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和我们的时代

上世纪6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美国哈佛大学教授、著名东亚问题研究专家傅高义先后在香港和广州研究中国经济，当时，傅高义还没有写作《邓小平时代》的计划，观察的视角主要放在地方。2000年从哈佛大学退休后，傅高义希望写作一本能够让西方人了解中国的书，邓小平这一人物进入了他的研究视野，很自然地与早期对广东经济的研究对接。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傅高义谈到研究中最关心的问题，包括：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在地方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发动地方领导人的工作应该用哪些办法？

82岁的傅高义倾10年之力写作完成《邓小平时代》，对邓小平跌宕起伏的一生及中国改革开放之路进行历史叙述，着重对邓小平1974年恢复工作之后的经历和中国改革开放历程进行解读。

1月18日，邓小平“南方讲话”21周年纪念日当天，《邓小平时代》简体中文版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引进出版。傅高义为此书中文版首发，从美国而来，公众视线中的他身穿藏青色西服，用汉语交谈，言辞谦逊温和。采访拍照时，傅高义婉拒了记者向右侧身的建议，作为一位社会学学者，他懂得镜头所能捕捉的姿态含义，甚至不乐意给出任何配合性的表情。

傅高义以社会学背景对邓小平这一人物进行书写，旨在让人物回到历史场景，通过回答“邓小平为什么要这么做”等一系列问题，揭示塑造现代中国社会的权力结构。

《邓小平时代》英文版2011年出版即受瞩目，被《经济学人》、《华尔街日报》等媒体评为2011年最佳图书。《纽约时报》发表书评认为，这是一部“详尽的、及时的文献之作”，是“迄今为止中国惊人而坎坷的经济改革之路的最全面的记录”。书评界对该书的质疑则集中于认为傅高义“太认可、太佩服邓小平了”，傅高义对此的回应是：“希望写一份‘综合的报告’，尽可能客观呈现出发生了什么，具体事件上邓小平为什么会那么做”，“摆脱意识形态局限，尽力理解邓小平为什么做了他所做的一切，是一个研究邓小平的学者的职责，但我也没有掩饰对邓小平的钦佩。”

广东现场的回响

何种条件成就了傅高义对邓小平的研究？傅高义的个人经历和研究方法中，什么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邓小平？傅高义1930年出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一个犹太人家庭，为哈佛大学资深教授，美国人文社会科学院院士。1973年，傅高义接替费正清任哈佛大学中国问题中心主任，从事中国问题研究历时50年之久，被称为哈佛的“中国先生”。

除了出版物、档案文献，傅高义对中国学者、邓小平家人、高级干部子女和曾在邓小平手下工作的干部、西方特别是美、日相关领导人进行的访问，使傅高义能够利用的材料有独特价值。

在对材料的解读方面，傅高义认为，自己的个人经历中三个方面的经验有助于他更好地理解邓小平：

1963年，研究东亚经济的傅高义来到香港，选择广东作为他中国研究的切入口。接受本报采访时，傅高义谈到：“在香港对从广东赴港的‘难民’进行访谈时，尽可能避免谈‘主义’。我不会问老百姓你觉得毛泽东思想好不好，这类问题没有意义。更多是问他们的家庭、收入、生活情况。”

这一来自现场的研究，为傅高义在哈佛大学东亚经济研究的课程提供了具体而鲜活的信息，这一时期正是日本、韩国、中国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经济由起步到大幅提升的过程，傅高义由此有了关于亚洲先发展国家的经济从不发达到发达的经验。“80年代初，广东经济委员会请我去企业做基层调研，在全省跑来跑去，当时没有考虑写《邓小平时代》，后来写到的时候正好这是邓小平进行经济改革的实验区域，对这一实验区域有现场性观察。”傅高义说。

此外，傅高义在1993年到1995年间曾供职于美国政府部门，近距离地观察到美国领导人的实际工作，参与政府工作的经验使得他具备大多数学者欠缺的实际经验。

“好奇心”是驱使傅高义了解问题的动力，对于经常碰到的“你对邓小平怎么评价”这一类大的问题，傅高义说自己不太关心，在广州做研究期间，最关心的问题包括：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在地方所面临的问题是什么？发动地方领导人的工作应该用哪些办法？

傅高义用两三年时间读报，包括《南方日报》、《广州日报》等，以此观察广东经济发展的实情，他说：“虽然有宣传的意味，但仍可了解很多事情。这一阶段为地方经济问题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材料和感性认识经验。”

傅高义说：“我不是一个历史学家，我是研究者，在写作时我要采访询问，但最重要的是思考。这本书中关于改革开放进程的部分，与中国高层领导人子弟的交往、邓小平身边工作过的人和外国国家领导人的访问，没有别的书能比。”为了写《邓小平时代》，傅高义先后访谈过邓小平的三个女儿邓林、邓榕、邓楠，但一直没有机会见到邓朴方，这是他感觉遗憾的事。

他“不会为改革而改革”

关于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研究和写作是《邓小平时代》的内容主干，傅高义谈到，希望能够超越意识形态的框架，以具体的实事还原历史逻辑。此书译者为山东大学政治学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冯克利，曾翻译古斯塔夫·勒庞的《乌合之众》、 哈耶克的《致命的自负》等著作，在公共思想译介领域有较高声望。

谈到《邓小平时代》一书的镜鉴意义，冯克利认为：“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国策没有大的变化，他的直接影响仍在继续。以治国路线和人事上的延续而论，想认识这个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时代，不能不去了解邓小平。”

冯克利评价《邓小平时代》一书最精彩的部分，是和邓小平的外事活动有关的内容，尤其是邓小平在上世纪70年代为数不多的几次重要出访——日本、美国和东南亚四国之行。“这大概与材料的丰富性有关。傅高义利用西方媒体的大量报道、个人访谈、研究著作和政府档案，生动讲述了邓小平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做出的种种努力。但是，邓小平毕竟不是外交家，他首先是一名政治家，他的所有外交活动都是服务于他的国内目标。”

邓小平的性格特质中对其执政理念有影响的部分是什么？“绵里藏针”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性格特质的概括，傅高义认为，邓小平做事一贯坚韧，而他却不是一个锋芒外露的人，“他有一种内在自信”、“知道如何在正确的时候，用正确的方式做正确的事情。这大概是一个政治家最可贵的品质。”像很多人所认为的那样，“注重实际”也是傅高义对邓小平思考方式的一个关键评价，人们把邓小平称为“实用主义者”或“实干家”。根据傅高义分析，邓小平领导风格的一个鲜明特点，即他几乎从来不在基本政策上亲自率先搞改革，也不会为改革而改革，“他改革的驱动力不是‘主义’，而是基于实际情况所产生的行动愿望。”

观察家在回顾改革开放前十年的一些重大事件时，发现了这一执政策略。例如始于1978年的“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后来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再后来价格双轨制的启动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一重大经济政策转向的提出，几乎全都不是邓小平本人提出和发动的。甚至建立经济特区这一突破计划经济的最重要的创举，根据傅高义在书中的分析，也是最先由华国锋和谷牧等人在系统调研了国外各种经济开发区的基础上提出，邓小平只是起了一个“特区”的名字，因为他记得过去自己领导过的晋冀鲁豫就叫“特区”。

对话

傅高义:制度问题是他思考的重点

第一财经日报：1973年是邓小平政治生涯的一个重要的时间点，你认为，在此之前，邓小平在江西的三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傅高义：我估计他在考虑要是有机会回去的话，需要一个什么样的体制，应该走怎样的一条路，最重要的是，将来应该出什么政策。

邓小平一直在考虑制度问题。我现在再看上世纪50年代的“邓小平年谱”，他参加了很多会议，讨论了很多制度的问题，为了解决某某问题需要什么样的系统与体制的问题。1966~1967年被批评得非常厉害，中南海让他到外面休息一段时间，说得很严重，1969年被送到江西新建县的一个小工厂，这段时间他受到了很严重的批判，所以一定在思考怎么样离开文革这条道路，怎样做才能回归正常。

日报：现有的评价认为，邓小平的执政理念中一个重要的方法是，敏于对底层潮流的观察和判断，因势利导地建立了制度性的东西，给予政策性的支持。你如何概括他的方法上的独特性？

傅高义：他考虑制度问题，首先要了解老百姓的看法，当然他自己也能去看，也有比较可靠的人向他报告，邓小平后来因为耳朵不太好，他自己看报道的话比听人话更有效，所以他有很多部门的报告和报纸，虽然说百闻不如一见，但我相信他有许多非常可靠的报告。上世纪50年代农村合作化运动期间，很多人认为走得太快了，所以他对体制有所怀疑，他亲自去了解出现了什么问题，解决问题应该怎么做。1958年“大跃进”，他去了很多地方，与地方干部谈话，看实际情况。我问邓小平的女儿：你的爸爸对“大跃进”怎么看？第一，很可惜他不能说服毛泽东；第二，开始第一年他很积极，但是很快看到实际问题，思想上开始有所改变。

他的晚年，八十几岁了，因为身体原因不常到外面去了解情况，我也是这个年纪了，可以理解。所以，这段时间他对现实问题缺少了解，特别是1988年的通货膨胀，他不够敏感，不够了解老百姓的实际情况——这是我自己的估计。因为我看当时老百姓对价格放开非常惶恐，非常怕，但我想这段时间他不够了解老百姓的感情。

一般地说，领导人要是他们想了解实际的情况会有很多办法，他们能分辨出谁在夸张，谁在说真话。

日报：你非常看重“背景”，希望把一个人还原到他的时代中，钩沉出他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写法表明了什么样的研究目标？

傅高义：年轻时候做研究不容易考虑“一个人与时代的关系”这样的问题，到了一定年纪，观察的时间拉长之后，就很容易看到“一个人的时代”。第一次去中国内地是1973年，当时对于一个人的想法我觉得大概能理解，但是到了80年代，回过头去看，我对他的理解又不同了，所以要写一个领导人，的确需要考虑背景。

背景对研究一个领导人很重要，（上世纪）20年代，邓小平详细了解西方国家的状况，这与毛泽东的背景完全不同，这个外国经验的背景有助于他了解、分析问题，他们那一批领导人有过外国经验的，考虑问题的方法跟没有外国经验的不同，他们考虑过不同的制度问题。在寻找材料的时候，我确实很重视关于一个人的背景的材料。

邓小平有外国经验，70年代末他告诉他的干部到世界各地去学习。他是在不断变化的时代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去法国待了5年、是打仗的英雄、建国以后在高层任职，现在没有什么领导人具备这样的政治禀赋了，现在的情况已经固定了，已经有了体制。现在不会有一个人比邓小平有更好的条件，不可能比他做得更快，这不是人好坏的问题，而是现实不同的问题，但如果七个常委对要走什么样的路有共识，他们就还可以做更大胆的事，还可以做相当大的改革。

日报：随着更多材料公开，如果有修订的条件，你最希望补充的材料是什么？

傅高义： 我希望补充进重要决策中高层谈话的过程。尽管我已经尽力收集了很多材料，但一些重要事件的历史材料我没有获得，一些历史事件的决策过程没有解密，虽然也有一些美国学者提供给我一些材料，但我还需要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