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者汪洋的新征程

20多年前他是“娃娃市长”，后来人称“少帅”，再后来是主政一方的地方大员。从安徽到北京，从重庆到广东，再回到北京，他敢想、敢说、敢干，在众多官员中，他说的话常常能让人耳目一新。

2013年3月16日获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汪洋和他独有的“汪氏风格”给外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醒来，铜陵

汪洋1955年3月出生于安徽省宿州，1972年参加工作，1988年11月出任安徽省铜陵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时年33岁的汪洋被当地人称为“娃娃市长”。

铜陵是个较小而且贫困的省辖市，在安徽并无特别重要的地位，但在铜陵4年，汪洋雷厉风行，颇具改革和创新意识，并做了一件轰动一时的事情，震惊海内外。

1991年11月14日，《铜陵日报》发表署名“龚声”的文章《醒来，铜陵！》，呼吁“改革大潮汹涌澎拜。历史不允许我们躺在计划经济上酣睡了。必须解放思想，向一切僵化、陈腐、封闭的思想观念开刀”一场有关思想解放大讨论的序幕轰轰烈烈地拉开，在整个铜陵激起强烈反响。

汪洋当时在电视讲话中说：要改变观念！有人“养鱼怕偷”，“做生意怕骗”，就是不怕穷。主政铜陵时，汪洋对当地旧体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打破“三铁”（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且住房制度、用工制度、干部管理、机构设置等等都被列入改革计划，多家全民国有企业列入改革范围。整个改革被推上高潮。

这与此后伟人邓小平著名的南方谈话思想很接近，显示出汪洋敏锐的政治嗅觉。而铜陵的做法也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1993年，汪洋出任安徽省副省长，成为当时全国最年轻的副省长。汪洋的超前意识很强，在任常务副省长分管财税工作时力推改革，连朱镕基都曾说他“年纪不大、胆子不小”。

2005年底，汪洋空降重庆，出任市委书记。在重庆期间，汪洋最广为人知的事情是以开明、冷静、务实的态度解决了重庆“最牛钉子户”事件。当时“钉子户”户主杨武爬上孤岛般的楼顶大喊：我要见汪洋！舆论一下子将汪洋推到了风口浪尖。汪洋没有让有关部门封锁媒体的报道，没有动用执法部门“硬来”，而是指示各方与户主积极谈判，并最终以一种理性、和平的方式圆满解决了此事，赢得了国内外媒体的高度称赞。

广东攻坚转型

2007年12月，52岁的汪洋转任广东，担任第一经济大省广东的“一把手”。彼时的广东经过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发展，外贸出口已经基本达到顶峰，劳动密集型的传统产业已经难以为继，迫切需要寻求新的出路口。

当时的广东面临的是“土地告急、资源短缺”与“区域失衡、结构落后”并存的状况。一方面珠三角城市的土地开发遭遇瓶颈，深圳、广州、佛山的土地开发强度都超过了发达国家；另一方面广东又有着“全国最贫穷”的东、西、北部山区。一边是对外经济的强烈依赖，另一边是传统制造业低利润率。

到任不久后，在经过仔细调研和深入分析的基础上，汪洋开始为广东改变经济发展方式开出了“药方”，即“腾笼换鸟”和产业转移和劳动力转移的“双转移”策略，具体为：珠三角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东西两翼、粤北山区转移；而东西两翼、粤北山区的劳动力，一部分向当地第二、第三产业转移，另一部分其中的一些较高素质劳动力，向发达的珠三角地区转移。

“腾龙换鸟”等战略提出后不久，即遭遇了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作为外贸依存度最高的广东首当其冲，“企业倒闭潮”和“民工返乡潮”同时出现，从官方到民间有不少人对认为为了保住经济增长，应该暂缓实施“腾龙换鸟”等策略。然而汪洋力排众议，表示政府不能去救“落后生产力”，金融危机办到了政府想办但办不到的事，力促广东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近两年来，随着广东经济增速的放缓，追赶者江苏超越广东成为广东上下关注的话题，按照预计，江苏经济总量将有望在十三五期间超越广东。但广东并没有由此“乱了方寸”。在“汪帅”看来，广东省经济高速增长的阶段已经过去，平稳增长将常态化，转型升级将成为今年和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旋律。

在2012年初召开的中共广东省委十届十一次全会上，汪洋用战略和战术的比较来说明广东加快转型升级的重要性。“保证转型升级的成功是战略的成功，而保持总量位次不变只是战术的胜利。如果过分注重总量规模，可能在战术上能够暂时胜利，但贻误了转型升级的时机，造成战略上的失败就是彻底的失败。”

改革：广东之魂

在力促广东转型升级的同时，推动改革开放前沿的广东进一步深化深化改革，重塑自身的竞争力是汪洋主政广东期间的另一大手笔。

多位接受本报采访的专家和企业人士均指出，相比经济总量被超越，广东最让人担忧的还是进一步改革创新发展的冲劲、创新后劲不足，由于广东当“大哥”已经多年，没有了早期的紧迫感。现在广东很多人都是改革开放的受益者，同时也是既得利益者，因此失去了继续改革创新的动力，现在内陆很多地区的政策扶持、改革创新的力度都比广东来得大。

在2011年11月召开的广东全省深化体制改革工作会议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广东省委书记汪洋指出，改革是广东的根、广东的魂。改革是发展的强大动力，是促进发展成本最低、动力最足、效果最持久的方式。面对新的形势和要求，当前的一个要害问题是生活富裕起来后，一些同志丧失了当年那种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勇气和魄力，改革的意识在淡化。有些同志片面地认为，只要把发展搞上去了，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搞改革只是“锦上添花的事”甚至是“添麻烦的事”。

他说，有什么样的体制机制决定了有什么样的发展模式，如果不在提升体制机制“软实力”上狠下工夫，发展“硬实力”的提升将难以持久，未来发展的路就走不好，更走不远。广东靠改革开放起家，要实现新的更大发展，必须坚定不移依靠改革开放，绝不能躺在过去改革的功劳簿上停顿不前。

在2012年初的广东省委全会上，汪洋指出，30年前搞改革，主要是摆脱意识形态的束缚，现在搞改革则要打破既得利益格局的制约。如果只是根据这个利益格局决定改革的取向，那么改革就不可能进行下去。

在行政体制改革方面，2009年开始的大部制改革引发外界广泛关注。2009年7月31日，深圳在全国率先启动地方大部制改革。历经3年，政府46个工作部门减少到31个，共减少15个，精简幅度达到13，大大低于中央规定大城市为40个左右的机构限额

2009年9月16日，顺德正式启动被称作“石破天惊”的“大部制”改革。时任顺德区委书记刘海说，这次改革将以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为导向，推进党政运行模式转型。这次改革仅仅用了三天时间，就将原有的党政机构由原来的41个精简到16个，缩减近2/3，政府工作部门减少到只有10个

随后，珠海、江门、东莞等地的大部制方案也陆续公布。广东政府的“瘦身计划”自此从省会城市、副省级城市一直推进到地级市。在全省29个县(市、区)已完成大部门制改革试点的基础上，2012年在全省推广，2013年全面完成县级大部门制改革，并探索推进市级大部门制改革。

如果说大部制改革是行政体制改革的“物理性”变化，那么随之而来的行政审批体制改革则是“化学性”变化。

2012年8月22日，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决定取消和调整314项部门行政审批项目，其中取消184项、下放117项、合并13项。同时，还决定广东在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方面，可以先行先试。

汪洋表示，广东要用足、用好中央赋予的政策，加快推进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全省各地要在年底分期出台转变政府职能目录和政府购买社会服务目录，努力成为全国“行政审批项目最少、行政效率最高、行政成本最低、行政过程最透明”的先行区。

汪洋说，政府要改变过去大包大揽的做法，将不该管的事坚决转移出去，将重点放制定政策、提供公共服务和市场监管上；同时，要把“大部制”改革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结合起来，才能真正使政府转变职能。

建立“小政府”是与“大社会”相适应的，在政府放权的同时，加强社会组织建设和基层社会管理创新十分重要。在2011年7月12日的广东省委全会分组讨论时，汪洋提出，要推动“万能政府”向“有限政府”转变，该放的权一定要创造条件，逐步下放，通过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否则，经济总量越来越大，社会问题越来越多。政府要承担社会管理、公共服务的职能，但这不等于要求各级政府直接去进行所有的管理，提供所有的公共服务。

其后的7月14日，汪洋在佛山市顺德区调研时表示，实行大部制必须建设“小政府”，建设“小政府”必须建设“大社会”。政府要着力解决在市场经济环境下社会服务和社会管理“越位”的问题，只有这样，才有精力去处理“缺位”、“不到位”的问题，真正做到“社会管理社会办”。

汪洋呼吁，放权给社会组织要有耐心，“开始办的时候一定没有政府办得好，但社会组织不像政府，他有生存问题，要自负盈亏，会自我调节，慢慢就会比我们办得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