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SR：从三重底线义务向三重价值创造跨越

食品安全、环境污染、黑砖窑、拖欠工资等恶性违法或严重违反道德底线的问题时有发生，是公众关注企业社会责任的重要背景，因此公众很自然地希望通过倡导企业社会责任的方式遏制或杜绝丑闻事件。

不过对于杜绝社会丑闻而言，空洞的道德说教能够比法律更有效吗？社会责任强调的只是不可逾越的底线吗？

破解“弗里德曼咒语”

对于企业社会责任，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美国著名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终其一生都坚持一个著名观点：“企业唯一的且仅有的社会责任，就是在遵守社会基本规则的同时，尽可能地赚更多的钱。”

这一观点影响深远，至今国内有不少著名学者还称其为“弗里德曼的名言”。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伟阳却称之为“弗里德曼咒语”。客观地说，弗里德曼论证逻辑思路本身并无可非议，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的核心是要求企业行为对社会负责任，由于市场和价格机制的作用，企业作为“经济人”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自利行为会自动实现社会福利最大化。

他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弗里德曼的论证逻辑只是一种经济学的假定，即将企业视为纯粹的生产函数，将企业运行过程视为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才推导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而这与现实的企业与企业的现实运行过程有着重大的区别。

他认为，“弗里德曼的逻辑论证只是一种经济学的假定，即将企业视为纯粹的生产函数，将企业运行过程视为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正是在这一基础上，他才推导出企业唯一的社会责任就是追求利润”。李伟阳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

推进企业社会责任，必须按照弗里德曼的论证逻辑从根本上破解"弗里德曼咒语"。

李伟阳认为，企业从来都不是纯粹的经济组织，内嵌于企业运行过程中的人与人的关系并不是单一的市场交易关系，而是丰富的社会交往关系。因此，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或增进社会福利的方式与途径，从来都不只是依赖于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或通过纯粹追求利润而实现。

按照弗里德曼的观点，人对于企业而言不过是人工成本，是账本上一组冷冰冰的成本数据。一个反例是，此前的“富士康十四跳”事件后，有调查组前往检查，发现富士康生产经营状况良好，员工待遇，不论是工资，还是吃住条件都普遍优于同类型企业，社区、政府关系也都不错，环境问题似乎也无可指责，总之在此前社会责任理解下，算是优等企业公民。

但是富士康员工为什么接二连三毅然决然地跳楼了呢？李伟阳认为，这正是因为富士康没有充分认识到员工的“社会人”属性，将员工与社会彻底隔绝的工作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将他们变成了生产流水线的一部分，从而使其员工在心理认知上不自觉地就将自己贬低和异化为物。

所以，“破除‘弗里德曼咒语’是从认知角度防止富士康‘十四跳’类似悲剧重演的重要基础。”李伟阳说。

“后发劣势”到“后发优势”的关键

回顾中国社会责任的发展历程，改革开放后，众多进入中国的跨国公司推行“供应链企业社会责任”而对东南沿海众多中小企业进行“责任验厂”，当时中国社会激辩社会责任是否为“贸易壁垒”，蓝色壁垒（劳工）或绿色壁垒（环境）。

直到2006年，新修订的《公司法》在第五条明确规定公司应承担社会责任；国家电网公司发布的我国企业首份社会责任报告等事件，使得中国对企业社会责任的认知摆脱了单纯的“贸易壁垒”理解而正式进入探索实践阶段，并且开始成为国家主流话语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是它真正为民众和媒体所熟知与广泛传播，则主要缘于两方面契机：一是2008年全民抗击汶川大地震极大地激发了国民捐赠意识，企业社会责任也因捐赠，特别是“王石捐赠门”而被社会广泛关注；第二，丑闻事件层出不穷促使越来越多的社会目光投向企业社会责任。

但是，这两方面对企业社会责任观的认知与根植始终是“双刃剑”，一方面确实促进了企业社会责任思想广泛传播，另一方面也影响了公众对它的理性认知。

“对社会责任的认识，要从三重底线义务上升到三重价值创造。”李伟阳说，“尽快促成最低限度的社会共识，包括企业社会责任能够发挥什么作用、不能发挥什么作用，要发挥作用必须满足哪些条件，它需要社会和企业进行哪些变革等。增进社会理性是确保未来中国企业社会责任持续健康发展，切实变社会责任发展的‘后发劣势’为‘后发优势’的关键。”

就责任领域而言，1997年，英国学者约翰·埃尔金顿（John Elkington）最早提出了三重底线的概念，他认为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经济责任、环境责任和社会责任。经济责任也就是传统的企业责任，主要体现为提高利润、纳税责任和对股东投资者的分红；环境责任就是环境保护；社会责任就是对于社会其他利益相关方的责任。

但在李伟阳看来，不仅如此，只有科学的社会责任观，才能推动全社会创新探索基于社会价值创造的更优企业行为方式，推动全社会思考更优的基础法律框架和企业治理机制安排，从而全面推动企业创新管理模式，并不断催生出为支撑新的企业管理模式所必需的思想创新、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

企业社会责任的价值、标准与透明度

在成都进行社会责任的讨论时，几乎所有企业都谈起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的各种捐赠和义举、责任和担当。也正是在那场灾难中，中国企业家的社会责任意识被激发，中国社会的社会责任讨论开始活跃。但社会责任仅仅就是捐赠吗？该如何科学地认识社会责任，如何看待社会责任与追求利润的关系？

在第一财经与西南财经大学高级工商管理教育中心共同举办的第一财经首席责任官公开课上，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伟阳，四川三友集团董事长、总裁郝士权，成都兴蓉集团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谭建明，成都农商银行副行长周兴云对此问题进行了探讨。

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李伟阳：什么是企业社会责任？社会责任国际标准ISO26000认为，是指企业通过透明和道德的行为，为其决策和活动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而承担的责任。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底线是遵守法律法规和道德底线，最终目标是最大限度地贡献于可持续发展。所谓可持续发展，ISO26000认为是一系列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经济目标、社会目标和环境目标。

周兴云：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企业的社会责任也应该如此。首先修身，体现在企业本身的行为符合现行社会文化道德的基本规范，不能卖假药，或像三鹿做违反公共道德的东西。在这个基础条件之上，企业必须要把自身的事，自己的产品服务做到最好，只有这样，你自己有这个能力去履行社会责任问题。如果你自己都没有做好，说反馈整个社会是不可能的事，或者说逻辑上出了错误。

其次是齐家，是企业自身发展的同时必然与社会环境产生交流和影响，要关注你的员工和社区，富士康缺少精神与心理关爱，所以造成年轻人心理失衡，容易出现极端的事情。

第三叫治国，除了企业自身练好内功，除了在周围承担好社会责任以外，其实本身还有通过你自己的工作，自己提供的产品或者服务，去影响、反馈、支持社会的发展。

谭建明：企业的社会责任其实是和企业的自身责任相对应的，企业自身责任为了实现企业或者股东的价值最大化。以前说，企业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体，但实际上后来的演变，把企业自身的责任放大了，把社会责任这个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或者一定时间内忽略了。造成现在有很多舆论对一些不道德、不正义企业行为的诟病。

精髓是透明度

郝士权：2008年汶川大地震时，我们旗下医院的一个手术室正在进行一场手术，主治医生和护士在摇晃的手术台旁一直坚持，直到地震后半小时手术才出来。也许制度规范对医疗有很多要求，但是我觉得企业要生存，在这个社会群体中要得到社会公众的认同，要靠你的文化和口碑，这个口碑不是一个规定就能决定的，是企业发展中表现出来的。

李伟阳：建立口碑，需要企业的透明度，实际上这也是社会责任的精髓。企业如果不能坚持透明运营，与社会实现有效沟通，社会责任就会无从谈起。

社会责任沟通要求从沟通工作转变为沟通价值，社会不关心企业做了哪些工作，而是关心企业为社会创造了哪些价值，否则社会责任就会流于“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比如电力企业，优质服务是社会责任之一。但是无限制的服务承诺就会走向反面。按照服务规范，停电抢修要求在两个小时内赶到，如果盲目承诺在5分钟内赶到，表面看提升了服务质量，但实质上可能滥用了社会资源。

但是对社会责任实质和社会责任边界共识的形成必须基于有效透明的沟通。良好的运营透明度和有效的沟通是形成良好企业口碑的重要保障。当然提高透明度需要理念的转化，甚至需要企业管理方式的全面变革。

周兴云：由于整个社会的发展是阶段性、分层次的，必然会因为自身的能力、制度的安排，环境资源的不同，造成企业之间不同人群之间的差异。企业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把自身做好，再以身作则影响到整个社会也做好社会责任。

社会角度来看，除了在全社会提倡企业尽自己的社会责任，形成氛围，标准、法律法规的制定和修订也很重要，没有这些标准肯定会有更多的寻租空间，或者寻租的场所，就必然会造成内部经济或者外部不经济的情况：内部成本非常节约，但是对整个社会造成伤害。

第三就是要有监督，包括社会舆论监督，有关中介机构、法律方面的监督。

让“标准”负责任

李伟阳：企业不但要遵循现有的法律法规，而且要遵循和推动出台新的企业标准、行业标准、国家标准，标准是推动企业、行业和社会不断进步的重要途径。

如果我们注意观察，标准制订过程的质量与透明度可能是需要社会监督的重要内容。一个好的标准的诞生，需要更高的透明度，需要方方面面的利益相关方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杜绝类似于"部门立法"的"利益机构立标准"，才能让出台的标准更合理，对社会更有利。

当然，标准并不是越高就越好，我们需要国家的发展阶段和实际情况，标准越高意味着成本越高，这会影响企业的竞争力与产业的有序发展。标准非常高，让企业都死掉了肯定不行，但是在某些利益集团的操纵下，如果出台的标准非常低，也会给某些人可乘之机。

因此，一定要保证透明度和各方参与。通过有效监督与集合各方智慧，以出台符合国情和发展阶段的标准。总之，我们要站在全社会价值创造的高度来看标准的制定到底应该谁来参与最合适，谁来参与最有优势，而不是看谁跟政府好，谁跟特定的机构有关系，谁就掌握了标准制定的话语权。保证社会公众利益、确保有效的社会分工与保持足够的透明度，是我们始终都应该坚持的基本要求。

周兴云：提供任何合格正常的产品和服务都是在一定的标准基础之上，否则一定会产生寻租，给寻租的人就会带来利益。比如，地震之后，如果成都农商行一片博爱，负责把农民的房子给钱修起来，其实就破坏了最基本的规则，给原来的农民，原来的储户存款带来了巨大的风险，这其实也是一个标准。

因此，支持农民重建时，我们在不能给原来的储户造成风险的前提标准之上，按照风险收益为零的标准进行了一整套的机制设计，建立农房重建整个贷款品种设计。品种设计当中，对农民的社会责任坦率讲也是有限，因为在当时的情况下只能支持到他能够重建起来，而不能做到他过多的或者说超出正常的一些要求，这也是一个在有边界、能力有限范围内的标准。CSR异化与倒退的隐忧

社会责任到底是什么？是捐款和做好人好事吗？如果对此肤浅理解，不但无益于解决重大的社会和环境问题，而且还会引发出新的问题，而直接导致企业社会责任热潮的异化和实质性倒退。

在厦门大学企业社会责任与企业文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部企业社会责任研究中心常务副主任李伟阳看来，如果不能立足于促进社会资源更优配置和增进社会福利的视角看待企业社会责任，就会带来新时期的“企业办社会”或“向企业乱摊派”的回潮和倒退。

好人好事一箩筐？

“好人好事”式的企业社会责任理解，会迫使企业从事很多自身并无优势，也干不好的事情，从而导致社会资源配置效率的低下，阻碍社会分工体系的深化、细化、优化和社会进步。

而且还会催生出新的“企业社会责任租”。随着社会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日益关注，某些机构或许会从中发现寻租机会，向企业随意摊派各种所谓的社会责任捐赠任务，或者假借“道德高地”之名，通过设置人为的道德门槛而行寻租之实。

另一方面，这些年对企业社会责任的“泛利益相关方责任”和“列举社会责任内容”式的理解，让很多企业领导人感觉到，企业社会责任无非是要对员工负责任，保证员工安全健康，不拖欠工资；对环境负责任，促进节能减排；诚信守法经营等等。

上述事情一些企业早就做到了，因此认为，企业社会责任概念不过是新瓶装老酒，玩概念而已，只不过自己以前不会宣传，或者没有发企业社会责任报告而已。

也正因如此，很多企业不能立足战略高度和全方位推动管理创新的视角，认真严肃地思考企业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创新方式、途径和有效机制，以及企业为什么要不断提升运营透明度和可信度。

而有时，着眼社会大众视角，大家已经日益感觉到企业社会责任好像就是个筐，什么都能往里装，将出现各种恶性事件归结为企业不讲社会责任，而不能了解社会责任发挥作用的领域和范围，也不会深入探究企业立足社会价值本位追求更优行为方式的可能性、可行性和紧迫性。

当恶性事件的新闻效应一过去，对社会责任的热情也就随之烟消云散，或者流于口头上的道德空论。长此以往，无论是推动企业社会责任的企业内部动力，还是外部的社会动力，都会日益枯竭。

如何预防异化与倒退

防止企业社会责任发展的异化和倒退，首要的问题在于立足社会价值本位思考企业的目标设定和行为机制。因为企业的面貌是因不同的社会需要和制度安排，不断地发生组织形态和行为方式的变革，所以要让企业表现出对社会负责任的行为，就必须有相应的制度安排，需要对企业治理机制和管理模式做出深刻和全方位的变革。

对于底线责任，李伟阳认为，从社会角度，必须立足国情、社会发展阶段来推进法制化、标准化进程，特别是要保证执法和社会监督的有效性；而企业，则需要建立健全合规管理体系和增强运营透明度，积极促进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与监督，保证公司合规管理的有效性。

对于自愿的更高道德追求，社会要在有效引导企业的个人理性向社会理性转化上持之以恒地下工夫；对企业而言，则必须在创新上下工夫，发挥企业的资源配置优势，探索更有效的创造经济、社会和环境的综合价值的新方式、新途径和新机制。

不过，对于企业经营范围之内的社会责任，一般会有产品质量标准、行业标准，企业员工会有劳动法规范。那么经营范围之外，比如企业对社会的回馈，这块根本没有所谓的标准和准则，企业做到什么程度，才叫做尽到了企业社会责任？

“不同的企业，面对财务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不同权衡，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有些愿意更多地考虑社会价值，有些可能更多地考虑股东价值，有些可能更多地选择多种权衡方式，这都无可非议，也应该尊重企业的自愿选择权。”李伟阳说，

但是对于一个立志于成为一个责任表率的企业而言，则必须做到坚守底线、创新共赢、最大限度地追求综合价值；也就是说在坚守底线的基础上，追求经济价值、社会价值、环境价值的统筹平衡，最大限度地发挥推进自身可持续发展、产业可持续发展、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潜力与优势，简单地说，一个责任表率企业，应始终考虑三个“三”，“底线、共赢、价值”，“经济、社会、环境”，“自身、产业、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