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攻守之势异也:中国企业出海诉讼的攻防之道与思维破局|问海

第一财经 2026-11-17 19:24:48 听新闻

作者:高雅    责编:戚德志

走向海外市场的程度越深,企业对诉讼的理解就越超出“打官司”本身。

在过去十余年的中国企业出海史中,遭遇欧美巨头发起的专利诉讼或美国“337调查”,往往意味着一笔高昂的“出海学费”。然而,随着中国企业向全球价值链上游攀升、跨境诉讼经验补足,这一延续多年的剧本正在被改写。

全球知名诉讼律所昆鹰律师事务所(Quinn Emanuel)在其《重塑中国企业跨境诉讼的五大趋势》报告中发现,中国企业在全球知识产权维权中扮演着更加主动发起攻势的角色,而不仅是侵权诉讼的被动防守方。如今,美国每年新立案的知识产权诉讼中,涉及中国企业的超过1200宗,其中越来越多的案件由拓展全球业务的中国企业主动提起。

从“被动交学费”到主动出击、以攻代守,中国企业在海外法庭上的攻守之势是如何翻转的?在陌生的欧美司法体系与地缘暗流中,出海中企又该如何跨过证据开示与陪审团叙事的暗礁?昆鹰上海办公室管理合伙人唐海燕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中企出海需要完成涉诉认知的转变与觉醒。

“即便被诉也不必恐慌,这往往意味着企业已经在全球市场上成长为了举足轻重的一分子,诉讼是出海进程中的必然伴生现象。”她提醒,成熟跨国公司早已将诉讼视作全球商业博弈的重要工具,企业不应抱有一味寻求快速和解的单一幻想,而应依托专业力量积极应对,在规则博弈中真正筑牢自身的全球竞争力。

攻守之势转换:“以战止战”

根据中国知识产权研究会发布的《中国企业海外知识产权纠纷调查》,2023年,中国企业作为原告在美提起了119起专利诉讼,到了2025年,这一数字提升到了386起。而在商标诉讼方面,2023年,66家次中国企业作为原告共提起了57起商标诉讼;到2025年,有195家次中国企业作为原告共提起了162起商标诉讼。

昆鹰北京合伙人朱奕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这映射了企业技术自信、经济实力与法务团队综合专业能力的同步跃升。“一些中企在海外同老牌行业巨头对簿公堂,耗费的资金和时间成本不小,敢于投入巨资付诸法律行动的企业,其核心自信建立在自身技术专利过硬的基础之上。”她称。

她还观察到,此前许多中企在美面对诉讼时的第一反应,往往是盘算或反复追问不出庭、不回复、不应诉会对案件产生何种影响。但事实上,只要企业在美国存在实质性的商业连接,应诉便无从回避,否则一旦遭遇缺席判决,后果将不堪设想。换言之,许多企业的初始思维仍停留在“我不想打”,或“如何以最小成本了结”。

回避应诉之外,一些企业也存在应诉后急于了结的倾向。唐海燕称:“在收到诉状后,许多企业本能地抱有一种善良的愿望——希望在短短一个月内就能达成和解。但如果企业一开始就暴露急于和解的软弱姿态,反而会助长对方的气焰,认为你缺乏应诉决心,因而在谈判桌上变本加厉、步步紧逼,提出苛刻的天价和解要价。”

“无论诉讼还是和解,最终都服务于公司的整体商业目的。如果涉及无实质依据的纠缠型诉讼,和解相对容易达成;但若是行业核心竞争对手之间的战略博弈,开局阶段就寻求妥协的可能性极低,唯有展现出有极大可能在法庭上击溃对方的实力,才能换来对等、有利的和解结果。”唐海燕比较称,她所在的律所以强硬风格著称,也很少在案件初期就主动表露和解意向。

证据开示环节的“走钢丝”

在美国商业民事诉讼中,无论纠纷涉及知识产权还是跨国违约,绝大多数企业案件都不可避免地滑入漫长且耗资巨大的证据开示(Discovery)阶段。

所谓证据开示,本质上是正式开庭前双方“互亮底牌”的过程,既包括拉网式调取数十万页内部邮件与技术文档,也可能需要高管与核心员工直接出面作证。美国律政剧中,企业高管坐在会议室面对多台摄像机、接受对方律师连环盘问的“名场面”,正是证据开示中的宣誓取证(Deposition)。高管在镜头前的一句轻率表态,就可能成为日后法庭上的“把柄”。

“中国企业遇到最多的致命问题,就集中在证据开示阶段。”朱奕宣说,这种文化与法系上的“不适”并非中国公司独有,韩国、法国等大陆法系国家的企业同样经历过这样的认知转变期,“企业很难理解,为什么对方律师可以强制要求自己主动交出大量不利于自己的材料,甚至包括日常的内部沟通记录。而如何处理这个过程,需要极高的技术与艺术。”

在美国法律规则下,不仅是正式文件,邮件草稿、即时通讯工具乃至便签,都在电子证据开示的雷达捕捉范围之内。由于商业习惯的差异,许多在国内看似寻常的沟通细节,到了美国法庭上往往演变成被穷追猛打的不利证据。

朱奕宣举例称,一家涉案中国企业在由前任律师代理时,面对“员工是否使用微信工作”的质询,由于认定只有正式邮件才算工作、公司明令并不允许微信办公,便在取证时陈述“工作不用微信”。然而,对方律师随后在公司员工与第三方往来记录中搜出了零星的微信沟通痕迹。法官便直接认定其构成虚假陈述,因此损害了核心的抗辩权利。

更为复杂的现实在于,当诉讼主体延伸至大型国企或头部科技企业时,证据开示往往会撞上数据出境安全与国家秘密的红线。

“这是我们现在每一天都在处理的难点。”朱奕宣坦言,随着监管体系的完善,不少头部科技企业的数据资产与关键业务信息,在合规层面早已上升至国家安全维度。一旦美国法院发出大范围证据开示命令,跨国企业立刻被夹在两套法律体系的夹缝之中。

这种跨法域的拉锯,在国际司法史上早有先例。朱奕宣解释称,瑞士也曾经历过类似的阵痛:美国司法机构强行要求调取银行账户信息,但瑞士的法令设立了极为严苛的银行保密限制,严禁擅自对外提供本国数据,跨国机构同样深陷两难。

在具体的操作上,朱奕宣表示,这需要律师和企业谨慎地“走钢丝”。企业绝不能所有材料一概不给,否则极易被美国法官判定为恶意对抗法庭或藐视法庭,“哪些可以给、哪些坚决不能给,需要律师与客户共同运用智慧展开充分研讨;此外,拒绝披露绝不能仅仅凭主观觉得敏感,而必须建立在坚实、具体的国内法律依据之上。”

最为关键的,则是如何把中国境内的合规限制,以美国法官能够听懂并信服的语言“翻译”出来。“我们此前处理过一起涉及司法主权的案件,探讨中国境内的银行机构在何种情况下可以直接受美国法院禁令的约束。”朱奕宣回忆道,在资深美国合伙人的建议下,团队在递交给美国法庭的文书中详尽梳理了中国的法制沿革与主权关切,还直接向法官提出换位思考——“如果中国法院可以随便命令一家美国本土银行执行某项禁令,美国法庭能否接受?”——最终,这种解释获得了法官的理解。

庭审中的叙事胜负手

跨越了漫长复杂的证据开示,在经过审前动议与和解谈判的层层过滤后,案子如果依然无法终结,真正的终局决战才会落在陪审团面前。但对于大多数出海中企而言,走到这一步往往伴随着极大的心理抵触——在如今全球化收缩的大环境下,由普通美国民众组成的陪审团,是否天然夹杂着地缘政治情绪与本土保护主义偏见?

“庭审的核心,很大程度上在于讲故事。”朱奕宣用了一个生动的比喻,“同样的素材,交由不同的导演拍摄,呈现给观众的感染力与真实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排除陪审团成员中或许存在偏见,但这种偏见可以通过恰当的叙事方式去克服。”

陪审员的偏见往往源于不了解。“如果日常接触的渠道充斥着刻板信息,认知自然容易固化。但当你在法庭上把中国企业极具创新性的产品真实摆在他们面前,甚至让他们亲手触摸、直观感受其中的科技含量时,他们的体感和认知就会开始松动。”朱奕宣称,关键是尽可能将陪审团的注意力从地缘博弈的宏大叙事中拉回,引导他们落到具体的商业与专利细节上换位思考:“如果你处在我方的位置,面对这样的事实会怎么做?”

朱奕宣说,团队在案后回访陪审团时发现,对方律师试图煽动政治偏见的行为往往适得其反,“甚至有陪审员直言这被视为在侮辱他们的智商”。她认为,律师必须主动将注意力拉回商业与法律的真实轨道,中企过去不少败诉案例,恰恰在于明知对方暗打“偏见牌”却未能第一时间强力反制,任由情绪发酵成了不利裁决。

重塑出海心态

实际上,企业涉足海外市场的程度越深,对诉讼的理解就越超出“打官司”本身——它不再只是被动应付的麻烦,更是一种前置配置的商业竞争策略。

今年恰逢昆鹰律师事务所进入中国内地市场的第十个年头,在回顾过去十余年中企出海的策略变迁时,朱奕宣对第一财经记者表示,国内企业早期多奉行“以和为贵”,习惯于“你不告我、我不告你”;但如今市场心态已发生显著转变,企业愈发懂得将法律战转化为商业博弈的利器。“即便只是通过申请临时禁令将对手产品阻截一两个月,对于抢占关键的市场窗口期来说,也往往具有决定性的商业价值。”她补充道。

她表示,从国际参照来看,三星、LG、SK海力士等韩国企业在美欧法庭长期扮演着活跃的原告与被告角色,“中国企业起步虽然稍晚,但正在沿着类似路径前进”。

唐海燕同样认为,成熟的跨国公司早已将诉讼视作全球商业布局策略的一部分,本质上是一种攻守有道的博弈工具,企业绝不能因心存畏惧而惯性退缩、草率妥协,在做好合规防守的同时,关键时刻更要敢于主动出击。

这也要求企业在早期发展阶段就树立起业务全球化的雄心与前瞻性。唐海燕补充道,不少中企在短短数年内便跃升为所在行业全球最大或极具分量的市场参与者,一旦跻身这一梯队,遭遇跨境诉讼便不可避免,因此在日常运营中就必须前置风险防范机制,包括完善治理架构与推行严密的文件归档存证制度。

除了战略层面的转变,朱奕宣认为,企业与法务团队还需要在实操中确立“全方位的自信”。这不仅体现在敢于正面迎战的应诉姿态上,更体现在与外部律师协作时的角色重塑。

“外部律师归根到底扮演的是提供方案与建议的辅助角色,最终的商业与诉讼决策必须由企业内部牢牢主导。”朱奕宣提到,过去部分出海企业对海外律师“容易言听计从,哪怕对方解释得含糊其辞也选择妥协接受”。但如今,中国团队的专业素养已大幅提升,完全应当保持充分的自信与外部律师展开平等推敲,甚至主动挑战既定策略,“在高质量的互动与交锋中,企业才能真正甄别出最契合自身利益的专业同盟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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