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励：大众作品也可以有冲动、有情怀

方励的名片上印有两个头衔，一个是劳雷工业公司总裁，一个是劳雷影业公司总裁。劳雷工业开发地球物理仪器，那是方励的老本行，他大学学的是应用地球物理专业，因成功打捞“5·7”空难黑盒子为人所知。

至于做电影，他则是半路出家，10年投了6部电影，3部被禁，5部赔钱，只有《观音山》收回了成本。据说方励是最令电影局审片委员会“头疼”的制片人，他在电影局办公室门口堵领导，对修改意见不满直接叫板审片委员会的人。

“我拍第一部片子的时候，都不知道中国有电影局”。2000年，经朋友介绍，方励认识了抱着《安阳婴儿》剧本找上门的导演王超。他认为，这个小伙子有个性，就只管投钱了。开机半个月，才有人问有没有拍摄许可证，此时，这部电影已经无法走上地面。向电影局检讨时，他认真地写道：“我真的不知情。”

听方励摆龙门阵是件愉悦的事情，但我们聊得最多的还是他那些“被困地下”的倒霉事儿，600万投资《颐和园》，分文未收，已然撤项；重出江湖的第一部作品《观音山》，送审了5次，修改了50余处得以公映，8000万的票房缔造了中国文艺片史上的一个奇迹，“打了一个漂亮的翻身仗”，他高兴地说道。

方励制片的最新这部电影《二次曝光》，剧本阶段就定下了1亿元以上的国内票房，已于9月29日上映。这部电影在营销阶段因成功植入《中国好声音》被热议，上映9天就拿下了8000万票房，成为国庆档杀出的大黑马。

“中国因为没有小众院线，所以一定要做大众的电影。”方励说，他从来不排斥商业电影，因为呈现给大众的作品也可以有冲动、有表达、有情怀。

“非主流”翻身

第一财经日报：我看了《二次曝光》，其实整个故事可以在封闭空间处理，但你们采用了非常耗钱的方式，包括航拍、水下拍摄都用上了，是不是意味着更大的票房野心？

方励：电影不是光看人，而是看人和人、人和世界的关系，而人是在世界的空间里运动。运动好看不好看，眼球有没有愉悦感，都要考虑。假如背景光是一堵白墙，这并不能带来愉悦。我们设定剧情时得看定位，《二次曝光》的定位是商业片，给主流观众看，而不是给爱好艺术的影迷看。普通观众经不起镜头的挑战，用肩扛的摄像机拍，一晃就昏。

日报：你认为李玉已经成长到能够驾驭这么大投资的电影了吗？

方励：我觉得导演必须一步一步，才能走到市场上。《红颜》训练了她完整的叙事能力。《观音山》的最初剧本又被毙掉了，所以投资会谨慎一点。但它完成了李玉向市场的探索。

修改后的《观音山》只谈青春，只谈生命，也没有丢失自己的艺术风格，这让我们学会了绕远一点，绕聪明一点，也能表达自己想说的东西。在此之前，行业里都认为我和李玉只能制作非主流的电影，《观音山》是一场翻身仗。

娄烨与李玉

日报：你什么时候开始专注做电影，不再当票友？

方励：我还记得，那是2003年9月26日。就在《日日夜夜》的拍摄过程中，我决定全身心干电影。在这之前，我连片商都没有，带着王超跑了十几个电影节，连基本术语都不懂。拍《日日夜夜》时，我没有完全在内蒙古盯现场，结果要求改动的，一律没改。导演拿我当商人，认为自己是艺术家，中国许多年轻导演的通病就是容易头脑膨胀。中国电影圈太混乱，必须自己熟悉每一个细节。

日报：之后，你开始做《颐和园》的项目？

方励：当时，《红颜》和《颐和园》几乎同时开机，但我那时80%的的注意力都放在李玉身上。

她是新导演，《红颜》又是在家乡四川拍摄，四川和北京两支队伍，需要坐镇。而娄烨已经是成熟导演，联合制片人耐安比较有经验。所以《颐和园》拍摄时，我探过几次班，几乎没管现场，主要做的是前期支持。

日报：《颐和园》你后来撤项了。

方励：《颐和园》是娄烨的剧本，我花了3个月时间修改了近40场戏。本来就是以性和爱为载体，表述时代，表述年轻人的梦想，女人对世界的看法以及对自由的向往。娄烨表面接受，但拍摄时却直接否定掉了这个剧本。

日报：协议好的《颐和园》版本是不是带有你自己的情绪，有强烈的诉说现实的欲望？

方励：有一组情节设置跟我自己的经历有关，我1984年去了外企，1987年准备考托福出国。早上6点半，我在语言大学门口排队拿考托福的申请表，排在100多号，8点时来了1000人，9点传达室开始发表时，已经有2000人，乌泱泱的一片，把铁门都推垮了。拿到表的人，表情跟拿到签证一样。我想把这个镜头用在电影里，年轻人打群架，砸轮胎都可以，这是一个孤立事件，是年轻人的一种宣泄。而男女主角从此相隔一方，一个人选择内心，一个人选择潮流。

日报：你认为娄烨太自我了？

方励：可能有投机心态吧，以为能捞到金棕榈。其实娄烨非常有影像才华，叙事未必好，但审美很好。他的片比高得吓人，一部电影的胶片可以拍三四部电影，画面靠胶片堆砌。李玉的片比非常低，她知道自己要什么。而娄烨知道什么好，什么不好。但他更需要的是尊重观众，尊重资本。

留白也无妨

日报：当你跟完《红颜》，你知道李玉是值得投资的？

方励：这是个错误的概念，我从来不投资，没有投资回报率哪叫投资，我是花钱做电影。制片人的职责是提供资金的保障，带着商业计划去融资、找伙伴。我没有挣钱的业绩，没有能力找投资，只好自己花钱。十年来，我没有拿过一分片酬，还把我在科技公司的个人薪水花光了。我不能保证别人赚钱，至少能保证别人不赔钱。

日报：你拍电影得到了什么？

方励：快乐，花钱就是买快乐。我做电影，是有情怀在，就跟别人买宝马、打高尔夫一样，我的豪华爱好就是拍电影。

日报：听说这一次《二次曝光》的审查非常顺利，仅仅一处改动。

方励：非常顺利，只是因为片中涉及公安被撞死，第一个条件需要通过公安局政治部宣传部审查。他们提出了唯一一个意见，就是警察办案，一般不会一个人去，至少两个人。然后，我写了一个回复：“为什么是一个人，因为是幻觉。”

电影局本身的审查非常顺利。我知道什么不能写，什么绕着走，什么直接走，何必撞石头？有些东西在设置的时候有冲动，潜在的诉求很多。留白能够让每一个人根据自己的现实处境对电影产生共鸣，不需要太直接。

日报：什么时候想做电影的？

方励：1995年，我看了美国战争部编辑的纪录片《中国战役》，其中一组画面震撼了我，武汉撤退时，当一列列爬满了人的火车缓缓行驶时，火车每走一段，农民们就在后面把铁轨扒了，不留给日本人。这一个镜头太牛了，讲述了多少可能的故事，车上车下，车里车外，多少妻离子散、悲欢离合，一个画面居然承载这么大的信息量。我就一直想写一个本子，叫《最后的列车》，历史场景就设置在1938年西迁的时候，讲车里发生的故事，拍人物群像，这个电影以后会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