自非公有控股主体、近5.8万家境外企业分布在世界各地，全球化的下半场已不再只是比拼把多少资金投出去、把多少工厂建起来，唯有真正融入东道国经济社会、坚守合规底线并实现互惠共赢，企业才能在全球市场的风浪中行稳致远，将庞大的海外资产真正沉淀为持久的国际竞争力。

（本文题图来源：第一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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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跨越山海｜2026中国企业全球化报告》课题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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