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返古都

卡尔维诺在《看不见的城市》中以记忆、想象、欲望和经验，建构作为“言语符号的整体”的城市，又预言了历史深处的“别处”消逝后的黯淡图景：“在今天，‘别处’可以说已经不再存在了，整个世界趋向于变得一致。”

一座座参差多态的古都和市镇如何转瞬消逝？

清华大学建筑学院教授、建筑历史与文物建筑保护研究所所长王贵祥讲了两个例子，用以描绘不同的历史选择中市镇迁延变化的印迹：

河北正定县曾是人文荟萃之地，乡绅名士聚集，市镇风貌典雅。民国年间，曾动议修建铁路从正定过，在此建造火车站，但乡绅不肯，怕坏了风水，后来选择从当时规模还很小的石家庄过，正定慢慢被边缘化。“从发展上说，这个选择可能对正定不利，但正定的古建筑也因此相对多的保存下来，许多寺庙保护得好一点，从文化上说，这又是好的。”

这是从宏观的历史选择上说，而古建筑本体微观的变化同样充满机趣，值得探究。今年6月，“元上都遗址”通过第36届世界遗产委员会评议，入选《世界遗产名录》。据王贵祥介绍，“元上都的正殿大安阁，曾是宋代皇宫园林内的熙春阁。蒙古人进来以后，看这个楼台很喜欢，居然把它迁到上都重新建起来，作为他的正殿用了很多年，从北宋灭亡12世纪初到元代经历了百余年”，“中国建筑构件零活，能够组装，能够移动，能够迁移，很现代的思维。”

那些曾华滋绮丽繁星般存在过的古代都城如何慢慢变化，接纳或消融着不同时代的语言信息？一个民族的以建筑史为背景的文化、艺术史如何书写？这是华润雪花啤酒（中国）有限公司与清华大学建筑学院合作著述、出版“古建五书丛书”的主旨。

2012年出版的《古都五书》是“古建五书丛书”第一阶段的收官之作，清华大学建筑学院的五位研究者：王贵祥、王南、段智钧、贺从容、李路珂，以洛阳、北京、南京、西安、开封和杭州为研究对象，从空间鸟瞰、历史沿革、各类型建筑等方面对古都的城市整体美进行写作，旨在以通俗易懂的文本向读者呈现今人所不熟悉的古代都城的建筑形态与神韵。

卷舒取舍，生生之证

“现代人对空间的认识，基于牛顿和笛卡儿的坐标空间，所对应的生活场景也是这样的——误以为空间是均质的，东、西方是一样的，但东、西方空间思维差别很大，建筑是在告诉整个文化共同体中的所有人，我们的空间感和生活情态是什么样的。”清华大学讲师、《古都北京》作者王南在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专访时，以人的空间经验为切入点，讲述古代都城的整体美。

在古建筑实物愈见荒疏的年代，王南对古建筑的把握经由专业知识的积累、以测绘为基础的认知和行走漫游，最后借由对罗马、京都和奈良等保存完整的古城的观感，用想象重构了消逝的中国古代城市整体美。

一次在江南古镇行走的经历令王南印象深刻：大三的时候，去一个江南的古镇，一个炎热的下午，走在一座庭院的中轴线上，天井一个套着一个，穿过一个幽暗的厅堂忽然来到一个亮敞的天井，继续走，仍是厅堂尔后再是天井，“忽明忽暗，仿佛永远走不完，反复、层叠地进入，忽然有了一个很真实的感受，仿佛潜意识里一直存在的那个过去中国人的空间感被唤醒了。”王南用“集体无意识”解释这个感觉，他相信：“我们的祖先有过的空间经验潜在地存在于今人的意识中，对中国人而言，是一种根植于《周易》的智慧，阴阳合抱，周而复始。”

这个经验贯穿于他对北京的认知过程。王南说：“如果用摄影术就能理解西方建筑的话，理解东方建筑一定得用行走的方式，穿街走巷，庭院深深，仿佛进入一个迷宫游戏，慢慢才会有空间的节奏感。”

“城内点缀着湖泊公园，城外环绕着清澈的玉泉河，远处有紫色的西山耸立云端。天空的颜色也功劳不小。天空若不是那么晶莹深蓝，玉泉河的水就不会那么清澈翠绿，西山的山腰就不会有那么浓艳的淡紫。”这是林语堂的《大城北京》所记述的北京，同样的美，也在老舍的《想北平》、郁达夫的《故都的秋》里一再印证和显现。

老北京城延绵的肌理和均衡韵律，在上世纪30年代德国女摄影师Hedda Morrison的影像中也能找到印证。其作品，视线从北海白塔顶部朝向西北，小西天、万佛阁、五龙亭与绵绵西山次第展开。另一幅老照片则调换了观察角度：在颐和园佛香阁向南远眺，天际线上的北京城延绵起伏，以钟楼、鼓楼、紫禁城、正阳门为中轴坐标，富裕变化的节奏，而密密麻麻的灰色是紫禁城及其周边的矮房子——四合院，构成北京城宏阔、细密的城市肌理。

梁思成说北京是“无比杰作”，美国城市设计的权威学者培根说它是“地球表面最伟大的工程”，王南力图把握和传达北京整体的美，写作《古都北京》所选择的证据、支持的基本原则首先是不落掉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标志性建筑，其次是规模和艺术成就仅次于这些世界遗产，同时类型特色鲜明的，另外还收入了一些易被忽略，游客不会去到的，例如醇亲王的陵墓等。

而在今天，以漫游的方式认识一座大城的经验之整体，常被零碎、孤立的新建筑打断。例如从北京东城区禄米仓东口路北的明初建筑智化寺出来，沿着小径一路向东，转角便是扎哈·哈迪德的“银河SOHO”，“两个完全不相关的建筑之间，没有任何视觉语言上的交代——为什么一个现代的建筑会出现在这里，处于一种随机的、割裂的状态，对人的审美是太坏的事。”

炫目的新建筑，需要平淡、沉厚的城市基底作为烘托，越是好的“小形象”越需要回到整体，好的例子是巴黎。王南用语句建构巴黎的图景：“城市基本建筑是七八层高的楼房，用米色石材作外立面，屋顶是灰色铁皮或瓦片的斜坡，有着红色烟囱，对应的是房间里的壁炉，最美的是每个房间的阳台用黑色铸铁制作的栏杆，这样一个形制有序而色调沉缓的城市基底，烘托的是卢浮宫、凯旋门、蓬皮杜这样炫目的建筑——这些属于游客的建筑，静静地被巴黎人的日常生活所包裹，或隐或现跃动于生活的整体之中。”

北京也曾有过如此细密丰盈的城市基调，书本、记忆、想象以及建筑遗存帮助王南重构一座旧时的大城北京：胡同连结一个个四合院，整体的灰色烘托远处的琉璃瓦红墙，近处又被民居红色、深绿的门窗点染，而院子里的树，四季风致不同，夏日葱郁阴凉，秋天绚烂壮阔，隆冬便被白雪覆盖，粉雕玉琢。

消逝与重构

古都中曾经存在过许多重要的古代建筑遗址，在遗址上是否能够复原建造原有的建筑，历来存有争议。王贵祥认为：中国以及韩国、日本等东亚国家的传统建筑，主要是木结构，往往都是经过了反复重建的。只要是完整地保留原有的遗址，并且运用原来的材料与工艺，按照其有依据的原始的结构与造型进行的复原重建，应该是将已经断裂的历史加以了弥补与延续。这方面在韩国与日本的文物遗址保护中有很好的实例，而“我们的问题是，几乎所有的遗址都不允许重新修复。这样就带来了一些问题，一方面，有科学依据的古代建筑，只能裸露着遗址，继续遭受风雨的侵蚀，另外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为了经济或政绩方面的考虑，在遗址上，或遗址附近，不加深入研究，就造起了一座假的复原建筑，这实际上是假古董。在这方面，我们应该借鉴日本韩国的例子，可以在国内聘请一批真正有研究的高水平的专家，凡是加过专家仔细研究、论证过的建筑物，可以由一位专家负责到底，完整而科学的复原再现，但要保证可识别性和可逆性。对于重要遗址，可以不同遗址，在遗址充分保护好的前提下，加以复原再现。但是，没有专家论证，没有专家负责的古建筑，坚决不能修复，这样就可以避免出现或者完全不能动，或者一动就出错的现象”。

古建的真实性原则是什么？王贵祥强调：“首先遗址是真的，形制、材质和其他建筑信息是有历史根据的，所有材料用原始的材料、当时人的做法，严格修复。”例如，武当山南岩宫——1926年被大火烧了的明代名观，但它的遗址还在，发掘出来的瓦能推算明代建造时的瓦的尺寸，颜色也在，同时跟它相关的大殿的结构还在，可据此推算它的开间尺寸。如此，严格按照这个尺寸对上，按它原始的工艺来做，这个建筑遗存于是重新恢复起来，历史得以延续。

现代人如何想象一个城市完整无缺时的面貌？尤其对于只有城市生活经验、只对现代建筑有感觉的青年人如何获得传统的建筑观看经验，没有在场的体验又如何建立与传统接通的情感？

在王南看来，中国人素有“以心接物”的思维传统，“古人的诗词中，你能读到很多怀古的句子，面对废墟、依靠想象重构历史的能力是一种很重要的思维方式，就像雨果在《巴黎圣母院》开篇写下鸟瞰巴黎的图景时，他所看到的也是闹心的新建筑，而他怀念的是中世纪的巴黎，他也在用知识重构历史，将心里所见的画面传递到读者脑海里。”王南写《古都北京》之前，在古典诗文中寻找关于北京的描绘，能找到的最著名的一篇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

前不见古人，

后不见来者。

念天地之悠悠，

独怆然而涕下。

“这只是一个空廓的意象，却让人震撼。今天，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尽管北京受到无可挽回的破坏，而且破坏非常严重，二环路里老城区不剩三分之一，但尽管如此，由于过去实在太好了，即使是剩下的一点东西，也足够感染人。”王南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