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边疆、核心到新边疆

《危险的国家：美国从起源到20世纪初的世界地位》

中国的政治传统讲究经世致用，强调对历史经验及教训的学习与借鉴；而作为从某种程度上讲没有“历史”的美国，其国家治理则更多的是不断试错的过程，它仿佛是一个精力充沛，同时却又缺少经验的年轻人，每每给自身和世界带来巨大的影响，正是从这种意义上说，美国是一个“危险的国家”。

当然，罗伯特·卡根所说的这一“危险的国家”，所指向的并不是其政治军事行动本身的威胁，“但是，侵略性的领土扩张主义并非造成年轻的美利坚合众国在他人的眼中显得危险的唯一特质。美国革命性的意识形态及其附带的似乎要吞噬掉其所触及的一切文化的自由主义和商业社会所构成的危险，如果不是比前者更令人担忧，那也是与之旗鼓相当的。”卡根的这种看法无疑是很有道理的。可以说，如果当初的英国北美殖民地民众只是追求自身生活的满足，并以英式生活为最高目标的话，那么，这种殖民地不管经济力量有多么强大，在政治文化的世界版图上，依然只是“日不落帝国”边缘的一大块区域，帝国的重心始终在伦敦，而不是北美的某一个城市。因此，有一位于1760年游历过北美殖民地的英国人发现，殖民者“满怀期待和焦虑，盼望着美国向其他世界发号施令的那一命中注定的时刻的到来”，而这就意味着，有朝一日，他们将从大英帝国的“边疆”地带转变成新世界的“核心”。

和之前所有既存的国家类型不同的是，“美国人现在不是因为有共同的祖先、共同的历史和共同的土地而相互绑在一起，而是因为他们一起忠于自由的共和制意识形态。《独立宣言》中的原则超越了血缘纽带和国家的边界”，这在某种程度上预先实践了厄内斯特·勒南1882年在《民族是什么？》（Qu’estce qu’une nation?）中所倡言的民族与国家新的型构可能，同时也成为佐证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思想的一种现实文本。

建国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美国自身超越了英国的政治传统并将其拓展到历史-领土的限制之外，进而成功地转变了附属于英国的“边疆”地位，但是，“国家利益的传统解释是保卫特定领土和提高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的福祉，这个定义与建立在普遍性意识形态之上的民族主义并不完全相符。美国人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对保护和促进他们自己的物质利益感兴趣，他们也相信他们自己的命运在国家边界内外以某种方式与自由主义和共和主义的主张联系在一起”，这就使得美国人在独立建国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将主要的精力放在国内问题上，“这些创建国家的政治家们并不熟悉强权政治运作的方法，他们致力于建立一套普遍性的原则，对这些原则的维护和推广将改善人类的生存条件，并进而促进美国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是理想主义者。但是，他们又是现实的理想主义者……他们呼吁将国际法作为规范国家行为的最佳手段，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其他手段能约束像英法这样的大帝国。他们调整自己以适应自己并不满意的现实，他们明白，这个现实与他们的志向很不相称。他们期待着有一天，美国可以作为一个更加强大的国家开始塑造这个世界，使它更加接近自己的理想。幸运的是，对于年轻的美国来说，世界就是按照这种方式设定的，这也使得这个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当时独特的世界环境，为美国自身的发展与外交理念的施展提供了肥沃的土壤。

有一点不得不提，那就是，“美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的商业化和自由化的共和国”，它所秉持的内政外交政策更多的是基于众多美国民众的自身需要，而非欧洲帝国皇室贵族的自身好恶，正因此，卡根指出：“美国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不只是保护这个国家和人民，而且还要维持和保护其独特的特质及其史无前例的自由，这个目的本身影响到其外交关系的本质和发展方向，也使它区别于18世纪其他具有不同政府形式和政治经济形式的国家。”可以说，18世纪和以后两百年的这种思想意识，成为美国自身扩张的主要推动力量。

正是在着力于自身内部问题的政策指引之下，尽管当时美国的早期领导者对于自身的实力深有顾虑，但是，自身国家领土的扩张，却是其始终致力不渝的目标，正如杰斐逊在1801年对扎姆斯·门罗所说的：“尽管我们当前的利益可能局限在我们的边界之内，但在我们的快速成长突破这些边界，或者覆盖整个北方——如果不是南部大陆——之时，人们讲同一种语言，并在相似的形式和法律下接受管理，放眼长远不是不可能”。这种预想后来成为了现实：美国人的力量进一步向内陆推进，并日渐排挤西班牙、法国等殖民力量，进而又通过各种手段逐步征服或夺取了印第安人的土地。

在美国内战结束之后，其对外政策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如卡根所言，历史学家常常将美国崛起为世界大国的时间点定位在19世纪90年代早期，但是，卡根在这里显然还是看低了美国边疆开发“危机”所造成的诱因的价值。实际上，美国国内对领土（狭义与广义的）开发的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了未来的政策走向。正如美国地理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所说的：“只有把视线从大西洋沿岸转向大西部，才能真正理解美国的历史”，这种转变影响深远，它不仅促进了美国民众的混合民族性的形成，同时又彻底摆脱了对英国的依赖，形成了一种独特特色的“美国梦”。从整体上看，整个19世纪美国向西部的大扩张最终大体塑造了当今美国的版图，并使美国的对外政策开始转向“边疆”：一种自身边疆之外的“新边疆”——外部事务。

到今天，美国国家力量与外交政策的触角依然无处不在，笔者也清醒地看到，尽管美国自身发展遭遇到了某些困境，但是，就美国这个国家自身所展现出的理想主义与政策转变灵活度而言，我们自己需要走的路还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