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金融自由化镜鉴

嘉 宾

郑德龟

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韩国企划财政部前副部长

金英德

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前主席

李 扬

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

高海红

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金融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利率市场化、汇率自由化是中国当前金融改革的重要方向，但怎么规避改革所带来的风险却是改革过程中需要特别关注的问题。韩国较早地完成了以利率和汇率为代表的金融市场自由化，或可为中国改革之镜鉴。

金融自由化的收益和成本是什么？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对宏观政策决策和传统的银行业来讲，最大的风险来自哪里？韩国金融自由化历程对中国有什么教训和启示？8月10日，中国社科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和韩国东北亚研究基金会共同组织韩国系列演讲，探讨“金融自由化”、“中等收入陷阱”以及各种韩国曾经经历过、中国正在面临的挑战，为中国顺利实现经济转型提供一定的借鉴。

在演讲中，东北亚研究基金会主席、韩国企划财政部前副部长郑德龟依据韩国的经验教训给中国提出了三个建议，即：不犹豫、不轻率以及与其他政策领域保持协调；他认为中国金融自由化应该尽早开始，但进程一定要适度（Early Start, Solid Step）。

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李扬则在研讨会开始就直接切入主题谈到金融自由化的意义，但是他提醒说，在金融自由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弄清步骤、分清先后。

韩国金融监管委员会前主席金英德先生则十分强调亚洲区内金融合作的重要性，“充分利用亚洲地区丰富的外汇储备，建立亚洲区内金融合作机制，共同防范汇率等对亚洲经济带来的冲击”。

 

不加约束的金融自由化有问题

李扬：金融自由化对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是不是必要，这个问题其实是需要讨论的。在这次危机之前，大家感觉已有确切无疑的答案，的确应该自由化，但是这次危机告诉我们，那种不加约束的、没有一个很好的制度体制相配合的单纯的金融自由化是有问题的。所以关于金融自由化的问题，应该将理论和实践综合起来讨论。

无论是理论还是实践上，金融自由化作为一个方向是值得肯定的，不过到底是使用“金融自由化”好，还是用“金融市场化”好，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问题，过去中国不太愿意用“自由化”这个词，很多场合都把它说成是市场化。现在看起来这种考虑还是很有意思的，“金融市场化”在我看来比“金融自由化”更能够揭示中国金融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当然迄今为止我们在所有的资源配置机制中还没有找到比市场化更有效率的机制，我们改革是要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这个方向是确定的。

在谈资源配置的时候，金融业本质上是一个信息行业，金融业作为信息行业有两重任务，一重任务是它广泛依赖信息从事金融活动，另外一方面它要更进一步地揭示信息，用这样一些信息引导资源配置。如果说承担着这样一些功能，这样的信息就不能是扭曲的、间断的、片面的，也就是说它必须是真实的信息，必须是连续的信息，必须是全面的信息，现在看起来，在所有的制度中，市场化的金融体制最能够完成这些功能。因此，市场化的改革是应当肯定的。

同时金融市场化也是一个全球现象，世界各国都在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在按照市场化的方向塑造自己的经济体系，哪一国不这么做，或者步调慢一些，那么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可能就丧失竞争力，资源就有可能流出这个国家，流向他国，这无疑会使得这一国家在全球竞争中处于劣势。

 

金融市场化过程中的次序

李扬：金融自由化涉及到非常多的内容和领域，这些内容和领域如何安排优先次序，是不是存在优先次序，这是需要讨论的。现在大家已经非常肯定是需要次序的。

关于次序迄今为止的一些讨论主要集中在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就是国内的金融自由化和对外的自由化孰先孰后的问题，这个讨论很多，一般认为对内的自由化要先于对外的自由化。但是也有相反的，比如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在某些时期对外的自由化要早于对内的自由化，理论上有这样的顺序存在。再比如自由化中一个很重要的领域是对外部门，汇率、外汇的问题，到底是汇率自由化在前，还是外汇管制放松在前，这也是有争议的。一般，有些国家汇率自由化在前，外汇管制放松在后，这样有一个好处，在汇率还没有找到均衡点的时候，不至于使大量的投机资本进入，但是中国似乎在一段时间里是外汇管制改革放松在前，而汇率改革相对滞后，到现在改革还没有完成。现在的顺序又重新理了一下，至少两者是齐头并进，不强调明显的次序关系。

另外的两个顺序问题包括，法律制度和市场实践的先后顺序以及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的关系。在制度与实践顺序问题上，现在还没有定论，作为后发国家，之前我们可以从其他发达国家借鉴或者直接引进一套监管体系，但现在随着中国的发展，需要进行一些探索，从马克思主义原理而言，实践肯定是先于理论的，实践肯定是先于制度安排的，本身学理上探讨可以这么讲，但是在实际推行过程中也很难区分出先后。

在实体经济与金融产业关系层面，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先生在讲中国利率市场化的时候，首先强调的是企业要有一个完善的治理机制，金融企业也需要有一套完善的治理机制，否则利率不能市场化，他很明显地摆出一个顺序，实体企业改革在前，机构改革在前，市场改革在后。

郑德龟：现在中国对外实施资本市场开放主要的顾虑，在于海外资本在国内市场流动过多导致央行的利率政策失灵，认为在资本市场开放之前，必须要先实行利率自由化，因为资本市场一旦开放，利率稳定的话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利息下降的话资金是流出的，根据利息的幅度，资本调节会出现这样的问题，资本开放的初期阶段，这样的机制运行是不那么顺利的。如此，中央银行将失去一个很重要的手段。

这也就是李扬院长谈的内外顺序问题，另外在内部的资本市场开放过程中，也存在先后，先开放长期资本市场还是短期资本市场？韩国在上世纪90年代推进资本市场开放，因为当时已经比较晚了，在经常项目下的外汇交易是首先进行的，然后是股市，债券市场的开放相对比较晚。在韩国，为了减少大企业集团的负担，我们先开放了短期资本市场。但是股市风险比较大，没有说谁投资就一定能取得成功，流入韩国股市的外国资金主要来自欧洲，而且规模也不是很大，美国就更少了，如果这样的资金进来得太多的话可能会产生很大的问题。但在中国可能就会有问题，所以中国是长期资本优先，这个很容易理解，因为一旦快速开放的是存款市场以及债券市场，海外融资进入中国市场之后可能会有6%左右的利息差，风险是存在的。

 

韩国自由化经验与教训

郑德龟：韩国的资本市场开放始于1991年的“五年计划”，当时我们宣布“每年开放5%”，如果一次性地实行完全的自由化，可能会遭到一些投机性的攻击，所以韩国分阶段来推进。韩国的特点是进行了预告制度，我们事先宣布今年是5%，然后是10%或者15%，这样分阶段地不断扩大，也不断培育国内市场，采用了这样一个分阶段的政策来推进。分阶段开放股票市场，虽然有一些外资资本进入股市以后对股市有影响，但是影响有限，现在韩国的投机市场逐渐趋于稳定，这是韩国的特点。

至于开放速度问题，像放水一样。一点点放水，水压不是很大，但是如果一下子放出来水压就会很大。金融改革道理相同，是比较激进地进行还是比较平稳地进行，两方面结果是不一样的。我想说的是，不管你开放多快，都有人埋怨你，相反也一样。我的建议是比较早地开始，在开始之后慢慢地推进，如果开始太晚了，推进速度就不得不加快。当时韩国就是有点过晚，然后开放得过快。中国应该吸取这个教训，尽早开放，然后在开放的过程中可以掌握节奏慢慢地推进。

金融市场和金融服务的开放是两个概念，哪个先进行比较好？这个还是要靠自己的判断，如果中国认为自己的金融机构已经很有竞争力，这个时候可以先开放金融产业，这样同外国金融机构竞争的过程中还能进一步增强自身的竞争能力。如果认为国内的金融机构很落后，无法跟国外的金融机构竞争的话，金融机构、金融产业和金融服务三者的开放就都要推迟些。

在韩国，受大财阀的影响，金融开放有点滞后，尤其是在放开海外银行在韩国经营业务方面，我认为应该更早一点。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国内金融系统和金融部门要做好一定的前期准备，另外还需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完善。

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得到了一个结论：放松管制和自由、重组、审慎监管及市场开放与国际化等，这四者之间互相需要，互相制约，放松管制和自由化，还有下边的重组以及审慎的监管，这样一来我们可以对流入的资本进行审慎的监管。这四者应该同时进行，这是韩国的经验。我想强调的一点是，一定要允许重组，要允许一些银行倒闭，让它们意识到危机，而监管者也一定要果断，像外科医生一样对这些国内的“病了”的金融机构和规则进行治疗。金融监管部门需要“残忍的人”，一味的不忍只会导致更大的问题。

另外，导致金融自由化受挫的原因还有金融错配问题，金融错配有很多方面，包括货币错配、期限错配、系统错配和文化错配等系列错配，这些错配问题需要在金融自由化过程中慢慢解决，一蹴而就的金融自由化是不可取的，是产生危机的根源。

韩国的教训就是中国需要这样做：不要犹豫，不要轻率，尽量融合，这是我们的经验教训，也就是要协调，希望今后中国金融市场开放中可以参考这几条。金融改革的问题我强烈建议要实行事先预告制度，然后在之后的过程中逐渐改进。

 

金融自由化与监管关系

李扬：自由化和监管的问题是此次金融危机中讨论最多的，仔细去想一想，这些命题其实混淆了几个关系。人们通常在市场化监管的命题下讨论的是什么呢？讨论的是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有的时候讨论的是计划和市场的关系，而并不完全是市场化的运行，自由化的市场和监管之间的关系，我认为讨论这样一个问题之前应该把这几个关系分别理清楚。

在我看来，所谓金融自由化必然包含着加强监管的内容在里面。其实监管是设立一套制度，要求人们去遵守，而多数情况下并不意味着政府去做事，当然在中国的实际背景下，大家一说监管就说监管地位要提高，副部级变成正部级，原来一千人变成一万人，中央到省到市到县，先想的是人员扩大，涉及到审批的面要扩大，这就是我前面说的，它其实是政府和企业的关系，是政府和企业的问题，绝不是市场和监管之间的关系问题，我们要分别弄清楚。

监管在我们看来就是确定一些市场参与的共同遵守的规则。其实在几个月前美国通过的华尔街改革与法案非常清楚地体现了这个特征，这个法案在没有通过之前，全世界有很多讨论，我注意到中国的讨论和外国的讨论不太一样，中国的讨论很多人是基于中国的实践和理解，大家都认为是国家干预主义的复归，是分业原则的重新确立，是金融市场的地位大大下降，是商业银行重新取得统治地位，当时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调调。但法案通过之后，我们没有看到新设机构，只见到要加强并提高透明度，强调要有适当的能够覆盖风险的准备金，强调风险加权基础上的资本充足率，强调自营业务非常严格地受到管理，要强调你在市场结构中你的交易不能是完全不受大家监控，这个法案的通过让大家了解到，在市场的基础上确立了很多的规则，这就是监管，所以我觉得这个命题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伪命题，市场本身就是要监管的，无非是过去不知道它是怎么运行，现在知道怎么运行了以后确定一个规则，大家遵守这个规则。

郑德龟：自由化分两部分，一部分是改革，另外一部分是放松管制。但放松管制通常会带来散漫和腐败，这就需要配套的金融监管制度。我需要提醒的一个问题是，金融监管的问题是财政部和中央银行之间的矛盾，金融监督方面这两个部门不断地争吵，导致监管部门落后，明明出现了不良，但是监管部门视而不见，最后出现这样的危机，所以说监管部门应该好好负责任。有学识和有道德往往是不残忍的，这样的人从事监管工作往往是不合适的。

 

亚洲地区面临的金融风险

高海红：从目前的亚洲金融风险来看，主要有三个，一个是所谓的流动性风险，因为现在我们看国际金融形势和国际金融市场，很多人在关注流动性的变化，因为整个全球的央行对危机救助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注入大量的流动性。这样流动性变化的直接结果就是引起了风险偏好的变化，这种风险偏好具有很强的心理特征和很强的部门的、市场的甚至跨行的不稳定性。第二个是公共货币的资本化倾向，此倾向不仅仅对金融领域有冲击，对实体经济也会带来破坏性的影响；第三个就是全球安全资产的紧缺问题。大部分东亚国家储备资产是需要管理的，寻求安全资产是一个共同的需求。但是这次危机之后就改变了这样一个安全资产的供求状况，比如说危机前，新兴经济体基本上有一些主权投资基金，他们主要是作为安全资产的需求方，发达经济体的政府部门和私人的大机构主要作为资产的供给方，危机之后这种供求关系发生了变化，特别是很多发达经济体的政府加入了需求方的行列。再有一个是全球银行业的监管实际上提高了这种对私人机构提供安全资产的门槛，也就是说高质量的安全资产的供应可能会随之减少。在这种情况下，像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会有更多的国家追求有限的安全资产，我想这对于很多东亚国家，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有大量外汇储备的国家是一个挑战。

 

强化区域合作

金英德：亚洲区内金融合作自上世纪90年代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开始尝试，但基本上都半途而废。日本提出的建立AMF（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建议因为美国反对而处于“理想”状态，之后逐渐启动了中日韩三国财长会议等一些合作框架。2000年5月，刚刚经历过金融危机的东盟10个成员国以及中日韩（10+3）财长在泰国清迈共同签署了建立区域性货币互换网络的协议，即《清迈倡议》。清迈倡议的发起是为了强化本区域防范风险和应对挑战的能力，解决区域内国际收支和短期流动性困难、对现有国际融资安排加以补充是其核心目标。

这次欧元区危机之后，亚洲各方都认为需要建立一个新的机制。整个东亚地区的所有外汇储备的总额是6万多亿美元，占全球外汇储备的五成左右，大家觉得有必要用好本地区内的盈余资金。

导致亚洲金融危机的另一个主要原因是不透明的汇率运营。怎样运营东亚地区的汇率，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汇率制度，这个在学术界有很多议论，但地区合作当中最敏感的是汇率制度，因为汇率的运营到底怎么操作直接影响到区域安排。汇率怎么操作是东亚方面很重要的话题。当前的第一种可能性是外界所说的共同合作一揽子计划，还有一个是亚洲货币制，单一货币制度等问题，共同一揽子可能是所谓的主要货币、美元、欧元三大货币以外，东亚的13个国家应该共同成立一个货币的一揽子，在一定的范围内为各国汇率变化提供建议。欧债危机表明单一货币应对危机存在很大缺陷，而且要引进单一货币，各个国家的生产要素互相流动，经济水平差不多，对外交易比较开放，交易量比较多，各个方面都一致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所以在目前的情况下过早谈论单一货币，我觉得为时过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