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3·15”遗忘的另一个角落

编者按

又是一年“3·15”。根据央视调查收集的投诉率分布，公众抱怨依次集中在网络购物、物流快递、汽车、食品、网络服务、虚假广告、金融保险、交通运输、日用消费品、家电等方面。但一个几乎年年引发风波的领域，却成了被遗忘的角落：由于制度问题，中国医疗领域几乎已成整个社会之痛。它不但涉及人的生之幸福，也关涉死之尊严。

临终消费：贵，且令人心寒

一周前，上海市三女中青年教师秦岭58岁的父亲，走完了人生最后一程。这位罹患晚期肺癌的普通人，临近生命终点前，由儿子代言向社会发了封公开信：“如何让癌症晚期病人有个安稳的临终之所？”

问题缘于一段痛楚的经历：秦岭一家曾屡遭医院推诿、强制出院、医托诓骗、医生开自费高价药等不公正待遇。

这引起上海市委书记俞正声强烈关注。他在回信中说，“当眼见有养育之恩的亲人于病危之际而无力相助之时，又遭遇一些制度缺陷的伤害，心中之痛，不言自明”，强调要在癌症晚期病人关怀上争取制度有所前进。

秦岭父亲的遭遇并非个案。

徒劳的抗争

和秦岭一样，家住浙江余姚的老蔡也是中学教师。2008年，厄运袭来：还有一年就退休的妻子，不幸查出白血病。因儿子在上海工作，她被送到瑞金医院就诊。

瑞金医院血液科是全国最好的血液科室之一。尽管治愈希望不大，但老蔡家还是坚持化疗、用药。但系列化疗及骨髓移植手术后，未能挽回妻子生命，钱花了不少。

“每次化疗就要上万，一个月化疗三次，骨髓移植手术也花了三四十万。”老蔡说，家里有几十万存款，妻子也是公费医疗，能报销一部分，但家里也付了六七十万。

就医经历让人难受。老蔡妻子曾辗转多家医院，遭遇各种不合理待遇。说起往事，老蔡总会激动。他说，治病救人是医生天职，但在医院换个床位、求个化疗方案、求个药还有动手术，每次都要送1000元以上的红包，“不然医生就不上心”。

人去财空，老蔡心底悲凉。“得重病谁也不想，但既然摊上了，就希望能得到医生精心的救治和该有的人文关怀。”他说，现实令人寒心。

数据显示，中国每年癌症新发病例为220万，死亡率70%左右，保守估计全国癌症患者人数在250万到300万之间，且仍不断提高。至今全球仍无特效药物能治愈癌症，但用药和治疗手段代价极高。业内对此有句俗话：人生一半的医疗费用都花在最后半年。

尽管如此，主动放弃治疗的患者仍占少数。北方一家三甲医院资深管理人士说，中国人有孝道观念，即使倾家荡产也要给亲人治，过程里就容易产生过度医疗。

无处安放的生命

但癌症患者的痛楚有制度因素。秦岭在致俞正声书记的公开信中呼吁，应为癌症晚期病人提供“有尊严、稳定而安全的就医环境”，保证他们能在生命最后阶段，不因“无处可去”，而在家人怀中含恨离世。

中国医疗资源并非那么紧张，但结构性失衡严重。晚期癌症患者往往“大医院进不去，小医院不愿去”。

“市民平时有个感冒发烧的也往三级医院挤，形成了资源浪费，相对的医疗资源短缺就逐渐出现了。”上述三甲医院人士说。

即便有空余床位，医院收治晚期癌症病患的动力也不大：一是治愈希望极小，二是普通家庭不能长期负担高价药品。从医院和医务人员投入产出看，付出更多精力照料癌症晚期病人，疗效和收入甚微。

基层医疗机构无法提供足够服务。湖南长沙一位村医告诉记者，此前一位肺癌病人因没钱进大医院，人生最后一段只是输液。

“输液后病人说好了点，过几天又说没用，我们劝他去大医院治疗，他又说输液有用，反复多次，后来凑钱去检查才知道是肺癌。”他说，病人病逝后，欠村医上千元诊疗费无法偿还。

相比治愈性治疗，晚期癌症病患更需关怀护理，中国该领域刚起步。不少医院、护理机构已进入养老护理领域，但临终关怀实践尚无成熟经验，护理服务也未获广泛认同。

上海一家二甲医院院长说，医务人员的劳务价格太低，上海床位费算贵的，也只有36~38元/天，劳动部门应提高医疗服务定价。比如，三甲医院副主任医师挂号费7.5元，而理发店普通理发要10元；输液注射费0.5元，公厕如厕费1元；一级护理30多元一天，而足浴按摩一小时60元。

如何告别人生

3月10日，78岁的复旦史学教授朱维铮病逝。朱维铮明知病情严重，最后几个月仍拖着病体为本科生上课。

如何度过最后一段人生更是一个心理、伦理及社会难题。罹患晚期乳腺癌的海归博士于娟在《生命日记》中写道，生死临界点的时候，任何加班、压力、买房买车需求，都是“浮云”。如有时间，陪陪孩子，把买车钱给父母亲买双鞋子，和相爱的人在一起，“蜗居也温暖”。

上世纪后半叶，发达国家曾兴起“临终关怀”新医学分支，着力保障晚期癌症病患的生命质量。如一些欧美国家规定，对特定患者可无限量提供杜冷丁等强力止痛药物。

护理学教授Karen Kehl在《走向安详：对于善终概念的分析》的文章中依次列出优雅离世的几个特征，包括感觉舒适、能掌控、有结束感、充分享受亲友关系并有家人参与护理。而如今的医院做到这些很难。

一旦纳入临终关怀体系，护理机构就要求病患及家属明确放弃治愈性治疗，以安详宁静地走完人生为目标，药物也以镇静、止痛为主，病患及其家属须接受事实。

这需要长久的患者教育和社会熏陶。中国肿瘤患者接受化疗已十分普遍，有的家庭尽力购买高价药延长患者寿命。在许多医务人员看来，相当部分治疗无必要，占用了医疗资源。

一家三甲医院人士直言，传统中国人的孝道观，也导致患者被过度医疗，而一旦存在医疗资源短缺，还会逐渐出现特权受优待的情形。（陆晋源）

重病号涌入北上广 大医院“挤”小医院“空”

开春不久，到大城市医院求医的人又多了。

“来广州以后，才发现广州太大了，人太多了，医院的专家太少了。”广西桂林的朱意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朱意父亲长期患冠心病。春节前，桂林市人民医院心脏科大夫告诉他，再不做手术会很危险。元宵一过，朱意就请假带父亲到广州做手术。

广东省人民医院心脏中心在整个华南地区非常有名。到广州后，父子俩住进附近小酒店，通过114挂到一个专家号，等3天就可以了。但专家告诉他们，开春排队做手术的很多，没床位，他们要在广州等一两周。

朱家在广州没亲友，父子俩无奈只好先回桂林。直到农历二月初，才被通知有床位了。于是两人再次赶到广州，3天后他父亲就在省医做了心脏搭桥手术。

“省医的专家解释说，之所以要等上大半个月，是因为我父亲的情况不是那种急重症的，手术在正月做或二月做没什么大区别。”朱意说，那里全国急重症病人很多，床位确实紧张。

与北京、上海类似，广州是医疗重镇，集中了许多医疗资源，有广东省人民医院、中山大学系医院、广州军区总医院等省、部属医院等几十家。

类似朱意家这种异地求医案，每天有成千上万宗。尽管异地就医存在医保报销等制度性难题，同时存在诸多不确定风险，但这些都挡不住病人们对大城市医院妙手回春的渴求。

国内目前医疗资源分布不合理，好医院集中在大城市，好医生聚集在三甲医院。边远地区医院和基层医院缺乏人才和医疗物资，大病看不了，小病拖成大病，大部分患者都喜欢到大医院去看病。

乡镇卫生院、县医院再到北上广的三甲医院，中国患者就像走在迷宫，得了病特别是大病，唯有一个信条，去好医院找好医生。

对比世界顶尖的美国梅奥诊所与北京某三甲医院两组数字可看出一些原因：美国梅奥诊所有1302张床位，医师和研究人员1969名，年手术量29883例，年急诊79542人次；北京某三甲医院有1200张床位，医师和研究人员800名，年手术量40000例，年急诊220000人次。

中国医药企业管理协会《医改三年评估与回顾——患者篇》报告显示，大医院是“挤死”：37%的患者喜欢去大医院，仅15%选择社区医院；患者在大医院就医较难：87%的患者挂号难，25%觉得流程复杂，22%认为等待看病时间过长。

大医院医生觉得被“累死”：30%的医生每天要看50名以上的门诊病人，53%的医生每天要管理20名以上的住院病人。

北京宣武医院神经外科教授凌锋说，科室仅28个医生，一天从早到晚全是手术，一天最多要做20多台，负责120个床位。

中国每千人拥有医生0.5人，美国是2.7人。这变相导致医患矛盾空前紧张。

“强基层”是新医改的目标之一，大量公共资源用在提高基层医院服务能力上，政府希望将病人留在社区与县医院。

广州“十二五”规划甚至提出“社区首诊”、“打造15分钟社区卫生服务圈”。社区首诊就是居民看病应先就近到社区医院，由首诊医生据病情决定是否转诊。为鼓励市民到社区医院就医，广州市医保局两年多前规定，门诊看病可报销，到社区医院看病报销比例比三级医院要高20%。

家住广州海珠区昌岗街的黄姨说，普通感冒发烧，市人民医院至少100多元，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只要30多元。

但市民不喜欢小医院。黄姨说，去年有次发烧，在社区医院看，“护士连肌注和静脉注射都分不清”，她后来不敢去了。

本报走访广州5家社区医院，门诊病人都较少，住院病人几乎没有。大部分社区医院仅十几名医护人员，配有简单的医疗设备。

林医生说，大部分患者对社区医院技术水平没信心，政府应想法提高技术水平。（钟可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