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下一个莫言

“诺奖更大意义在于，告知人们什么才是真正的好文学，唤回对文学的关注。”顺着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的话，探问“下一个莫言”，也并非执着于一个诺贝尔奖，而是在求问“好的文学”在今后的可能性。与其说中国文学需要世界级的奖项，不如说世界需要好的文学滋养人心。

如今，严肃文学写作仍旧蓬勃（但同时，读者数量萎缩），而新兴的文学体裁以网络为主要根脉在近15年中布散开来。“未来的好文学”在哪儿似乎是个无解的问题。为此，记者采访了两位文学理论家：香港岭南大学教授许子东、北京大学教授张颐武。

多年来，在中国文学理论界，莫言一直被认为是距离诺贝尔奖桂冠最近的作家。上述两位学者都不同程度地在几年前便发表过对莫言与诺奖的议论；对文学的未来，许子东认为，整个社会已经娱乐化，严肃的文学影响力已经逐渐消散，就是现状。对于“下一个莫言”，许子东目之所及，能够看到的仍然是那批被认为“不输莫言的作家”如王安忆、余华、贾平凹、刘震云，此外还有台湾的余光中、白先勇和颇受诺奖评委、汉学家激赏的诗人杨牧。“下一次，台湾的作家更有可能登顶诺奖。而大陆有那么10位左右的优秀作家已经非常了不起。不需要执着于诺奖。”对台湾作家的实力，许子东非常赞许。

张颐武则认为，中国有与莫言一样同属一流的作家坚持着纯文学写作，同时，新兴力量值得关注。

历久弥坚的母题

莫言有一句名言：“土是我走向世界的重要原因。”如果说中国作家要赢得国际声誉，一个与“乡土中国”紧密联系的文本既满足国际文学界对中国长期以来形成的意象，也是目前看来，中国作家为数不多能够深入挖掘的宝矿。

“乡土中国，投射的是外国人对中国人的想象。”许子东分析道。他很早便提出的诺贝尔奖解码中，就将“以乡土为主题”视为外国文学界衡量中国作家的重要标准，其余因素依次是：“要用现代主义技巧；要写“文革”；要批判政府（影响非西方的社会制度）；要有好的英文、法文、瑞典文翻译（更多评委可阅读）；要在中国以外获奖或有好评。 ”

“中国人的工业化和城市化比西方晚得多。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城市文学已经有很多好作品。工业文明的挤压、城市人的苦闷他们已经写过了，中国的城市文学小说对他们来说已经没有新鲜感。这就是目前城市文学这个题材在国际上遇到的问题。”张颐武对本报说。而“中国人要做皮包，你按照LV那样搞，哪年哪月才能够得到国际上的认可”？ 针对这个问题，许子东则打了个这样的比方。

谈到中国的城市题材文学，张颐武与许子东不约而同地谈到了张爱玲。然而诺贝尔奖终究不会是终极标准，无法涵盖整个文学世界。许子东认为，张爱玲的文学成就已经足以让国人抛却诺奖带来的身份焦虑。

“莫言的幸运也就在于他自由选择了自己的写作风格和内容，而不是迎合国际口味去写作。”虽然经历了30多年的快速城市化，但中国文学的根却至今仍然根植于农村。他记忆中的一次文学评选，评出了中国10位作家，其中有9位以乡土文学见长，城市文学题材创作的只有王安忆。“中国文学要写中国的历史、中国人的魂。我们这个国家的魂仍在乡土。也正由于此，在外国人看来，现在一些写城市题材的文学作品特点就不那么明显。”

历久弥坚的乡土中国题材也让人想到另一个问题：更远的将来，当一些对农村已经没有多少记忆的人步入了文坛的中心，叙写一个“乡土中国”已经变得像隔靴搔痒般时，“乡土中国”也许会随之退席。“目前来讲，中国作家可以埋头挖掘的“矿藏”除了农村，空间不大。而将来，也许转型时遇到的焦虑也会成为书写的主题。比如富士康事件，这是全世界没有的独特经历。”张颐武说道。

文学上的“失智”

1985年，作协为《透明的红萝卜》举办的研讨会让香港岭南大学中文系教授许子东感触颇深。当时包括汪曾祺在内的作家与评论家，为了一个年轻人的一篇小说围坐到一起。很难说，这场研讨会隐含着多少面子因素。“当年是这样的氛围，前辈的重视会给刚出道的作家多大的鼓励。说不定现在中国就有很多像莫言这样的年轻人在好好写作，但恐怕没有多少人看，作家也不看。”许子东从这段记忆中多少打捞出这位一线作家茁壮当中的背景元素。许子东怀念1980年代那浓浓的文化味儿，那正是文学兴盛，文人之间诗歌酬唱的岁月。

这一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重要作家，至今仍为文坛的中流砥柱，他们成熟的自我表达风格与美学追求塑造了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文学评论家、复旦大学教授陈思和在莫言获奖后发表的一篇评论中写道：“在这个作家行列里，除了莫言以外，至少还有贾平凹、张炜、王安忆、张承志、严歌苓、阎连科、余华、刘震云、韩少功、苏童、格非、林白等等。”（《莫言的创作成就及其获奖的意义》，发表于2012年10月16日《文汇报》。）

然而就目前的现状来看，严肃文学在中国民众中影响力消逝已是不争的事实。2009年，《蛙》出版的媒体见面会上，主办方请了年轻的郭敬明来为这位前辈作家聚人气。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诺贝尔文学奖宣布后莫言的书被瞬间一抢而空。仅仅半个月后，几百万套刚印刷好的莫言作品涌向书店。许子东坦言，现在的文化氛围是“娱乐化”、“泡沫化”，诺奖的最大意义就是改变当前的情况。“大片吸引着人的眼球，郭敬明、金庸被认为是最好的作家。”他说，“但是现在的趋势是，娱乐化，少了严肃的批判，比如说，《白鹿原》被改编成电影，那么好的一部小说，锋芒在电影中折损了很多。但即使只剩下三分，也比那些大片要好。这是新时代的‘失智’。所以在这种背景下，莫言获奖有积极意义。”

“与他同等水平的作家在中国有大约10位。他们的作品同样应该回到人们的视野中。”许子东目之所及的仍然是大陆的王安忆、余华、贾平凹等近10位作家，和台湾“对文学贡献巨大的”余光中、白先勇、杨牧。“这些作家在一线很多年了，很可悲，他们至今仍是一线。”与文学的影响力逐渐丧失相伴的是网络的兴起、文学期刊的萎缩和严肃文学图书销量的不尽如人意。

媒体连篇累牍的报道与公众的热切关注，带动了莫言小说的销量，也唤起了对严肃文学的关注与讨论。然而，诺贝尔奖如何抗衡“娱乐化”的文化环境，尚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每一代人的文学

比起许子东，张颐武对文学的现状更乐观。他新近完成的《全球华语小说大系》，勾勒了中国文学10年来的发展全貌。莫言他们那一代作家之后，新力量的崛起正是张颐武试图表现的。这一选择基于他对10年来中国文学状况变化的观察：“一方面是纸质出版和‘网络文学’双峰并峙；另一方面在纸质出版方面，传统的‘纯文学’和‘通俗文学’与‘青春文学’的共同发展也已经成为新的趋势”。

“纯文学写作中的优秀作家还有很多，现在，书籍销量萎缩、文学期刊都在萎缩。而一些新的小说形式是中国文学的增量，年轻人中有很多有希望的作家。他们的存在与纯文学写作的圈子几乎是两套体系。”张颐武说的两套体系包括了另一种评判标准、发行体系、出版机构、传播渠道等。这个圈子是偏离于长久以来在文坛占据主要地位的另一个系统：以文化馆、作协、文学期刊、出版社为主的文化圈子。 “青春文学、网络文学与纯文学是并行不悖的，并不以挤占另一种为代价。”

“有才华的作家还很多，比如李锐的女儿笛安就在郭敬明的公司里，像刘慈欣、韩松这样的科幻小说家想象力都非常张狂。刘慈欣的《三体》完全可以与一些世界级的科幻小说媲美。原来我们的文学想象力没有被激发，这些东西就是在张扬想象力。”张颐武认为，如果说要寻找下一个莫言，首先是在中国地区的一线作家当中。其次，在纯文学圈子之外，也有蓬勃的生命力。“中国人已经得了诺贝尔奖，接下来，一切都有可能。尤其是年轻人应当更有信心。”

“给年轻作家的建议？”12月7日，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有记者向即将戴上诺奖桂冠的莫言提了这样一个问题。“每一代人应该写自己的文学。我们对未来的东西只能寄希望于年轻作家。”这是莫言给出的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