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主义未曾失落

徐晓用生命中的20年光阴荡涤文字

如果要为徐晓的《半生为人》贴上标签，那也许应该是个人化的写作、浪漫主义与理想主义。

这实在不是一本读起来轻松愉悦的书，充满着悲壮故事与凄婉感情。徐晓的笔触无疑经过理性藩篱的过滤，尽管文字克制、平和，仍让不少读者潸然泪下。“如果是20年前，我的记忆会筛选出完全不同的素材，我的心境会选择完全不同的词汇，我用笔而不是电脑的写作工具会使我结构出完全不同的句型。我可能写得很宏大、很悲壮，也可能写得很哀伤，但一定不会像现在写得这样从容和琐碎……那肯定是真实的，就像现在我所要写的仍然是真实的一样。”书中，徐晓用生命中的20年光阴荡涤文字。

《半生为人》是徐晓多年文字的汇集。不满20岁时，她在监狱中度过两年，又经历了丈夫周郿英的重病与去世，以及身边朋友的聚合离散。她体验到了生死间无能为力的悲壮和时代变迁中的人情冷暖。一个人在青年时期播撒下理想主义的种子之后，终穷一生追逐理想，不断追问与反思。

“如果说我的文字还不算苍白，那是因为生活本身已经足够丰富和沉重。”这是徐晓在书中写下的一句话。“文革”时期，徐晓与好友赵一凡等人因莫须有的”组织反革命集团“罪名，于1975年被投入监狱。出狱后，徐晓通过赵一凡，又结识了芒克以及后来成为她丈夫的周?英等。在志同道合的朋友中，徐晓发现当年坐过牢的竟有十之八九，“我意识到，我个人承受的那些苦难，在更加悲惨与荒唐的经历面前，在整个社会的灾难中显得太微不足道了。”生活本身足以洗去文字的浮华，直抵人心深处。

怀疑者的历程

对于徐晓出狱后的人生道路选择家人并不赞同，“当时，我的家人特别不理解我。但我既不是被吓破了胆，也不是故意要反叛，而是出于一种自我拯救：如果我们弄清这段历史，我们就能更好地面对未来的人生。”徐晓这样解释了出狱后所做选择的初衷。

《半生为人》是曾经的记者、现在是编辑与出版人的徐晓出版的唯一一本书，“这本书记录了我的精神立场。”这个历史的见证者会对别人如此介绍这本书。“我想记录下那些做出了重要贡献，并受到重大影响，却默默无闻的朋友是怎样一些人，我希望我的儿子知道父辈的历史，也希望他们能够超越我们的经历，自由地走自己的路。”

她也曾为自己是否应该将经历和盘托出而纠结，但转念又想：“我现在做的事情就是出版和编辑，我试图唤醒更多人对历史的记忆与正视，如果我连这都不愿意说，岂非虚伪。”接受《第一财经日报》专访时，她说。

对她来说，写作的意义是希望了结一段经历；其次是记录一批人，爱人与挚友，那些与她同样曾经受到理想主义感召独立于一个时代的特殊人群：周?英、赵一凡、史铁生、刘迪等。

徐晓的《半生为人》

理想主义的种子

在那个少有怀疑的时代，精神上的反叛与质疑真切地在徐晓身上发生过。 “一个20岁不到的年轻人，正在思想价值观形成的时候，一种不一样的见解打开了我的思想。”当时徐晓在朋友那里看到了苏联的文学作品、结识了当年主流之外的朋友，思想上的变化好像就发生在一瞬间。对她影响甚大的除了经典读物与内部书籍，还有当时的地下诗歌。

“当蛛网无情地查封了我的炉台，当灰烬的余烟叹息着贫困的悲哀。”接受采访时，徐晓吟诵起郭路生的《相信未来》。那个时候，她读到的文学作品深深地影响了她，并使她着迷。“那个年龄，你读到这样的诗，不可能不被点燃，不可能不对现实产生怀疑，虽然那实际上非常模糊。”

也许，对于读着《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青春之歌》长大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出生的人，为理想献身的信念并不陌生，经历了世事变迁，徐晓看到理想主义逐渐暗淡，但至少在她的文字里，这样的精神至今浓郁，“如今的年轻人到了中年将无从体验这种失落的痛苦，因为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他们不了解，甚至也不愿意了解充满着神秘与泪水的理想主义。这种理想主义已经逝去了。”对于年轻人无法了解上一代精神立场的无奈，并不意味着她否定如今的青年人。“与其说我当时的理想主义是一个时代的特征，我更倾向于说这是一个年龄的特征，在任何时代，青年人都是更容易怀抱理想的人。”

徐晓用生命中的20年光阴荡涤文字

对话

内心强大了，你就是强者

第一财经日报：上世纪70年代，你和朋友们的相识好像完全是缘于一种精神上的感知，没有制度的制约与现实利益的羁绊，就好像你在地坛公园与素不相识的史铁生因为相互好奇而相识？

徐晓：那个年代年轻人都很苦闷，特别有愿望寻找知音。每天路过地坛公园我经常能够看到史铁生，那时候有一种好奇心，就特别想接近他。从监狱里出来之后，我通过赵一凡认识了北岛，才知道我在进监狱之前看的诗歌就是他写的，而且还是他亲笔抄下来的。很多人完全是因为一种精神的感召与共鸣走到了一起。

日报：“文革”后你回到太原，会了故友，当时那种畅谈理想的单纯关系已经没有了，为什么会这样？

徐晓：我们后来的经历太不相同了，有些去经商，有些艰难应付着日子。他们到1978年才平反，那时我已经进了北师大77级读书，可一扇扇机遇之门都对他们关上了，他们无法上大学，有的被迫离开了部队。

日报：你现在仍然怀念当年那种人情味非常浓厚的气氛?

徐晓：现在，朋友对我而言仍然是至关重要的。朋友交往有一个部分是倾诉，在中国人中，朋友交往是非常重要的，朋友之间，如果你有了困惑，我说的不是物质层面的，是一种精神支持，是觉得这么多年下来仍然志同道合，这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情。我曾经从美国带回来一本书，后来买了版权翻译后在中国出版，书名是《我知你心》，是两个女人合写的这本书，诉说她们三十年的这种友谊。我当时看了以后特别羡慕，甚至希望自己快点老，老了以后也能坐下来一起写这样一本书，记录我们从年轻姑娘到老太太的情感历程。

日报：你曾说《半生为人》这本书是写给你的儿子看的？

徐晓：这本书对他的影响还是蛮大的。现在儿子大学毕业都两年了，他会说要有意识地摆脱我的影响，起初我挺不是滋味的，难道我的影响是坏的吗？后来我逐渐明白，对于父辈的历史，了解是对的，摆脱也是对的。没有了解也不可能超越，我们自己也一直在试图摆脱自己从历史的积淀中带来的负面影响。反叛是进步，历史都是在一代人对上一代人的反叛中进步的。

日报：你怎么看现在青年人的理想主义，是不是在他们身上理想主义越来越稀薄了？

徐晓：我不同意“现在理想主义越来越稀薄”这个说法。其实理想主义是每个人都有的精神追求，只是在不同人身上有不同的内容。那个年代我们还没有人权的意识，在当时的意识形态中，个人主义是没有位置的。现在年轻人生存压力很大，社会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个更好的人文环境，但其中有些人还能有自己的追求，比如当志愿者、去支教、扶贫、环境保护，或者他们更重视自己的个人权利，这些本来是生活在现代社会的人自然的本分，在我们的社会中，有这种追求的年轻人就很值得鼓励了。

精神追求没有高下之分，有文化的人有精神追求，没有文化的人是一样的。追求美好，崇尚真实、真诚，这不需要学历。

日报：高尔泰在《半生为人》的序言中评价你的这些文字是“弱者的胜利”。你怎么看？

徐晓：没有真正的强者与弱者，你的内心强大了，你就是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