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德关系：四十不惑

当拿破仑从柏林勃兰登堡门上取下“胜利女神”雕像时，他一定不会想到来自普鲁士的逆袭仅仅用了不到8年的时间，这种神速，也同样适用于形容当代中德关系的发展。

早在上世纪70年代，邓小平到访欧洲时曾说：“欧洲和亚洲实际是一个大陆，你们在西边，我们在东边，把我们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比人们想象的要多得多。”

在中德之间，40年的联系，创造出来的奇迹是当时人们无法想象的。建交之初，两国贸易额仅为2.74亿美元，到现在已增长了617倍，中国业已成为德国在欧盟之外最大的贸易伙伴和最大的进口来源国。

中国新任驻德国大使史明德如此评价道：“中德关系经过40年之后已成为不同社会制度国家之间关系的典范。”

经济领先政治

“每一个开始都暗藏玄机。”史明德如此描述中德关系的开端。

1972年10月11日，中国政府与联邦德国政府建交。6年之后的12月18日，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中国从此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新时期，中德两国的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关系也因此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

“（直到上世纪70年代末）这个阶段，（中德）两国政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就是改革开放的政策，而这个政策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四个现代化，从国防、科技、工业，到农业等。”同济大学教授、德国学术中心副主任李乐曾对《第一财经日报》表示，“紧接着的一个大背景就是吸收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工业产品。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引进很多大型的项目，有日本的，当然也有德国的。”

“这是发展的一个初始阶段，双方还处于贸易领先、政治落后的阶段。”李乐曾认为，经贸是推动中德关系发展的重点因素。他称：“讲中德关系离不开中欧关系和中美关系，受到冷战和国际大背景的影响，如果中美关系不改善，中德关系很难突破，而中美1979年才建交。所以在这个阶段，政治上很难有活动空间，经贸则可以有相对较大的发展。”

事实上，中国对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有先进的机器设备和技术的需求，而出于扩大出口和赚取外汇的需求，德国也不愿放弃中国这个潜力市场，再加之民间组织的推动等因素，即便是在中国和联邦德国建交以前，中德企业间间接、民间和非官方形式的贸易交往也没有中断。

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50年代末，中德贸易额已近2亿美元，由于中国经历了经济发展动荡期，到建交前夕的1971年中德贸易额仅为2.8亿美元，而到1978年，两国贸易额达到16.75亿美元。

有欧洲学者认为，上世纪60年代德国政府的“新东方政策”（Ostpolitik）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德国成为欧洲较早奉行对华积极政策的国家。

独立研究组织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编辑主任汉斯·昆德纳尼（Hans Kundnani）称，在浸淫了“新东方政策”数十载后，德国领导人很早就积极对华交往，并对中国进行大量投资，包括巴斯夫、大众和西门子等德国企业也抢先进入了中国市场。

发展最快的时期

改革开放政策的实施，给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巨大的空间。1979年，中德签订了经济合作协定并成立了部长级经济合作联委会，此后在1982年~1985年间，先后签订技术合作协定、投资保护协定和财政合作协定。根据商务部统计，1986年，中德贸易额超过50亿美元大关，已是两国建交前的数十倍。

随着中国投资环境的改善、投资法规的建立和健全、德国对潜在市场的需求，德资企业开始试探性进入中国。

“1979年我从英国完成学业回香港，快到香港时，机长宣布我们正在飞越中国内地，当时中国内地才刚刚开放领空让国际航班经过。我从机舱的窗户看下去，心情异常兴奋。转眼几十年，我和这片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巴斯夫大中华区管理董事会董事长关志华在大中华地区工作了30多年，对第一次“路过”内地的情形还记忆犹新。

相对于巴斯夫先在香港成立子公司再在内地设立办事处的“小心翼翼”，德国大众集团更为大胆。1984年10月10日，德国大众集团和上海拖拉机汽车总公司在北京签订合资合同，建立首家中德汽车合资企业“上海大众”，也开始了中国战略的第一步。

“有那么一刻我呼吸停止：目不转睛地盯着眼前这些落伍的厂房，脑子一片空白。难道这些遍地尘土的简棚陋屋，就是一家汽车制造厂？就是在这种地方，大众要联合中国人一起造车？然而，望一眼公司的招牌，证实了我的确没有走错地方。”上海大众首任德方负责人、副总经理马丁·波斯特在其《上海1000天》一书中这样描述初见上海大众厂房时的第一印象。

有知情人士对本报记者表示，当时中国还曾联络过美国通用和日本丰田这两大汽车生产商，但均遭到婉言谢绝。波斯特称，时任大众董事长哈恩博士早就清楚地看到了中国是大众21世纪的市场，积极推进和中方的谈判。当时哈恩曾说：“一切从零开始,建造第55车间（狼堡著名的大众第55车间全盛时期甚至每天可以生产3000辆汽车）！”

“在狼堡，相信这一愿景能够变成现实的，恐怕不会超过10个人。”波斯特在书中如此写道。

波折

而在经历了1984年~1990年合资的首期工程后，上海大众已具备了年产3万辆整车和10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1990年，一汽和大众成立合资企业的协议在长春签署。

“上世纪80年代末，德国经历了东欧剧变、柏林墙倒塌。在此之前，中德关系发展总体来讲势头良好，问题相对较少。”曾亲历了两德统一的李乐曾说，东欧剧变之后，中国没有按照东欧国家的模式转变，这反衬出中国在政治制度意识形态上和西方的差别，而这种反差的结果是导致中德关系一度出现反复。

“1992年以后，中德贸易得到恢复。”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经济学院教授丁纯对本报记者表示，“之后，也有过因为政治外交原因而出现起伏的情况，但起伏不大。中德双方没有核心利益之争，那么剩下来就是做生意，德国产品在中国的形象不错，对德国来讲，中国也是德国重要的市场。”他认为，整个欧洲和中国交往的核心都是经贸，不像美国、日本等有历史问题或者战略利益冲突。

一名亲历上海舒勒成立经过的上海锻压机床厂原管理人员对本报说，德国人尤其注重产品质量管理，对待工作和合同态度严谨、一丝不苟，看重企业长期发展，反对短时行为，这都对中国企业有借鉴意义。他认为，德国企业的到来不但令投资方和中国获得经济上的发展，还把德国的先进工艺和管理模式带入了中国。

1994年，当上海大众二期工程完成时，已达到年产20万辆桑塔纳轿车和15万台发动机的生产能力。同年，中德贸易额突破100亿美元大关。

此后，两国领导人的密切互动有力地推动了中德经贸关系的发展，尽管其间因为人权等问题起过波澜，但总体上仍旧保持平稳。

21世纪的关系

2000年，大众汽车在中国生产的第200万辆轿车——一辆桑塔纳2000轿车下线，次年，大众汽车的变速箱生产合资企业大众汽车变速器（上海）有限公司开始投入生产，加长型中国款帕萨特、宝来、波罗和高尔等先后在中国进行量产。

“2004年巴斯夫将大中华区总部从香港迁至上海。”关志华说，“还进行了多次重大投资，用于兴建或扩建大型生产基地项目。”

进入21世纪，中德关系的发展也进入到一个新的世纪。1998年10月，德国施罗德政府将和中国的关系称为亚洲外交的重点。次年3月，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唐家璇访问德国，2个月后，施罗德便对中国进行了工作访问，并于11月正式访华。2000年6月，时任中国总理朱?基访问德国，两国签署了关于在经济、工业和技术领域合作的协定，以及中德基础设施合作谅解备忘录。2002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到访德国，中德关系开始进入蜜月期。

施罗德任内共访华6次，和东方前所未有的频繁交往令德国媒体连连惊呼：除了欧盟国家外，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让施罗德如此倾心。据中、德外交部网站统计，2001~2005年间，仅部长级以上人士每年互访达到10多人次。

对于欧洲媒体的评论，施罗德的行动似乎就是答案。新世纪之初，欧洲经济开始减速。2001年，在他第三次访华时带来了德国大型贸易代表团。“在经济日趋疲软之际，德中经济关系是一块维系经济稳定的基石。”施罗德如此表示。那次，双方签署的合作项目总额达到了40亿美元。

2002年，中国首次超过日本成为德国在亚洲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中国海关统计数据，自改革开放以来至20世纪末的22年间，中德贸易额由16.75亿美元增至196.87亿美元，增长了近11倍。而自21世纪以来，增长更加迅猛，2011年中德双边贸易额为1691.5亿美元，比世纪之初增长了近8倍，年平均增长率在20%左右。

新特点

近年来，德国企业对华投资呈现出了新特点，除了大公司外，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参与其中。根据德国工商总会和亚欧咨询公司的联合调查，近年来，德国中小企业投资已占德国对华投资企业的一半以上。

“德国经济中，中小型企业地位很重要，很多专利都在中小型企业甚至家族企业当中。”丁纯说，除了大企业外，越来越多的中小企业进入中国。江苏太仓的中德合作基地就是个典范。2008年，中国商务部和德国经济部在江苏太仓设立了首个“中德企业合作基地”，数百德国中小企业落户于此。

中国对德投资也在21世纪快速发展。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12年4月底，经商务部核准的中国对德投资达到21.3亿美元（不含金融类投资）。

丁纯认为：“中国企业反向收购也是中国对德投资的趋势。”近年来，从电视机生产企业TCL收购德国施耐德，到中国机床企业收购德国机床公司等均是如此。今年更是中国企业“走进德国”之年，德国机械巨头普茨迈斯特、机械制造商施维营、汽车零部件制造商凯毅德、太阳能企业森韦斯纷纷落入中国投资者之手。

“中国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经贸伙伴。”德国经济大州北威州诺伊斯莱茵地区负责人斯坦梅茨（Juergen Steinmetz）曾对本报记者表示，北威州现在已经有大概750家中国企业落户，包括三一重工、五矿、美的、华为等著名中国公司。

亲密无间？

欧盟智库最近发布了一份颇具“攻击性”的报告，称随着全球权力的东移，德国和中国正在建立“特殊关系”，而相对于中国的崛起，这危及业已逐步削弱的欧洲在全球的整体地位，并可能导致欧洲和中国力量失衡的严重后果。这份名为“中国和德国：为何新兴的特殊关系困扰欧洲”的报告认为，欧盟没有形成协调一致的对华政策，商业和贸易一直在推动着中德关系的发展。

尽管经济危机笼罩半个欧洲大陆，今年一季度，德国经济却逆势增长，GDP与上季度相比增长0.5个百分点，成为欧盟经济体中的领头羊。昆德纳尼认为，这个增长数据包含了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德国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中国的需求，而德中这两个经济体则是近乎完美的共生关系。

但在欧债危机的影响下，德国二季度经济增速再次放缓，GDP仅比上一季度增长了0.3%。数据公布几日后，8月30日，默克尔总理便来到中国，这是她任内的第六次访华，而寻找来自中国的增长点，则是默克尔此行的主要目的之一。随行的除了参与第二轮中德政府磋商的官员外，还包括多名德国知名企业高管。

“政府间磋商机制很高端，去年6月温家宝总理率13位部长访问德国，举行第一次政府磋商。默克尔此次访华，也是一次回访。”李乐曾说，政府间磋商机制令中德关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而中国是第八个和德国进行政府间高层对话的国家。“德国选的这些国家是和它关系和利益特别相关的国家，之前有法国、波兰、俄罗斯、西班牙、意大利、以色列和印度。”他说。

问题

当然，蒸蒸日上的中德关系并非一帆风顺。

今年7月24日，包括德国光伏巨头太阳能世界公司（Solar World）在内的一些企业向欧盟委员会提交申诉，要求对中国光伏产品展开反倾销调查。9月6日，欧盟委员会宣布立案调查。2011年中国光伏产品出口到欧盟的总金额约为204亿美元，这成为中国历史上涉案金额最大的贸易争端。9月25日，欧洲光伏产业联盟发出公告称，已向欧盟委员会提起了针对中国光伏公司的“反补贴”诉讼。

“大背景是双方力量的此消彼长，在中国崛起的同时，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则正遭遇经济下调，这打破了原来的格局，老的发达国家和新兴国家之间肯定会有矛盾冲突。”丁纯分析称，“2004年和2005年以后，欧洲也在重新定位中国，重新检视对中国的贸易政策等，随之而来的便是一些举措。所以无论是在市场经济地位问题上、反倾销案上，乃至对中国企业的投资上，都有一定的戒备和防范。”

丁纯认为，长期来看这些问题和矛盾还是会存在。“这是很正常的双边交往中的情况，是个常态，以后不见得会少。”他说，“甚至有可能会更多，这取决于双边发展的速度和结构，以及外界如何适应中国发展。”

有学者认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无论是中德间还是中欧间的问题均加剧了。“总体来讲，德国和欧盟应该差不多，德国甚至更敏感，德国和中国都是制造业大国，而目前处于中国奋起直追的状态。”丁纯说，“所以摩擦较大的点在于知识产权保护、不公平的补贴竞争等。他们认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投资环境恶化的问题、政府采购不开放、市场准入等问题都比较严重。”

“保护知识产权不仅对德国公司有利，同时也对中国公司至关重要，因为越来越多的创新来自中国本土。”关志华认为，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国际化，竞争愈发激烈，而应对竞争最佳的办法就是不断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