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工人海外安全如何保证？

编者按

连日来两起海外中国工人遭绑架事件，在激起国人对涉事工人生命安全高度关注的同时，也引发了有关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大讨论。

《第一财经日报》采访了业界多位专家学者，试图从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面临的困境、风险控制以及防范措施等方面加以解读。

博联社总裁、国际问题专家马晓霖：

外交投入应跟上“走出去”速度

在苏丹和埃及发生的中国工人被劫持和绑架是孤立事件，其共同点是劫持者主观上不是冲中国人而来的，不是要伤害中国人，或敲诈中国人达到某种经济目的；实际上是他们与政府有矛盾，企图通过这种方式向政府施压。劫持者在做这一事情时就已经想好了前因后果，想到了退路。

另一共同点是他们都知道中国是大国，中国与苏丹政府和埃及政府关系都很好，因此当地政府不会怠慢中国工人被绑架事件。而从过去利比亚撤侨到解救中国人质事件，可以看出中国政府很重视公民的生命安全，一定会向当地政府施加很大压力，当地政府不得不为了使中国人质尽快获释而满足对方要求，我想这是苏丹反政府武装或埃及西奈半岛贝都因部落做事的逻辑。另外也不排除绑架中国工人的埃及贝都因人是受到苏丹的启发，进而“跟风”或仿效。

得益于多年的和平外交政策，中国人在阿拉伯和非洲地区远远要比西方人安全，而由于在这方面的顾虑较少，所以在“走出去”时才走得那么多，走得那么深入，可一旦出了事就往往防不胜防。现在“走出去”是一个大战略——在迪拜有20多万中国人，在安哥拉有30多万中国人——“走出去”的人多了，发生安全问题的概率就大了。尤其像非洲、中东，地缘政治环境很复杂，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种族矛盾、部落纠纷、族群冲突，都可能会把中国人“捎带”进去。

为了进一步防范企业“走出去”的风险，从政府来讲，需要进一步加大在领事保护上的投入。我在参加一个外交学院组织的内部会议上了解到，我们现在的外交资源跟不上海外人员的扩张速度。从外交领事保护来讲，我们的政府外交资源投入严重不足，跟不上“走出去”海外华人和商业项目扩张的速度，这是国家政策在布局、资源投入、编制设置方面投入不足的一个重要问题。

另外，我们企业在“走出去”时缺乏与国际打交道的经验。很多人是第一次走出国门，从管理者到项目组到具体实施的一线工程人员，都缺乏风险防范意识。西方国家由于具有多年在海外殖民的经验，无论是在一线采矿、探油还是拿项目，都形成了一整套的风险防范机制，包括从硬件设施的准备，人员风险意识的培训，到出现风险时的完善应急机制，在这方面，发达国家比我们有经验得多。

因此，一方面政府应加大领事工作方面的投入；更重要的是，各级政府——从中央政府到地方政府，主要是涉及派出部门的管理部门——外办、经贸委、商务部下属部门等，都要对驻外企业做大量的风险评估，对项目的地缘政治和安全环境进行评判，对所有一线人员做风险培训。总而言之，要加强从国家到企业对“走出去”战略风险的防范，对市场的布局有清晰的意识，什么地方鼓励去，什么地方不太鼓励去，或警醒人们少去，相对安全的地方平时应该怎样，出现动荡应该怎样，都应该有一套完整的措施。（马晓霖）

（本报记者张燕采写）

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必要时军队需发挥作用

随着中国开放经济发展，海外中国公民人数大幅度增长，即使遇险概率不变，其人身安全案件总数也会相应日益上升。而且，海外中国公民人数增长伴随着其财富更大幅度的增长，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这必然会激发贪婪者的嗜血心理。

也正由于中国国力上升，中国公民遭受人身安全风险，对东道国政府的打击力度也加大了。在这个意义上，海外某些势力劫持中国人，也可以看作是对中国国力上升的一种另类承认。与此同时，作为大国，做事讲究有理有节，这无形之中也刺激了海外某些歹徒的道德风险。

为切实保障公民在海外的人身安全，我们需要加强以下几点：

首先是不卷入别国内部政争和别国之间的斗争，尽可能避免卷入是非漩涡。

其次，与东道国各方建立尽可能广泛的友好关系，这样能够大大提高安全系数。以前也门内战各方交战非常激烈，但都对中国人很友好，对中国援建工程加以保护，这就是一个成功的案例。

第三，准确评估安全形势。我国政府在去年利比亚动乱初起时就及时判断动乱将不可收拾，进而决定撤侨，这就是一个成功的判断决策。

第四，确保我们有适当的机制和能力及时撤离风险地区。在这一点上，利比亚和埃及撤侨，已经体现了我们的能力。

最后，在必要的时候，我们的军队需要发挥相应的作用。一个海外利益不断增长的大国最终必然要走上“仗剑经商”的道路，片面地高唱“和平”只不过是助长盗匪肆无忌惮为非作歹的气焰，关键在于目标必须限于保护自己而不是穷兵黩武而已。 （梅新育）

（本报记者张燕采写）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反恐问题专家李伟：

中国工人常沦为对抗砝码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中国在一些动荡国家和地区进行了大量援建和经济发展项目，中国人相应也比较多。与之相反，欧美在这些地方没有多少大型项目和工程，欧美人也比较少。中国人是在当地比较集中的外国人。这是在动荡或安全风险较高的地区，中国人容易成为一些反政府武装力量绑架或袭击对象的最主要原因。

其实，这些国家的普通民众也好，甚至一些反政府武装也好，并不是要把中国真正作为敌人对待——在埃及被绑的中国工人已经释放，“苏丹人民解放运动”（北方局）秘书长也表示并不反对中国和中国人。但是，他们在与政府对抗的过程中，只有把外国人作为与政府讨价还价的砝码和工具。以发生中国工人被劫事件的南科尔多凡州为例，因为公路建设对当地交通发展起到很大作用，政府修路赢得越来越多普通民众的好感，反政府武装认为这对自身不利，为阻挡项目进行，在当地进行公路建设的中国工人成了被袭击的对象。

在“强人统治”倒台后的中东北非国家，在强权政治压抑下的多方势力纷纷起来，却又没有一个很能主导构建安全环境的、控制力较强的政府上台，于是在争权夺利斗争中，外国人往往被当作要挟筹码，这种混乱的状态在一定时期内仍然可能造成较高的海外投资安全风险。

但是，坚持“走出去”是总体的战略方向，也是十分正确的，因为有一些安全风险而退却，或不再坚持“走出去”战略，总体上不是应对安全风险的正确思路。从整个国际社会的平衡发展以及中国的自身发展，包括帮助驻在国的发展来说，“走出去”战略要坚持不懈，这不仅对中国自身带来很大的战略利益，也广受所到的地区和国家欢迎。一旦这些欠发达国家和地区出现动荡或不安定就全面撤出，会使得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更加落后，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整体动荡局势更加加剧。（李伟）

（本报记者张燕采写）

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

需要探讨建立中国的黑水公司

作为中水电董事、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韩方明对此次中国工人海外被劫持事件颇为关注。他昨日对《第一财经日报》记者表示，在去年的一次董事会议上，他已提请管理层加强海外项目所在国的第三方国家风险评估。而在此后的全国两会上，韩方明亦进一步公开呼吁中国企业“走出去”应加强国家政治风险评估。

韩方明同时认为，时至今日，需要探讨“建立中国的黑水公司”。“应该探讨这样的准军事安保公司运作机制，并适时建议政府允许合资格公司设立，尝试为高风险地区的中方驻外机构和企业提供保障服务。”他说。

黑水公司是美国一家私人保安公司，1997年成立之初只有美国海军特种部队“海豹突击队”的几名退役军人，“9·11”事件后发展迅速，现在已成为美国最大的私人保安公司之一。黑水公司的客户包括美国国防部、国务院、跨国公司以及外国政府等。而在曾经的伊拉克战场，有数十万人受雇于像黑水公司这样的私人安保公司，名义上为保安，但装备却比美国正规军还精良，他们除了协助美军进行物资运送等，业务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为参与伊拉克重建的私人企业等提供保安服务。

随着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加快，包括经营风险和所在国政治风险在内的一系列问题不可避免。韩方明认为，目前，中国海外企业主要分布在亚非等欠发达地区，所在国往往政治形势不稳定，因此，中国亟须关注“走出去”过程所遇到的国家政治风险问题。

他提出，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和企业最为重要的是要建立和完善国家风险评估机制，针对不同国家的政治、宗教、利益派系等情况，对企业海外投资进行政治风险分级评估。在评估一国政治风险时，需要中国政府尤其是外交部门发挥主导作用，充分利用在消息来源上的优势为中国企业海外投资提供参考建议。（盛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