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年 2小时 一代人

“一开始，我压根没想过放映的事情。”张丽玲平静地说。这个眉清目秀的女子有过很多身份，演员、留学生、企业家，但最为人所知的则是纪录片《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的策划人和导演。在历时10年完成的《我们的留学生活》中，张丽玲用镜头勾勒出第一批中国留日学生的人生轨迹。她先后采访了315人，跟踪拍摄66人，拍摄素材长度近700个小时。

作为这部系列片的收官之作，《含泪活着》最为励志，也最发人深省。主人翁丁尚彪是上海人，生于1954年，经历了新中国的历次变革。1989年，他花5角钱买到一份日本飞鸟学院阿寒町分校的招生资料，便举债42万日元（约合人民币3万元），将妻女留在上海，独自一人到东瀛学习日语。为了家庭和孩子，丁尚彪孤身在异国苦苦打拼15年，以打“黑工”的收入将10年来只见过一次面的女儿培养为美国知名大学的医学博士。震撼人心之余，这也引发了一场“中国式亲情”的大讨论。

2009年11月，《含泪活着》在日本院线首映，许多日本观众含泪看完，这部未做任何宣传的影片夺得当年院线票房排行榜冠军。日本纪录片泰斗级人物横山隆晴说：“这部纪录片表现出的精神气质和感人情节，在我所知的日本电视台制作的纪录片中，还没有能与之比肩的作品。”

今年8月13日和14日，《含泪活着》首次在上海电视台纪实频道《真实第25小时》首播。“我是把它当作一段历史来记录的，如果老想着放映，这十年是不会坚持下来的。”张丽玲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说，“我希望把这一代留学生的故事，他们的喜怒哀乐讲给中国人听，让他们知道留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书写自己的历史

张丽玲也是留学大潮中的一员。1989年，一句日语也不会说的张丽玲怀揣着8000日元踏上了赴日的旅程。此前，她已是小有名气的演员，扮演过电视剧《红楼梦》中的娇杏，以及《聊斋》中的鲁飞飞。

一架波音747把她“空投”到日本成田机场。在完全陌生的环境里，她左顾右盼地寻找来接她的朋友。这时，她注意到一个拖着八九个巨大行李箱的中年男子，连锅碗瓢勺都带来了，“他抛开在国内拥有的一切，在一个不再年轻的年龄跑到日本，如果我有一台摄影机，能跟拍他的故事就好了。”她暗想。

6年后，张丽玲拿到了日本国立学艺大学舞台导演专业硕士毕业文凭。6年间，机场那一幕从未在张丽玲的脑海中消失。她同样经历过打工的艰辛、异地求学的寂寞。由于看不懂日文，张丽玲曾将方便面里的干燥剂错当成调味料。“人的心灵是相通的，我当然会想，其他中国留学生又处在什么样的情境呢？”她脑海中有挥之不去的一连串疑问。

毕业后，张丽玲考进了有着120多年历史的老牌商贸公司——大仓。张丽玲被分在“啤酒酿造课”，负责几家大公司的原料供应，而且主要是用英文工作。她的英文基础不好，一段时间的恶补后才减轻了工作压力。但稍微闲下来的她却再次想起在成田机场那一闪而过的念头。

她开始向朋友筹集拍摄资金，一共借了40万美元，而她每个月的工资不足4000美元。

“这些无聊的录像带可能成为一堆垃圾。”朋友提醒她。当时，《上海人在东京》刚刚播出，“留学生片热”已经退潮。“至少它们五十年后可以成为史料。”她反击道。

为了得到一些专业的帮助，张丽玲硬着头皮找到了富士电视台的纪录片泰斗横山隆晴。横山打趣地看着眼前的小姑娘，“你的故事倒挺有意思的，如果你允许我跟拍你，那么我就协助你。”于是，张丽玲从横山那里得到了一台摄影机，还有几个摄影助理。

一年后，横山突然打了个电话，询问自己的摄影团队为什么还没有完工。得知张丽玲仍在坚持拍摄，他决定亲自跟拍一天。那一天，张丽玲的采访对象是一个叫陈琪的上海工程师，阴差阳错来到日本。摄影组收工时已经凌晨两点，横山一言不发。后来，他向张丽玲深深鞠了一躬说：“我以为你闹着玩的，根本没帮到你什么。”此后，横山把自己的御用摄影师借给了张丽玲。

另一方面，日本公司不允许职员兼职，张丽玲只能利用业余时间悄悄拍摄。在一次次探访和说服拍摄对象时，张丽玲递上的名片还印有“大仓酿酒”四个字。望着同胞疑惑的眼神，她一遍遍地解释：“我们应当书写我们自己的历史。”

那是一段异常辛苦的过程，张丽玲每天只睡2到3小时，体重曾降到37公斤。朋友心痛她，劝她用录音机把采访提纲录下来，见人就放，不用一天到晚重复一样的话。“要知道，这些留学生接受我采访，已经是在浪费打工的时间了。我并不支付他们金钱，就只剩下真诚了。”她坚持。

得见天日的故事

《我们的留学生活——在日本的日子》共10集，涵盖了各种各样的留学生，他们家境不同、性格不同、目的不同，梦想也不尽相同，却都在异国他乡努力地挣扎着活下去。

2000年，这个系列的第一集《小留学生》在富士电视台播出。让张丽玲意想不到的是，本来要讲给中国人听的一个个留学故事，却在日本引起了巨大的轰动。《小留学生》成为当年收视率第一的节目，由于观众太过热情，电视台不得不专门登报致谢。次年，《小留学生》荣获“日本放送文化基金奖”。

《含泪活着》则是整个系列的最后一部。有一次，一个朋友告诉张丽玲，有一个上海人来日本七年了，从来没有回过家，你有没有兴趣认识？在东京的池袋，张丽玲认识了刚打工下班的丁尚彪。

丁尚彪负债赴日留学来到北海道后，竟难以生存也无法回国，被迫辗转来到东京开始了他的“黑工”生涯。他每天打三份重体力苦工，只想赚足够的钱让女儿赴美留学，以实现自己未竟的留学梦想。由此，一家三口隔海守望。18岁的女儿终于考取了纽约大学，她利用东京中转的机会与父亲见面。当听到打工餐厅的同事惊呼“你真有个女儿”时，老丁腼腆地笑了：“我们8年没见了。”

“老丁的故事远比戏剧跌宕起伏。”张丽玲说。在老丁留日的十余年里，最为高潮的部分莫过于他和妻子分离15年来第一次在东京碰面。妻子申请到赴美的签证，可以在日本停留72个小时。前一天，张丽玲也失眠了。她反复检查摄影设备，为电池充电，告诫自己要沉住气。想不到第二天，当丁妻从地铁走出时，三个摄影师的手都在发抖，竟然漏拍了不少镜头。“拍这个片子太沉重了，压力太大了”，一个摄影告诉张丽玲。

张丽玲前后跟拍了老丁十年，素材大约有500多个小时，但最后成片只有2个小时，留下不少遗憾。张丽玲的记忆常常定格在老丁办理登机手续即将回国的那一幕，海关人员看到丁尚彪的护照，先大惊失色，但很快做出决定——盖章放行，还以举手礼向他表示敬意。“也许是他们在电脑里检索到，一个中国人在日本待了15年，是个黑户，居然没有一次不良记录，这足以让人佩服。”

镜头的取舍有些是为了剪辑逻辑，更多则是良心上的抉择。张丽玲的315位拍摄对象中，能“浮出水面”的其实微不足道。她拍过《国际婚姻》，还有一集《陪酒小姐》，“但纪录片的内容不是毫无顾忌的，必须考虑拍摄对象的处境。”她解释“雪藏”素材的原因。

而《含泪活着》之所以是这个系列的最后一部，是由于老丁当时在日本还是“黑户”，非法滞留无异于犯罪。因此，张丽玲保密了十多年，直到2006年老丁回国后才将它公开。

“我从未想过我拍的留学生活是可以放映的。对我来说，它首先是一段属于一代人的历史。”张丽玲安静地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