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911 为什么是纽约？

“在可能发动袭击的狂人的头脑中，纽约无疑有着持久的、不可抵挡的诱惑力。”

“这座城市，在它漫长的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毁灭的可能。只需一小队形同人字雁群的飞机，立即就能终结曼哈顿岛的狂想，让它的塔楼燃起大火，摧毁桥梁，将地下通道变成毒气室，将几百万人化为灰烬。死灭的暗示是当下纽约生活的一部分：头顶喷气式飞机呼啸而过，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噩耗。”

“纽约，这一目标高耸入云，飞机只能拦腰撞向它。”

这段文字来自美国散文随笔作家、《纽约客》杂志的撰稿人E·B·怀特，发表于1948年秋。

53年后。2001年9月11日，两架被“发动袭击的狂人”劫持的飞机“拦腰撞向”了位于纽约的世贸大楼，“报刊上的头条新闻时时传递着噩耗……”

中国专家认为：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孕育于美国的极端主义

也是在1948年12月，埃及教育部一名官员赛义德·库特卜乘坐一艘游轮的头等舱，从埃及亚历山大港启程前往纽约。

库特卜在很多方面都很西化：他穿着三件套的黑色西装；喜欢法国文学，尤其喜欢雨果；他爱好古典音乐，钟情于好莱坞电影。

作为一名来自伊斯兰世界的作家，他在出发去美国之前，甚至不是一名笃信宗教的人。但同样是这个他，后来被认为是当代伊斯兰极端主义意识形态的集大成者，甚至被美国媒体称之为“全球极端伊斯兰运动之教父”、“武装圣战之父”。

还在游轮上的库特卜经历了一场信仰危机：“是应该坚持自己的伊斯兰教信仰，抵制诸般罪恶的诱惑，还是应该纵容自己，沉溺于随处可见的诱惑之中？”

在美国的见闻，让库特卜开始“恨这些西方人，鄙视他们”，鄙视纸醉金迷、物欲横流的美国。

库特卜后来回到埃及之后，便加入穆斯林兄弟会，传播自己的思想。但这与阿拉伯民族主义者之间产生了矛盾。

在这种矛盾争斗中，库特卜最终在1966年8月29日被判处绞刑。在有机会活命的情况下，库特卜快意地接受了死刑判决，并“感谢真主，终于赢得了以身殉教的机会”，完成了一名原教旨主义殉道者的角色。

美国记者赖特在这本获得了2007年普利策奖的纪实作品《巨塔杀机》（又译《逼近的堡垒》）中，不无感慨地说：“‘基地’组织的故事其实是从美国开始的。”

后来的情况，大家都知道了。

伊斯兰极端恐怖分子以及随后的“基地组织”恶行斑斑，多起针对美国的恐怖袭击事件被指和他们有关：1998年美国驻肯尼亚大使馆被炸，2000年美军在也门遭袭。

这个旨在打倒美国和伊斯兰世界“腐败政权”的组织针对美国的袭击没有停止，并在911事件中达到巅峰：4架民航飞机被劫持，其中两架撞向象征美国财富的纽约世贸双子大楼，一架撞向美国国防部所在的华盛顿五角大楼，另外一架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附近。事件造成3000多人的死亡或失踪，基本以平民为主。

为什么是美国？

恐怖主义能够在中东阿拉伯国家滋生并蔓延，并最终把火力集中到美国身上，是有其多种原因的。

二战后，中东民族解放运动高涨，印度和巴基斯坦分治，埃及、苏丹、利比亚、突尼斯等国家相继独立，但是这些新独立的国家，发展道路摆脱不了原西方宗主国的阴影。

但伊斯兰世界的现代化进程出现了重大挫折：社会没有像原来预料的那样，在经济、政治、文化上大踏步前进，反而面临社会动荡、贫富分化、经济困顿的境地。这种现代化的困境为伊斯兰教的崛起提供了土壤，一部分以“复古”为名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在西亚中东迅速崛起。

与此同时，在二战后迅速膨胀为世界超级大国的美国开始在欧洲和中东扮演重要角色。美国在中东事务中长期奉行单边主义政策，尤其是在巴以问题上，明显偏袒以色列，让阿拉伯人心生不满：

“对伊斯兰教与阿拉伯世界的大部分人民而言，美国政府与傲慢强权是同义词，这个强权假仁假义，不仅大力支持以色列，而且也是许多压迫人民的阿拉伯政权的帮凶。”巴勒斯坦裔的美国人、著名东方学学者爱德华·萨义德写道。

五次中东战争，基本上以阿拉伯国家的失败告终，而以色列的领土不断扩大，也让阿拉伯人痛恨在背后扶植以色列的美国。

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认为，美国的中东政策对恐怖主义的滋生和蔓延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安全与军控研究所所长李伟认为，产生恐怖分子的这些国家的国内矛盾和美国在国际关系上的作为密切相关。“中东阿拉伯国家的贫富差距和政权的腐败问题和西方不无关系，而美国在中东事务上的不公正做法、维护本国的霸权和利益的行为，都为恐怖势力的发生和发展提供了土壤，以至于很多恐怖分子认为，美国是根本问题所在，也自然把美国作为主要的袭击目标。”

除此，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价值观“从来不强调融合，从来没有承认过其他文明和多元文化价值”也加剧了伊斯兰世界对美国的仇视。

十年反恐

911事件发生后，美国的反恐战争正式打响。

“以非传统方式发生发展的反美战争，因911事件而登峰造极。”博联社总裁、原新华社高级记者、中东问题专家马晓霖在给赖特的《巨塔杀机》作序时说， “策划者以好莱坞导演都难以设想的方式，完成了一次集体自杀式进攻；执行者是西方奶水喂大的现代青年；战场直接开辟进美国的腹地；袭击者不分国别、种族、信仰以及男女老少地屠戮成千上万的平民。”

在事件发生两年前，来自中国的两位军官乔良和王湘穗在《超限战》一书中预言，21世纪初人类社会安全面临的主要威胁将会出自“掌握现代高技术手段的新恐怖主义”：“他们因行动诡秘而有很强的隐蔽性，因行为极端而造成广泛的伤害，因不加区分地攻击平民而显得异常残忍。这一切又通过现代媒体实时的、连续的、覆盖式的宣传，极大地强化了恐怖效果。”

事件发生后，时任美国总统布什立即发表演说，称这是“对自由的袭击”。

自此，“反恐”主导了布什政府的安全战略。

对外则体现在两场战争：开始于2001年10月的阿富汗战争，以及开始于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这两场战争还都没有完全结束。这两场战争耗费了美国大量的金钱和物资，同时不可避免地带来平民伤亡。

911事件对美国本土安全战略也带来冲击。

“美国加强边境控制、国内监控的同时，也推动了反恐立法，如《爱国者法案》等，另外，美国对自己的组织架构和国家机器进行了结构性的调整，如国土安全部的成立，建立反恐中心等。”李伟说。

一枚硬币的反面

这些措施的结果如何？李伟分析说：“在本土上，尚未出现大规模的恐怖袭击，这是本土严防死守的成功，民众也相对满意。但在国际上，美国‘反恐’战争效果并非美国人自己期望的那么理想。以暴制暴的方式反而导致了更多恐怖行为的出现。”

一枚硬币的反面。哈佛大学尼曼学者安替认为，布什政府“滥用”了反恐战争，以至于严重侵犯到公民的自由。

2003年开始的伊拉克战争普遍被认为是一场具有争议的战争。

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不久，安替作为记者驻扎在巴格达，“很多伊拉克人都认为这是一场没有理由的战争，伊拉克硬是被卷进了一场‘反恐’战争。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不需要证据的先发制人的打击是非常危险的。”

奥巴马上台后，对布什政府的做法进行了调整。

安替认为，这种调整思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首先，奥巴马放弃了先发制人的做法，转而采取情报战，本·拉丹被击毙就是情报战的胜利；其次，在打击的时候非常注重联合国授权；其三，奥巴马采取公共外交的方法，在埃及中东传递美国价值，求同存异，用更大的开放性获得对方民众的支持。”

李伟认为：“奥巴马在国内的防卫上，依然延续了布什时代严防死守的政策，但在国际上逐渐出现了战线收缩的态势。在反恐的手段和方式上，主要采取特种部队定点打击、定点清除恐怖分子骨干力量和头目的方式。”

李伟同时认为，虽然本·拉丹被击毙，但“基地”分支仍然在国际上的其他地方蔓延，而美国没有意愿和能力进行深刻反思，因此美国反恐必然还要面临长期艰巨复杂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