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远消失了的暂时

从事摄影创作及教学30多年。上世纪80年代，拍摄完成中国第一部名人肖像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填补了中国名人肖像摄影学科的空白。90年代到本世纪初，完成环球拍摄世界名人计划，创作百余幅世界杰出人物肖像作品，笔记百万余字。2008年起，邓伟回归讲台，任清华美术学院教授。2013年2月3日在京逝世。

2月5日清晨，北京清冷阴霾的天空忽然漫天细雪。在八宝山殡仪馆，眼尖的人能从一群黑衣人中瞥见张艺谋、顾长卫神情凝重地匆匆走向莲花厅。画家赵大陆在这儿碰到好几位多年不见的老校友，每个人都为同学邓伟的突然离世而悲伤惋惜，“张铁林说，邓伟去年9月中旬在古巴高山上拍摄时突发肺气肿，送下山检查才发现，已经是肺癌晚期。”

关于邓伟，最简单的描述可以是：“生于1959年，师从画家李可染、美学家朱光潜。曾拍摄过拉宾、里根、贝聿铭、布什、李光耀、基辛格、钱钟书和巴金等百位中外世界名人。”他的名字，与他低调的行事风格一起，隐藏在他拍摄过的那些声名显赫的名人背后。

张艺谋曾为邓伟的摄影手记《八年》作序，“看看邓伟拍的这些照片吧，一个普通人怎么能让这么多叱咤风云的名人上他的镜头呢？我不知道这里边有多少难以逾越的障碍和困难。这绝不是常人能做到的，我们都不能做到。”1978年，28岁的张艺谋考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与19岁的邓伟同班，从那时起，张艺谋对他的印象就是“童心、痴心、真诚”，这些秉性，数十年来从未改变。

韧性与执拗

赵大陆与邓伟是校友，早在学生时代就感受到邓伟超出常人的韧性与执拗。

“我们美术系每学期都会下乡实习，回来都要办个小型画展。有一次，他特别喜欢我的一幅写生画，就天天去我们宿舍磨我，要我送给他。”赵大陆舍不得把习作送人，但邓伟百折不挠，“他每天都来，十天以后我们全宿舍都折服了，最后他拿到了画。”

赵大陆记得，邓伟之所以对绘画如此痴迷，是因为他正跟从李可染先生学画，“对画特上心。”老先生收徒，皆因邓伟的踏实肯学，也正是李可染的鼓励，才让邓伟决心报考北京电影学院。上大学之前，邓伟几乎没碰过相机，大学一年级时，张艺谋的摄影作品非常出色，邓伟还跟着他上华山，一起拍作品。“我并不聪明，只有把别人休息的时间用在学习上。”邓伟的同学曾回忆，为了在学校熄灯后继续学习，几个同学经常待在放映间，堵上窗户学到凌晨。

学生时代，邓伟常把两位恩师当做模特，“我拍朱光潜先生打太极拳，拍他在未名湖畔散步，就连到小卖部打醋我都照。”在老师的引荐下，他又陆续为梁漱溟、吕叔湘等更多学者拍照，并从大学三年级开始系统地拍摄文化名人。那时他的想法很简单，这些名人大多年事已高，他想留下珍贵的图像记忆。

并非每个名人都愿意面对镜头。对邓伟执着精神感触最深的，应是钱钟书夫妇。1980年秋，21岁的邓伟带着相机和学生证登门拜访钱钟书家，面对陌生来客提出的拍摄要求，杨绛直接婉拒。大门关上，邓伟没走，一直站着等。站了很久，门缝里传出素炒芹菜的香味，再过很久，杨绛突然开了门，看到守候门前的邓伟，有些束手无策。钱钟书终于出面，严厉拒绝，年轻人固执地说，“在没有一个结果的时候，我是不会离开的。”一周后，邓伟如愿以偿。镜头里的钱钟书，微笑中透着睿智机敏，奠定了作家在读者心中最永恒的形象。

邓伟不怕被拒绝，不怕粗暴，他始终坚信，用真诚说服别人，是抵达陌生人心灵的交流方式。李可染曾为邓伟题写了“精于勤”、“实者慧”的警句，鼓励他做一个实实在在的人；朱光潜为邓伟题词“充实而光辉谓之美”。这些，都深刻影响着邓伟。

作家陈祖芬认识邓伟时，他还是个穷学生，刚拍完电影《青春祭》，“他有大苹果一样的脸和总是带着梦幻的大眼睛，女孩们喜欢他，但他顾不上喜欢女孩。”这让她想起米开朗琪罗，把爱情全部给了艺术，不会再爱女性。

辉煌后的寂寞与动荡

“邓伟显然属于不愿意照社会常规安排的角色去生活的人。我的理解是，这一点点的与众不同固然很折腾本人，然而却是许多可敬爱的人出类拔萃的原因。”书法家曾印泉在《邓伟这个朋友》里如是说。

1982年，邓伟以毕业论文、考试、答辩全优的成绩留校任教。四年后，他的第一部摄影集《中国文化人影录》出版并引起轰动。同时，他担任摄影的电影《青春祭》先后在法国和中国香港获奖。按常人理解，身为北京电影学院讲师的邓伟，会顺势走上电影之路，但他却在1990年选择辞职，孤身上路去做一件任何人都不敢想的事情：环球拍摄全世界的名人。

没钱、没地位、没背景、不懂英文，空有理想的邓伟拿着钱钟书给他的8张50元钱坐上前往英国的飞机时，第一次流泪，“我不知道能不能做成这件事，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他只清楚记得钱钟书在他临行前说的话，“你就像漂浮在大海上的一叶扁舟，船上甚至没有桨，只能借双手向前划行。”

邓伟在《八年》里详尽记述过自己初到国外的艰辛。在呛人的服装工厂干活，用5公斤重的熨斗烫一条裤子只能拿到15便士工钱，每天干10小时，收工时手都抬不起来。患过心肌梗塞的邓伟经常心绞痛，只有悄悄服药。

邓伟的朋友何延虹说，直到一年多后，他才有能力重新拿起相机。每年，他都要给上百位名人写拍摄邀请信，这些政客名流比起中国文人来说，有更加高不可攀的堡垒，常常是多年才有回音，或者石沉大海。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是邓伟成功拍摄的第一位政要，不到10分钟的仓促拍摄并不满意，却揭开了邓伟梦想的一角。让邓伟等待得最长的，是美国前总统里根，他曾回忆，“从我正式发信到我拿起相机给里根先生拍摄，是大约8年多一点的时间。从我构思给他拍摄，应该在10年左右。”当时患上老年痴呆的里根已经多年不见媒体，按美国相关制度，不许媒体接近，但里根却给了邓伟半小时的时间，老人的眼睛，让邓伟想起了钱钟书，“都是很善良的”。

“每位世界名人都有‘脾气’，有‘个性’，谁把邓伟放在眼里？可邓伟就是要填补中国在名人艺术肖像摄影门类的空白，无论多难，用多长时间，这位中国年轻摄影家总要拿着相机走上去。”何延虹在《邓伟的路》中说，他做到了中国摄影师梦想不到的辉煌，但这背后却是寂寞、动荡，甚至是生命危险。

邓伟在以色列拍完拉宾总理后，突然发现摄影包旁的垃圾桶内有定时炸弹，他不顾一切抢回摄影包，垃圾桶顿时炸成碎片；1996年冬，他在前往拍摄捷克总统哈韦尔的路上觉得裤子上都是血迹，等他完成拍摄赶回伦敦，被诊断出肿瘤，十多天连续不断的切片化验，要忍受巨大痛苦，却没有一个亲友来探望。邓伟出院后自己照顾自己，两个月后，他又踏上南非之旅，去开普敦拍摄南非大主教。

耐心、等待，毅力、坚守，这些信念支撑着邓伟，也征服着他的每一位拍摄对象。

在朋友们看来，邓伟是超凡的，甚而有些不可理喻。张艺谋从他们的老同学、摄影师肖风那儿听到一件往事，1988年，他们在新疆天山拍电影，架好摄影机后发现远处雪山上有一个小小的人影在走动，等待很久，人影始终踯躅在画面中，肖风用长焦距推上去一看，竟是同学邓伟。等邓伟下山来，大家取笑他，你一个人在雪山上走什么呢，不是有病吧？邓伟认真回答：“我在磨练我的意志，因为我要开始干一件很艰苦的事情了。”最终，邓伟完成了自己的环球世界名人拍摄计划，用独特的视角拍摄出百余幅独具魅力的世界杰出人物的肖像作品，笔记百万余字。他曾说，“我所拍摄过的每一幅肖像作品并不是我一个人完成的，是我和他们共同完成的一个永远消失了的暂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