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乡人的真实与想象

“你觉得中国现在是入侵意大利吗？”《我是丽》在意大利公映后，当地记者向女主角赵涛提问，采访氛围有些严肃。

“他们认为中国人太能干了，每天不休息，一天到晚挣钱，所有的法拉利几乎都是中国人在买。”赵涛告诉《第一财经日报》，“我觉得意大利媒体对中国人有很深的误解。”

《我是丽》是意大利导演安德烈·赛格亚执导的首部长片，讲述了中国女移民丽在海边小镇艰难生存的故事。上世纪80年代，安德烈姨妈家楼下咖啡馆里有一位来自中国的服务员。在那个闭塞的年代，年轻的安德烈好奇于这位神秘的中国人“从哪里来”、“为什么来”——对异域文化的想象成为《我是丽》最初的创作灵感。

《我是丽》的制片人曾看过贾樟柯的《三峡好人》，他认为赵涛饰演的沈红孤独、质朴、坚韧、独立，和丽的特质非常接近。于是，几次试戏后，赵涛不出意料地成为了女一号。

赵涛对于意大利并不陌生，甚至走在威尼斯的街头，随时都会有人向她索要签名。2000年，她主演的第一部故事片《站台》就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亚洲电影奖。她仍记得，第一次走上三大电影节的红地毯上，居然有国外记者问她：“你们现在还裹小脚吗？”

《我是丽》的拍摄过程也充满了关于文化的沟通和争锋。一开始，剧组给赵涛准备了许多七八十年代的服装，“现在的中国女性已经不是这么打扮了”，她抗议，并以简单的T恤、牛仔裤出现在镜头之前；一场下海游泳的戏，导演让“张丽”就在人来人往的沙滩上脱去衣服换上泳装。“这并不符合中国人的观念，中国人骨子里很保守，不然你去做调查。”她与之争论，最终呈现的镜头仅仅是张丽脱去鞋袜，挽起裤脚，在海边踢水玩耍而已。

“安德烈想要在影片中表达当两种文化相遇时，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沟通。”赵涛说。戏里，丽与渔民“诗人”展开了一段暧昧的友谊，因当地人对外来移民的流言和猜忌被迫中止。

戏外，赵涛也试图化解由于文化的差异带来的不理解。在《站台》中，她扮演的尹瑞娟是山西汾阳县文工团的演员，以一个普通人的视角呈现了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历史。欧洲人难得地从中国的影像中看到了一个现代而真实的东方形象，区别于旗袍婀娜的张曼玉、灰头土脸的巩俐以及古装华贵的章子怡。

之后，赵涛作为贾樟柯的御用女演员，主演了影片《任逍遥》、《世界》、《三峡好人》、《二十四城记》等，均入围了戛纳或威尼斯电影节，成为21世纪中国电影在欧洲影坛最重要的文化符号。赵涛扮演的角色——打工者、野模、厂矿职工，都是现实生活中最为平凡的芸芸众生之一。她的表现本色内敛，不着痕迹，就像在《我是丽》里那样——静静地聊天、静静地凝望、静静地悲伤，近乎生活。

今年5月，有意大利奥斯卡奖之称的意大利电影金像奖将影后桂冠第一次颁给了这个亚洲人。“她让我们在银幕上第一次看到了活生生的中国人”，意大利媒体评价赵涛。

日报：丽是一个挣扎求生的母亲，而你的表现似乎平淡如水。

赵涛：这个角色本身没有那么多戏剧冲突，她的冲突在于内心，而表面的状态一直都是正常的生活。所以导演和我谈这个剧本的时候，只是让我了解了剧本的由来。

日报：安德烈对整个中国移民的想象还处于上世纪80年代，他对电影做了很多浪漫化的处理，你赞同吗？

赵涛：一个电影重要的是它所关注的问题，所要表达的问题，至于表现手法，是否用唯美来表现沉重，我觉得只要状态是对的就好了。

日报：他对中国人的理解并不十分接地气，比如，他会设定由一位中国女工吟诵《离骚》以排解乡愁。

赵涛：一个移民的孩子可能不会有这么高的文学修养。但我觉得这是电影需要的一种浪漫色彩，导演在其中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他很喜欢屈原的诗，欣赏其中的精神，他把这首诗放在丽这个角色身上，是他希望丽有这样一个性格特点。他在整个影片中想要表达的，是现代移民和本地居民之间的沟通，他想通过这部电影，让两个不同文化的国家看到和理解对方的文化，而不是在两个文化相遇的时候产生矛盾。

而我对这个角色的理解是，丽不光是一个女人，不光是一个母亲，更重要的是，她是两国文化的一个传递者。诗人对我来说，他也是一个外来者，一个异乡人，两种情感的慢慢融合，也是两种文化的融合。导演希望通过这两个人物，把互有矛盾的两种文化很好地融合在一起。现在欧洲的移民不只有中国人，还有其他国家和种族的移民，移民问题不只出现在中国人身上。所以我认为这样一个关于移民的电影，在这样一个时刻放映出来，能够使观众对不同的文化有所理解。所以它既现实主义，又浪漫主义。它在唯美的状态下，谈论一些沉重的问题。一个母亲独自在外的艰辛、移民不被尊重等等。

日报：安德烈之前是完全没有中国经验的？

赵涛：对，他的很多中国经验来自于他在意大利看到的中国人的状态。很多人都说从我的表演中看到了中国人真实的生活状态。所以像你刚才说的，我没有太激烈的情绪表现，其实我们的日常生活并没有太多的戏剧性，很多的冲突和挣扎，其实都是在内心的。所以我在把握这个角色的时候，考虑的更多的是人物的内心状态，在咖啡馆的状态，跟室友在一起的状态，独处时的状态，写信时的状态，我把这些状态分得很细，这样人物才是立体的。

日报：比如用不太标准的意大利语跟人沟通，并受到嘲讽的时候，该怎么演？

赵涛：有一场戏是我问胖胖要钱的时候，他对我恶语相向。我曾与导演讨论过该如何表演，导演觉得我应该很气愤地不理他或者痛骂他，而我觉得作为人物本身，首先要明确自己的生活方式和背景，所以我的处理是接受他对我的不尊敬，对他微笑，然后离开，不满只是放在心里。她有自己的性格，需要别人的尊重，但她又很明白自己的处境。我后来重看电影，也被丽所感动，她那么柔弱，但她在那样的环境中不屈不挠，逆来顺受，她内心有很多矛盾和波澜，但却始终平静地面对一切，因为她为了儿子，这就是她面对社会的态度背后的原因。

日报：从《站台》、《二十四城记》到《我是丽》，你的表演状态都是松弛自然的，这是如何被训练出来的？

赵涛：跟我接触到贾樟柯的那个团队有关，我对于电影的认识和理解都是从《站台》开始的，从那时贾樟柯就告诉我一句话，你在表演的时候，你没有必要告诉我你在做什么，你自己心里明白就好了，我一直谨记这一点。我所做的表演不是表面上的，在我表演的时候，内心的情感非常重要。

日报：我们都知道贾樟柯是怎么从舞蹈教室里选中你的，但他没有解释为什么？

赵涛：他说，我当时打动他的不是我学舞蹈的气质，而是我的一句话，我对我的学生说：“舞蹈虽然是四肢的表演，但它需要你内心丰富的情感。”

日报：拍完《三峡好人》之后，你一度想放弃电影。2000年到2005年，你始终没有放弃舞蹈而去全身心投身电影，是对演员的角色不自信吗？

赵涛：不是不自信。当《站台》结束之后，五年中我一边做老师一边拍戏，一边去电影节，生活落差很大，我一直没有下定决心做一个演员，因为我觉得在这个环境中要舍弃一些东西，必须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觉得我还没有达到那样一个境界，我还没法舍弃我想要的东西去做自己不喜欢的事情。我性格很内向，从来不去夜店，我的生活状态是比较安静的，我不喜欢热闹。我去电影节的时候看到那些繁荣的景象，也看到繁荣景象背后人们的寂寞。当你从一个演员回到现实中你该怎么办，这种困惑很多人都把握不好。我现在之所以能得到一些成绩，是因为我并没有急于求成，我觉得做好我该做的事情是最重要的。

日报：关于为什么要演普通人的角色，你曾说，因他们默默无闻，需要通过我来向社会发声。你是带着这样的意识去选剧本吗？

赵涛：其实前几年我并没有这样的意识，后来我拍了很多普通人的电影，这是我多年积累的感悟。生活在高楼林立的环境中的我们并没有注意到偏远地区人们的生活状态是怎么样的，但是，《任逍遥》把我带到了大同，《三峡好人》把我带到了奉节，我看到了在那样一些地方，2000年的时候还有人喝不上自来水，2006年的奉节还有人生活在很脏很差的环境。这种状态很多人是看不到的，但是我看到了，我就要通过电影这个媒介把它表现出来，我希望大家能够感受到，除了我们之外，还有很多不容易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