伴随城镇化的迅速推进,自然会催生一个特殊的群体——农民工。但是他们的后代,也就是“新生代农民工”一方面基本脱离农业,另一方面渴望融入城市社会。受教育程度高、职业期望值高、物质和精神享受要求高、工作耐受力低,“三高一低”的特征,使其具有特定需求,也让其成为不能忽视的群体。
不过,在2010年这个群体已经引起高层重视。“新生代农民工”最早出现于当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全国人大代表张兆安给出一组数据:全国2.6亿农民工中,“80后”、“90后”新生代农民工占60%左右,超过城镇人口的1/6、城镇从业人口的1/3。
调查显示,数量上超过1亿人的新生代农民工平均年龄26岁,80%处于未婚状态,大都将要在外出务工的过程中解决成家、立业、生育以及子女上学等一系列问题。即使是已婚的,其离婚率也高于同年龄层人群的平均离婚率。
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委员、民革中央常委冯巩在提案中指出,应该重视和解决新生代农民工婚恋问题。恋爱婚姻是这个群体渴望美好幸福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他们的“中国梦”。
而恋爱婚姻,则关系到他们的生活质量和对社会的感受,影响他们稳定工作、幸福生活,这就需要在推进社会管理和不断改善民生中予以重视和解决,增加他们的幸福感。
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在婚恋领域中出现的“男高女低”的择偶模式、工业区规划配套不足、夫妻两地分居等一系列问题,冯巩表示,一方面要加强劳动用工监管,严格实行8小时工作制,保证新生代农民工正常休息时间和工资待遇。
另一方面,应该在制度层次上为新生代农民工的婚姻提供坚实的保证,消除他们在社会保障制度上的婚恋障碍,要积极稳妥推进户籍制度、社保制度的改革,解决外出务工家庭养老和孩子受教育的后顾之忧。
面对转型期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思潮,对农民工思想意识和价值观的冲击,政府、企业和各类社会组织应共同承担责任,发挥各自的特点和优势,提高新生代农民工对婚恋心理冲突的认知与调控能力。冯巩表示。
2023年,重庆市农民工总量756.4万人,比上年增长0.7%。其中外出农民工515.4万人,增长1.3%;乡内农民工241.0万人,下降0.6%。
针对农民工工资被拖欠问题,要推动农民工工资支付保障制度全面覆盖和有效运转,依法纠治各类欠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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