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研发方向交给市场，把首用风险留在制度里

随着“十五五”规划建议进一步提出推动创新资源向企业集聚，全社会研发经费年均增长7%以上，支持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更多承担国家科技攻关任务，并将“科技自立自强水平大幅提高”“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列为主要目标，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凸显，既要当“出题人”，也要当“答题人”。

这一转变带来一个直接变化：新技术研发方向不再仅由国家目录设定，而是逐步转向市场化合作——由“出题人”提出产品技术指标，由“答题人”完成产品开发和落地。双方事先约定，交付符合技术目标的产品即予以采购；未达约定的，不进入采购环节。这一机制既确保采购产品符合技术标准，也让答题人在结果不确定的情况下有信心启动研发。

对科技企业而言，这一机制让订单与技术攻关绑定：除了技术攻关能力之外，核心竞争力更在于把真实的产业需求变成可交付的产品。谁既能提出关键指标，又能兑现产品交付，谁就能在这一轮创新格局中拿到话语权。

从实践看，承接客户定制化需求已成为科技企业技术积累的重要来源，尤其是半导体等行业。​企业围绕下游客户提出的技术指标开展定向开发，在交付过程中完成工艺验证、参数固化与问题闭环，将项目中形成的方案、数据和方法沉淀为可复用的技术模块；相应的，定制品开发中的研发活动支出计入企业研发费用，研发成果得以规范确认和持续归集。

随着同类项目增多，单点经验逐步汇聚为平台能力，产品也由单一客户的定制品延伸为面向行业的标准品，研发投入与市场回报形成正向循环。

从经济学看，这是预算约束的软硬之别。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János Kornai）1986年讨论软预算约束时指出，当企业预期亏损将由外部救助消化时，则对价格信号、成本控制和风险的敏感度都会下降。预算约束越硬，企业选择技术方向越审慎，对客户真实需求的响应也越切实。

从财政奖补到市场激励，提供支持的主体虽有变化，但企业从事的仍是研发活动；变化的是，谁来校准研发方向。

英国哲学家怀特海在《科学与近代世界》中指出：“19世纪最伟大的发明，是发明方法的发明。”其要义在于，科学思想若未经工程化转化，尚不足以构成可直接取用的技术成果。科学思想与最终产品之间，还横亘着一段紧张而富有想象力的设计期。新方法的要素之一正是找到在科学思想与最终产品之间架起桥梁的方法。这是一个逐一攻克难题、严谨有序的过程。

放在当下中国，这座桥梁正越来越多地由企业自己来架。尤其是受“卡脖子”制约最深的行业，企业既是出题人也是答题人：客户的高精尖需求是待解的科学难题，把它变成可验收的产品，还需要企业严谨而富有想象力的解题。而科学思想与最终产品之间的距离，就在一次次定制交付中被缩短。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国家科技实力的积累，正是由一台台首台（套）装备、一件件定制产品里的研发要素汇聚而成。其背后的支撑，是制度供给的完善与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从财政奖补到市场激励，出题人与答题人揭榜挂帅式的合作，让研发方向由市场校准。从这个意义上说，这套定制化研发机制，本身就是国家为以人工智能、半导体等为代表的先进基础工艺、关键基础材料、基础元器件行业追赶乃至引领国际先进水平而定制的中国式“发明方法”。它既回答了技术往哪里走，也回答了谁来把它做出来。

支撑这一转变的，是近二十年政策的演进。首台（套）政策自2006年提出鼓励订购使用国产装备起步，2015年延伸至核心零部件并建立保险补偿机制，2018年明确“重大技术装备是国之重器，事关综合国力和国家安全”，2024年进一步转向应用牵引、以用促产。其着力点已从“鼓励使用”转到“应用牵引、风险共担”：以目录遴选定范围，以检测评定把关口，以保险补偿分风险。

政策与机制指向同一件事：把研发方向的校准权交给市场，把首用风险留在制度里。首台（套）政策的实际成效，最终要由车间里稳定运行、通过验收的装备来检验；而支撑这些装备走向成熟的，正是那些敢接第一单、也扛得住第一次失败的企业。不以清单预设技术方向，而让应用过程本身催生新方法，这正是怀特海所说的“发明方法”。

（作者系上海交通大学智慧司法研究院助理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