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隐秘厨房”中的日常生活

独上阁楼，最好是夜里。《阿飞正传》结尾，梁朝伟骑马觅马，英雄暗老，电灯下面数钞票，数清一沓，放进西装内袋，再数一沓，拿出一副扑克牌，捻开细看，再摸出一副。接下来梳头，三七分头，对镜子梳齐，全身笔挺，骨子里疏慢，最后，关灯。否极泰来，这半分钟，是上海味道。

这段摘自《繁花》扉页的文字节奏舒缓、句子短小，类似话本，带着浓厚的沪语韵味。在一部描摹上海过去近半个世纪里市井生活、饮食男女的长篇小说中，这样的语言织就了一个快要成为记忆的上海日常生活世界。全文近35万字，用普通话读未尝不可，但若用沪语则更能将话外之音尽收心底，韵味绵长。

去年秋，《繁花》在《收获》杂志发表，文学圈反响不小，并很快登上中国小说学会“2012中国小说排行榜”榜首。今年3月，《繁花》单行本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在中国作协创联部与上海作协联合举办的出版研讨会上，女作家毛尖笑说：“早先就有很多朋友问我看了这本书没有，我当时只好撒谎说我看了。这是几年来第一本不看会让我感到丢脸的小说。对于一个小说要去撒谎，我觉得脸上有点过不去。”

上海市井生活

《繁花》的笔触落在被忽视的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以大量的对话叙事，缓缓铺开市井画卷。主人公阿宝、沪生、小毛来自各阶层，从20世纪60年代，一路走到2000年代。叙述时空交错，20世纪60到70年代，情欲张扬，动荡离乱，20世纪80至2000年代，已经是浮华岁月，各色人物依次登场，人情世相秋毫毕现。人物在时空穿梭中相互对照，两部分空间最后汇合。100多个人物之间的纠葛演绎至小说结尾，以准备拍上海题材电影的法国情侣的出现而宣告落幕。

“关注处于社会边缘被忽视的人群，就是上海市民阶层的日常生活。” 金宇澄描述自己的写作视角。《繁花》里全部是小人物，命运的悲欢离合构成城市的多彩景观。卖螃蟹的陶陶、小饭店老板玲子，华亭路上摆摊的小琴、朝三暮四的外贸职员梅瑞、由陪酒女变为老板娘的李李，变成金鱼的钢琴女孩蓓蒂，知书达理的卖票员雪芝等等，三教九流各色人等，悉数登场。他们汇聚于一场场饭局中，谈天说地，又继而散落在城市的角角落落。对人物的描写，既有传统话本韵味，也运用了魔幻的处理手法。

对于生活在这座城市的人来说，小说中的世界尽是熟悉的街道、影院、饭店与居民区，一切习以为常，又快要归于沉寂。“一座人情世态的博物馆。”这是《收获》执行总编程永新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以后人们想要找到过去的上海，也许就要到《繁花》中寻找，这是上海在一个动荡年代的纪念。”

“我是沾了上海这座城市的光，这个地方太丰富了，就像一棵圣诞树，框架搭好了，可以挂上很多东西。”金宇澄在出版研讨会上这样说出自己的感受。

说书人的态度

金宇澄站在说书人的立场写作，“‘宁繁勿略，宁下勿高，’取悦我的读者。”有褒扬伴着文学理论、哲学层面的解读纷至沓来。讨论集中于两点：首先是其语言风格，其二，小说中对上海市井生活精细的白描所呈现的日常生活的琐碎与幽微。

为了让非沪语读者能读懂，金宇澄剔除了过于难懂的方言词语，但保留了上海话的句式与韵味。“尤其是过去部分，或议论的段落，我一直假想是用苏州口音的上海话进行的，思维上有这种声音在讲。”接受《第一财经日报》采访时金宇澄说。

文学评论家李敬泽认为： “选择方言不是一个一般的风格策略，可以说是一个基本眼光的选择，我们都生活在语言中，方言对于普通话而言是我们隐秘的厨房。对于一个作家，他要使用方言的话，那我觉得一定有很明确的语言政治的考量，有一些东西一定是已经自然地被屏蔽掉了。”在他看来，《繁花》与同时代其他写作的差异也在于此。

小说的叙事为散点式，没有高潮和悬念，也没有一以贯之的故事主线。恰如金宇澄在后记中自陈：“由一件事，带出另一件事，讲完张三、讲李四”。但其对于物象、人事的具体回忆，全部与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的记忆相合，其描摹精微而具体。这样的写作需要大量的观察、积累与选择，才不至于堕入混乱与无聊。

“我们这一代人的经历与《繁花》里的人物一样，是普通人的生活，有不普通的故事，我以往每听到一些内容，口头上不说，心里记着，这就是素材，它们全部来自上海。”谈到个人经历与写作素材之间的联系，金宇澄说。他曾在黑龙江农场插队，离开了上海八年，特殊年代的经历在其写作中亦有投射。“城市的细节因为离开而更为醒目。就像你与一个喜欢的人分离，印象更深，更逼真。换句话说，城市对于农村，有很强的渗透力与影响力。”

对话

“精确的比拟是最有力的小花样”

金宇澄说自己，“每天都在看小说，关心小说的方式，看到叙事上很多的可能性。”《繁花》最初是他2011年在上海的“弄堂”网上随便写下的文字，在网友的跟帖下，逐渐升温，“开始时每天二三百字，以后最多一天写了五千字。”金宇澄说：“网上写作，与读者很近，亲切，鼓励人，思考的内容更多，这是一股活水，令人鼓舞。当然，初稿之后的修改，我必须回到冷静面壁的状态里，这两种状态，都是我需要的。”

第一财经日报：对于某个年代的生活细节，比如用什么布料做衣服、房子结构如何、食物，以及各行各业的描写，读起来生动、真实。

金宇澄：套用老舍先生的话，“精确的比拟是最有力的小花样，处处有这种小花样……写一件事，需要一千件事作底子……作家得上至绸缎，下至葱蒜，都预备好呀！”我读过一部日本小说，结尾附有多本专业地质学著作参考目录，真让我佩服，作者需要这种脚踏实地的储备，写海员要讲海员的话，写花匠要有花匠特殊的词汇，必须这样做。《红色骑兵军》里，人与马的细节；格拉斯描写的旧军舰；《红楼梦》的菜单。这样人物的“感诉力”才能深厚。

日报：小说以法国情侣与阿宝、沪生的对话结尾，为什么将结尾交给一对突然出现的法国情侣？希望表达的是什么呢？

金宇澄：这是我真实遇到的一对法国人。我把这个场面放在结尾，意涵就是说，看看，这座城市多有吸引力，任何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想象来解读它，人人可以写上海，表现自己心里的上海，但在读者或观众眼里，哪一种最真实最难忘呢？真不知道。

日报：雪芝和阿宝像是小说里唯一一对有可能在一起的有情人，其他的男女，不是虚与委蛇，便是阴阳两隔了，他们最终都没有结果。这样的安排，希望表达什么？

金宇澄：人生往往就是这样，分分合合，《繁花》结尾，人们继续交往，生活，仍然有无限的可能——我们也一样，相互也许谈得来，也许匆忙说几句话就走了。《包法利夫人》、《安娜·卡列妮娜》，也“没有最终的结果”。

日报： 阿宝与沪生似乎是整个故事的讲述者、见证者。他们的爱情似乎死在了童年。这是因为作家对80、90年代的情感，尤其是爱情抱着一种悲观的态度？

金宇澄：这是见仁见智的看法，生活中我们会遇到各种各样脾气的人，快乐的人，千疮百孔的人，悲观的人，此外我感到，文学表现的温馨爱情，相濡以沫，已经是一种模式了。我的看法，乐观是正常的，悲观也是正常的。

日报： 《繁花》的两个声部中，关于60、70年代的描写似乎更为丰富、美好，情欲张扬，充满真情。但80、90年代的那一部分，充斥着欺骗、虚假、嫉妒与算计。人似乎总是倾向于认为以前的岁月更好？

金宇澄：不能这样说，80、90年代，这伙人在苏州古园前等天明，陶陶认识小琴的过程，阿宝与李李的交往，包括老友重逢，男男女女在小毛家吃酒说笑，看苏州河静静流去，都是安稳的好图画，经济背景不一样，关系也就不一样。比如阿宝看来，文革时代很静，一帮文艺小弟，听姐姐讲《九三年》、《贝姨》，午后的地板发出响声……其实不管什么年代，同样有苦痛，有违背人性的画面，侮辱及死亡，有很多的毁灭，要看怎么来理解，人生有很多的面，都有意义。文学最注重的，是不取通常的角度，而有自己的观察。

日报：1980到1990年代这部分，出现唯一一位在人性上亮眼的女人（夜晚跟到小毛家洗衣服的女人），却是面目不清、无名无姓的。

金宇澄：这是一个真实故事，当时我也这么问讲故事的朋友——这女人是干什么的，为什么半夜出门洗衣裳，她住哪里？想的是什么？朋友说，你看你看，你们这种人，就喜欢问，问那么多干什么？有什么可以问的？从来是不问的，对方如果不讲，就不问，为什么要问？这个回答让我惊讶，也就理解了。《繁花》收进这个故事，也收进大家一样的议论。我企图让读者看见，这是某种价值观，一种生态，这种城市图画，我们往往是看不到的，我们不会知道城市有这样的场景，这样模糊的真实的故事，我感叹生活，感叹自己并不能完全了解人，了解这个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