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述中国琉璃复兴的故事

这是一个奇怪的轮回，像梦境一样，笼罩着张毅和杨惠姗长达25年。

25年前，张毅是台湾地区与杨德昌齐名的著名导演，杨惠姗更是台湾地区家喻户晓的女明星。他们合作的《我这样过了一生》曾囊括金马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多项大奖，《玉卿嫂》为中国百年百部入选电影之一。

不过，1987年开始，他们夫妇双双从演艺圈消失了。25年后，他们顶着另一圈光环出现了，作为复兴中国琉璃艺术的代言人。4月26日起，“诚意：讲述一个中国琉璃复兴的故事”展览在上海琉璃博物馆开幕，展出自战国时期至清代两千多年间的262件古琉璃及多种现代琉璃艺术新作。

“以前博物馆都缺少这部分历史，我们在尽力把它完整地还原。”张毅说道。

艰辛琉璃路

琉璃，即采用古代青铜脱蜡铸造法高温脱蜡而成的水晶作品，最早出现于五千多年前的两河流域，中国琉璃艺术可追溯至商周时期。唐代白居易诗云“彩云易散琉璃脆”，佛家《药师琉璃光如来本愿经》亦有“愿我来世，得菩提时，身如琉璃，内外明澈”之说。

虽然眼下琉璃工艺品作为高端礼品随处可见，但在二十多年前的大陆及台湾地区，除了老北京的料器，张毅和杨惠姗所了解的知识范围内是没有琉璃的概念的。拍电影的偶然机会让他们接触到了琉璃艺术，也激发了他们对这个未知领域的思考。

“那时全世界新的玻璃艺术是很蓬勃的，我们觉得全世界都有，为什么中国没有，甚至博物馆、档案馆都找不到这方面的资料，这让我们觉得很好奇。”带着这样一种对文化的寻求，张毅与杨惠姗决定走出一条中国概念的琉璃路，他们创造了琉璃工房工作室。

至于为什么要选用“琉璃”这个名字，张毅觉得这是符合中国文化历史传承的。“我们坚决不用Glass（玻璃）和Crystal（水晶）的叫法，我们就叫琉璃，连英文都翻译成LIULI。欧美主导当下经济市场，英文主导意识形态，我们不要跟随。”张毅说道。杨惠姗亦感受到生活日益被西化，民族文化的传统越来越薄弱，“如果我们作为第一个重新开始创作琉璃的人，也许我们可以复兴中国的美好。这个美好我们想用琉璃的材质重新解说一次。”杨惠姗说。

但最现实的技术难题横亘在他们的艺术理想前。他们花费了大量时间，几乎考察研究了所有的玻璃制造技法，最终认为脱蜡铸造法是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的一种方式——河北省的中山靖王墓，出土最有名的就是金缕玉衣，边上有两个耳杯，浅得像碟子一样的酒器。这两个耳杯，就是中国最早用高铅的玻璃、水晶玻璃研磨成粉、翻模铸造而成的。

杨惠姗用“惨烈”形容他们最初的团队，一共七个人，大小事务都要自己动手做。开始研究琉璃铸造，每天都在不停地做实验，失败根本无法以次数来计算。杨惠姗笑说他们的脱蜡铸造法现在回想起来着实很幼稚。那时没有听说过工业蜡，大家去商店买了蜡烛，放在锅里熔化，结果发现这种蜡过脆，根本无法后续加工。

他们也试过找技术人才，但都无功而返。“所有人都做现成的产业，只要能看到既成的利益，就不会做研发。”张毅说道。1989年2月，两人赴纽约实验玻璃工作室研习，最后终于突破技术难关。

当然，他们也面临过比技术更加棘手的资金困境。上世纪90年代的香港地区在张毅和杨惠姗看来社会秩序有点乱，却是中国大量古文物的集散地，两人很多古琉璃收藏都来自香港。他们常接到诸如“32件古琉璃，35万港元，下午五点前决定，否则将卖给日本人”之类的电话。杨惠姗说，接电话时是最痛苦的，因为他们确实钱不够，而若不买，这些文物就流失了。

为了琉璃艺术，张毅和杨惠姗一度花光从影中赚到的所有钱，卖掉房子还欠下银行几千万的贷款。走过那段危机，让他们至今感叹那是个传奇。他们借给一个急需创业启动资金的朋友七八百万台币。由于朋友一度经营困难，他们本不打算要回这笔钱了。十年后，琉璃工房山穷水尽，朋友知道情况后的一星期内将自己正在路演的公司上市，帮他们还钱化解了危机。

当然，在困难的时候动力并不缺失。上世纪90年代，张毅和杨惠姗把当时试验出的琉璃艺术品拿到故宫展览，得到老院长的评价：“中国十多亿人口，对琉璃的热情还不如你们几个搞电影的。”

文人理想与商业制造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张毅和杨惠姗是带着一种人文主义的理想放弃正值巅峰的演艺事业，而去投身一个未知的艺术领域，一定会有些悲情的不舍或痛苦的挣扎。杨惠姗自己则完全不这样认为。

“演电影和做琉璃对我来说都是学习的工作，而学习在我生命里是很重要的部分，带给我很多乐趣和知识。一个女演员，你越成熟，饰演的角色会越少。所以如果有事情可以重新学习，我会充满了兴奋和期待。我不是电影专业的，演电影都是从零开始，必须去学，每天有惊喜，哪怕是痛苦的惊喜。而痛苦的惊喜是在做琉璃时每天都上演的。我什么也不懂，自然也就不怕。同时，我的好奇和期待值会冲淡很多痛苦。”杨惠姗说道。

对张毅来说，琉璃艺术实际寄托了很多他对电影的文人式思考与困惑。1984年上映的《玉卿嫂》是张毅执导的最成功的作品之一。那个年代两岸沟通交流甚少，作为导演的张毅为此感到困苦。他说：“我不知道民国二三十年桂林是什么样子，感到简直在闭门造车。我问自己，我的电影作为社会传播的工具对我的观众以及我所处的社会、时代有正面功能吗？”

身为一个导演，张毅一直觉得自己是在匆匆忙忙赶路。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初，他就和杨德昌们一起，作为四大新锐导演，合作过《光阴的故事》。但张毅时常问自己：“你确定你的学习和反省是足够的吗？”在张毅十几年的电影生涯中，他感到电影每一部作品都是单一的，不强调累计，这让他越发觉得他所做的文化不延续，他所做的电影生成是缺乏厚重积累的。于是有一种认知地位混淆的感觉令他备受困扰与折磨。

“如果你对过去不了解，你就没有未来。今天时代最大的问题是人们匆匆忙忙往前赶路，没有时间思考过去。做琉璃艺术，我们现在有点资源，于是就觉得责无旁贷了。”张毅说道。

在琉璃工房开创的三四年后，张毅和杨惠姗去日本办起了琉璃展。一位日本玻璃学者让他们了解到西汉中山靖王墓的琉璃耳杯有可能是中国最早期的水晶玻璃制品。他们曾经以为只有西方才有的琉璃，竟然在中国也有如此悠久的历史。于是“复兴”二字如当头棒喝般撞击了他们的意识，令他们有了决心找回琉璃断失的脉络的使命感。杨惠姗说：“古时候材料不像现在有多样性，但可以看出古人有自己的思考，只是断了。我们就想可能以前的那个人就是我们，只是我们没有完成，这一世继续做，把技术完成。”

从第一次琉璃展开始，张毅就为每一件琉璃写诗。他认为琉璃是有益人心的载体，而不单只是艺术家的创作，因此需要文字引导观者感受这份裨益。“我们希望看一个琉璃作品，它不仅是一个材质的创作，更是一个历史的使命。社会需要引导。我们想保留一个引导，又不过分封闭人们对它的想象力。”张毅说道。

作为琉璃工房的创始人，张毅和杨惠姗成功结合艺术创作与商业的关系，成为台湾地区文化产业的领军人物。“如果说琉璃有什么精神指向，我觉得是无常，透过这种半透明的材质，让人会有思考，对于生命的意义、对于美好事物的态度。这种觉悟无时无刻不存在我们的脑海中。”张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