争议“南国第一村”：集体经济的烦恼

因今年2月初深圳一次打黑行动，深圳万丰村（现改为“万丰社区”）被卷入其中。3月26日，随着深圳宝安区对万丰社区党支部7名委员做出停职处理，在对村集体经济争议声中，也依稀看得出这个“南国第一村”的矛盾缩影。

深圳沙井区万丰村，1982年3月引进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次年，时任万丰村第一届村党支部书记的潘强恩，率先在万丰村推行股份制改革，中国农村股份制改革由此而来。

昔日，由每位村民出资5000元入股万丰股份公司，公司建设厂房吸引外资，后以租金等收益分红给村民的股份制改革，不仅使得万丰村村民收入大幅提升，同时，因吸引上百家企业进驻万丰村，鼎盛时期的万丰村，也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齐名而被称为“南国第一村”。

可如今，已因发展改名为万丰社区的万丰村，不仅以打黑为导火索，陷入“红利风波”、“财务混乱”等争议，曾经村庄的致富能人潘强恩，也开始被村民们所质疑，潘强恩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说：“反对潘强恩的村民，都是忘恩负义。”

在此背后，作为农村股份制改革的起点村，万丰村改革开放以来的诸多变迁，某种程度上，也为中国村集体经济发展提供了普遍参照。

土地与小产权房

将万丰社区推进争议漩涡的，其首要致因便是与小产权房有关的土地问题。今年2月9日深圳沙井打黑行动中，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办原书记刘少雄落马，原沙井街道办城建科原科长陈俊炜亦被控制。

刘少雄的落马和沙井大量小产权房相关，其中包括万丰社区大量已建和在建小产权房。

此后，万丰社区村民开始频繁向宝安区、深圳市相关部门举报，并认为万丰社区干部涉嫌贱卖村集体土地，以及存在贪腐问题，并希望当地政府能够收回已被贱卖的土地，以及罢免相关干部。

3月26日，万丰社区举报发酵。深圳宝安区副区长、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谢晓东与宝安区公安分局、司法局、规土委、民政局、应急办等多个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进入万丰社区，并在现场办公，以及邀请村民旁听。

当天，5个村民小组选出25名代表监督村委工作，万丰社区党支部7名委员被停职，但实际仍在负责村内事务。

“目前，深圳市成立的打黑专案组正在调查和万丰相关的土地问题，目前不好下结论说是村委低价出售还是变相出售了。”沙井驻万丰工作组相关工作人员对本报记者说，目前，万丰所涉及的大量小产权房开发已经被宝安区政府叫停。

而提起村委涉嫌变相卖地，村民代表潘智序（化名）情绪就异常激动。“没有村民表决和公示，协议上都写着合作项目土地及物业的使用年限为70年，这就是变相卖掉属于村民的土地。”潘智序说。

据本报记者了解，万丰社区村民手中至少有十几份社区村委与相关公司合作开发小产权房的协议合同，签订时间则从2006年到2009年不等。其中涉及最大地块的小产权房项目占地面积约79893.69平方米。

一份租用土地合同书显示，荣利通投资有限公司租用47704.77平方米的土地，租期60年，土地使用费2100多万元。村民代表认为，租期六十年，已经相当于在变相低价卖出土地。

在万丰社区村民代表中流传着荣利通投资有限公司幕后董事长是已经被捕的黑社会老大“龙哥”的干爹，这也引发了村民们对万丰村委和沙井黑社会勾结的种种猜想。

3月28日，本报记者在万丰派出所附近看到，其北面的小产权开发一期工程已经封顶，已部分出售，二期、三期仍在建设中。一位地产中介对本报记者说，这些小产权房楼间距和层高很低，消防和建筑质量恐怕很难达标，但因为价格低，销售很好。

万丰村所处位置是沙井镇的商业文化中心，人流量大，配套完善。一位房地产中介对本报记者表示，这里的小产权房出售价格在3500元～4500元/平方米，建设和装修成本大约1000元/平方米，利润空间巨大。

潘智序说，村民的诉求就是要把涉嫌贱卖的土地和剩下的土地交给村民管理。

针对村委是否贱卖土地，万丰村前任村委书记潘强恩，即现任村委书记潘泽勇父亲，接受了本报记者接近50分钟的电话采访时说：“租地不是贱卖，是开发商和本村共同开发，60年期以后，所有资产归万丰所有，土地包括楼房都归万丰所有，这笔资产已经很大了。”

潘强恩表示，万丰模式是高积累，高福利，低分配的模式。村民分红后，其他转为发展基金，为子孙后代考虑，村民不能养起来，否则会造成懒惰。而当本报记者问到，万丰村及万丰集团股份公司、万丰股份合作公司及相关一二级公司的财务状况是否会公布于众时，潘强恩说，万丰的公司不是上市公司，不需要公布。

另有政府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透露，历经10年波折，万丰村经济、政治问题的盖子将逐渐被揭开，这些问题将是深圳打黑涉及到的一个旁支。

红利风波

相比于上述争议，真正触发村民不满的导火索，则是2005年的村支书选举和随后发生的“红利风波”。

当年3月31日，70岁的潘锡林和几个万丰的老人在潘家祠堂讨论红利分红。

潘锡林是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万丰集团”）的自然人里的大股东。潘锡林对本报记者表示，万丰集团的股东讨还红利，已经进行了10年。从2001年到2010年，股东们都没有拿到分红，公司也没有说法，财务不公开。按以前的分红来算，股东分红一年5000万左右，九年下来万丰集团欠股东们至少5亿元～6亿元。

深圳市场监督管理局的信息查询显示，万丰（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于1987年6月26日，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是潘强恩的大儿子潘泽雄，注册资本21234万元。

万丰集团成立时，股东出钱，集体出土地的方式进行合作，共同开展房地产开发经营，建工业区厂房，并在合同中约定，纯利润由村委和股东三七分成，50年不变。投资者里不但有万丰村民，还有邻村的农民和当地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

潘锡林说，1990年以前一年分一次，1992年以后的分红就经常拖欠，1992年分1990年的钱，1995年分1993年的钱，2005年则是分2000年的钱。

他认为，拖欠分红的原因是万丰集团借贷过多，银行贷款甚至有高利贷，股东们的分红被万丰集团拿去偿还贷款和利息。但从2005年开始，股东们都没看到过资产负债表。

3月30日，潘强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说，不是没有分红，而是会计算账算错了，1994年～2004年以前多分了1.5亿元，2001年至今没有分红，是为了扣掉多分的钱。2011年的分红已经开始了。

股东潘海金曾在2005年把万丰集团告上法庭，官司打到广东省高院，因证据不足败诉。如今，潘海金已经被选为村民代表。

而目前，分红的解决办法则是，万丰集团承诺，把股东们的分红期限延迟10年。但股东们仍坚持要回过去10年应得的分红。

能人与“能人经济”

与珠三角大部分地区发展历程相似，改革开放后万丰村通过集资建工业区厂房，商铺租给企业、商家，靠着租金经济走上致富之路。

万丰村有5个村民小组，户籍人口2000多人，99%以上的居民都姓潘。《万丰村志》上形容占地3.62平方公里的万丰村地形如“一艘永不沉没的战舰”。

相比于改革开放前的贫穷，1981年底，乡村医生潘强恩出任村党支部书记，1984年在全国农村率先推行股份制，成立万丰股份公司，由部分党员带头，每人投资5000元入股，村民效仿，共62户筹集资金25万元，建立起第一个股份企业，开创了农村“按股分配”的先河，创造了“万丰模式”。

2001年的《万丰年鉴》显示，“2001年5月25日，经审计，万丰村集体总资产达到17.79亿元。深圳218个行政村，集体资产超过亿元的村有106个，人均拥有资产最高的村是万丰村，人均拥有87.9万元。”

万丰致富的带头人，也是“万丰模式”的创造者潘强恩却逐渐从备受尊崇的人物成为最有争议的人物。

万丰大事记记载，1992年，潘强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演讲，与会70多位领导和专家学者充分肯定了万丰村股份制的成功经验。潘强恩曾与华西村的吴仁宝、南街村的王宏斌、大邱庄的禹作敏、深圳南岭村的张伟基等齐名，一同被称为“强人治村”、“能人经济”。

潘强恩对文化也很热衷。早在1984年，万丰村就投资400万元，以苏州园林为蓝本，建成了占地面积近300亩的万丰公园。1993年，万丰村成立粤剧团，1994年，耗资200万元兴办了全国第一个村办博物馆等。

但这些被潘强恩认为是“文化工程”的做法，后来都被一些村民认为是“劳民伤财”，没有什么商业回报。

有村民认为，潘强恩请人为他自己著书立传，根据潘强恩的小说改编的粤剧“大潮”进京演出，剧院租金就花掉200万元，这些都没经过民意通过，滥用集体资产。

1992年对于万丰的发展举足轻重，当时万丰集团有限公司正酝酿上市，从全国范围吸纳大量资金，曾是村民一小组组长的潘锡林对本报说，集资人七成是万丰本地人，还有三成是通过亲友了解到万丰要上市后，纷纷拿钱集资的深圳人或外地人。

上市并没有成功，潘强恩开始带领万丰村走出“租金经济”的单一发展模式，到全国买地，“走多元化可持续发展之路”。

潘强恩对本报记者说，他属于开拓型，在中山、山东、江西、海南等地买地开发，而且村里每一个决策都是经过党支部表决同意的。但他的反对者却认为，表决都是慑于潘强恩的个人权威作出的，这些投资大多是失败的。

潘强恩否认失败。潘强恩对本报记者谈起他的开拓成果时说：“我们买的土地也赚了钱，江西3000亩土地，政府后来以3倍的价钱回购。海南购买的土地资产已经转成资产券保值了。”

但对于外购土地是否是良性资产，村民们表示，他们从2005年以后就没有看到过万丰集团股份公司的财务报表。村民代表潘海金说，自己2005年时就算了一笔账，万丰村组经济负债十几亿元，村民人均负债55万元。尽管没有看到资产负债表，但这个说法在村民中广为传播。

这也加重了村民们对资产状况的焦虑，他们不断向村委和上级领导要求公开财务状况。4月8日，本报记者得到的消息是，村民代表和部分村民将到村委敦促上级部门尽快解决万丰社区的经济问题。万丰村内情

在得知“南国第一村”村委被罢免的通报后，本报记者走进万丰村。尽管已经村改居，且村庄已经发展成了大城市的模样，万丰居民们还是习惯“村民”、“村民小组”、“村委”等称呼。

宝安区和龙岗区曾是深圳的关外地带，经济发展和治安环境相比关内地区都相对落后，深圳的大量加工制造业企业都聚集在宝安区和龙岗区。因为深圳的狭长形地势，从福田区到宝安区的万丰村即使打车也要1个小时左右。

万丰村也是靠着加工制造业发展起来的村庄，曾在2001年村组经济实力位列深圳第一名。

如今的万丰村，仍然繁华，但农民自建房和后规划建成的商贸区搭配得有些混杂，虽然曾经与华西村齐名，但相比如今华西村规划齐整的村貌，万丰村稍显凌乱。

万景楼曾经是万丰村委书记、能人潘强恩建起的标志性仿古建筑，雕廊画栋，假山林立，池塘清幽。园中立有圆明园里的十二生肖像头像仿品，名医妙善的塑像，潘家宋代名人潘楫的塑像，万丰村文化展室，万丰微型图书馆。

现在看来精致和风韵犹存，但仔细体会也多了几分破败和落寞。

万景楼的正堂曾是潘强恩接待客人的地方，现在已经被锁得严严实实，四周临街的房间也被租成了琴行、花店、美容店等商铺，每个房间铺租每月2000元，园内右边的厢房已经完全成了餐厅。园内少有打理，花盆和杂物堆在园内的一角。

潘强恩卸任后，他的儿子潘泽勇接替村委书记，尽管他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一直在强调万丰村民的富裕和万丰村的成绩。但在采访中，本报记者发现，一股反对和不满的情绪已然在万丰村内蔓延。

尽管一些年纪大的村民可以在潘家祠堂悠闲地打麻将。但当沙井街道的工作组在村内驻扎，接访村民时，有100多位村民向工作组反映情况。

2月9日，深圳“打黑”的消息在万丰社区不胫而走。在此次打黑行动中，深圳宝安区沙井街道办原书记刘少雄落马，沙井街道办城建科原科长陈俊炜亦被控制，沙井新义安黑社会首领陈??东（人称“龙哥”）被捕，公安机关抓捕涉案人员193人，缴获枪支11支，子弹37发，缴获毒品其中K粉35.5公斤，冰毒669克，冻结查封有关犯罪团伙的资产总值超过10亿元，涉案企业约44家。

深圳警方通报，“沙井新义安”在沙井一带长期盘踞，涉及违法建筑、土地交易、出租车运输、废品收购等经营方面，垄断或收取保护费。其中被曝光的就有万丰社区的大量在建统建楼（“小产权房”）。

让村民们惊讶的是，万丰社区党委书记潘泽勇被公安机关带走协助调查，目前还未返回。

几个村民代表看到了解决万丰历史问题的契机，他们开始到深圳市、宝安区、沙井街道办上访、信访。

为了维护社会稳定，2月27日，宝安区沙井街道办抽调了各相关科室最精干的几名工作人员组成工作组，维稳、接访和走访。

工作组不停地接访群众，召集村两委干部开会，并把了解到的相关情况以报告形式发给宝安区相关领导。

村民的反映，也引来领导的关注。新上任的宝安区副区长、沙井镇党工委书记谢晓东带领区相关部门在万丰召开现场座谈会，并表态要认真对待万丰村内积累了十年的问题。万丰的资产问题和土地问题将由专案组调查。

在谢晓东的建议下，万丰社区五个村民小组分别选出5名代表，组成25人的村民代表，分开监督工作组和目前村委的工作，年纪最小的40岁，最大的八十几岁。村民代表们也开始自发搜集各种证据。

而之前，几位村民代表带头人在政府解决万丰问题之前，并不敢公开露面，顾虑很多。其中一位说，他们害怕黑社会残余的势力和现在的村委成员对他们进行打击报复。

尽管万丰村村民每个家庭资产都已经超过百万，地缘上靠近香港，但从农民到市民，从贫穷到富裕的极速蜕变，让他们稍显底气不足。

其中也仍有佼佼者。一位村民代表就对本报记者说，村民的特点是20多岁的在外面读书，40岁左右的人在村里，但是村里失业的人很多，不能放下身段去做事，就算到厂里、企业里打工，也只想做厂长、报关员的职位，对于居委会的热情不高，不明白自己的责任和权利，更不明白自己是股民，应该履行监督的责任。他要让农村人懂得要按照章程做事，使村务和企业达到民主公开透明。

有专家认为，随着社会的发展,能人治理必然要向新的治理形式转换，这种新的治理形式的核心是民主化基础上的法治化。万丰村是否能借此契机，真正走上基层民主之路，仍有待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