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之春

受到“丽媛热”的影响，诸如“设计师品牌的春天到来了吗”之类的讨论又开始在媒体上升温。一时间，相关的不相关的，无人不谈“中国时尚”、“中国原创”、“中国设计”，用俗烂透了的“甚嚣尘上”来形容这场面再合适不过了。

“这个行当已经存在了起码十多年，你想我们都报道了七八年了。一个行当熬了十几年才熬来一个春天，也挺不容易的。”有“中国原创设计师第一推手”之称的洪晃告诉《第一财经日报》。

这不是中国设计师第一次从大众媒体上感知到“春意”。第一波发端于2006年：谢峰、马可、计文波连续登陆巴黎和米兰的时装周，同期，模特杜鹃也登上了《时代》杂志封面，令当时的中国时尚圈出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气息。第二波约在2008年：孵化了众多设计师小店的上海长乐路被络绎不绝的媒体踏破，它被描述为富有创意与梦想的年轻人的乐园，是个性主义和多元审美在中国慢慢养成的征兆。第三波滥觞于2010年：Uma Wang、Masha Ma等一批非常年轻的中国设计师在国际舞台崭露头角，他们活在全球语境下，不再被“中国元素”所束缚，是中国设计师融入西方时装工业体系的集体发力。

就在这些年，类似“中国时尚的崛起”、“中国美学的复兴”之类的大标题时不时闪动报端，使人联想到上个世纪80、90年代，张艺谋、陈凯歌之辈第一次走向欧洲三大电影节时的热闹。但喧嚣之后，复归平静，小圈子的自娱自乐跟老百姓的“吃穿用度”互不搭界，而那些“街头寻宝”式的时尚专栏更像是在“猎奇”，展现着某种行为艺术。

在各式各样的场合，洪晃总喜欢讲一个故事。因为要帮自己的买手店办个证，她送了一个大礼盒给批文的单位，里面装满店里头最好的设计师单品。没过多久，秘书打来电话，“你怎么还送我们礼啊，这合适吗？”继而又说，“这么大一盒子，我看了看，里头也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我们就收了吧。”

“一方面说明是不是我这事办得有戏了。另一方面，中国设计师的认知居然在市场上是这样子的。”洪晃有点哭笑不得。

作坊？品牌

何艳的小店在位于尚街1号楼的店铺里，典型的前店后厂。她只雇了三个兼职的工人，自己职责范围从设计、定工艺、买料子、与版师研究打版，到管店、跑订货会、接触买手、培训零售人员，各项事务都涉及。“我到现在也没有助手。”录制第一财经频道《头脑风暴》时，这位在中国属于最顶尖的设计师说。

她设计的衣服在洪晃的设计师店——“薄荷·糯米·葱”（BNC）里问询度最高，总是被挂在打眼的位置，一款改良西装款连衣裙不到一个礼拜，就卖完了四件，但矛盾随之而来，“我追不到货”，洪晃说，“她没有想到这款会卖得那么好，所以没进那么多料。”

BNC是中国创建最早、意在帮扶原创设计的买手店之一，采取寄售的形式，相当于一个平台，设计师送来衣服，卖出去一件，分一件的钱。但中国设计师都希望出货给买手店，这样风险更小，而且资金链也容易转起来。

显然，他们没有准备好。去年年初的时候，设计师都在喊着买货，呼声很高。洪晃决定试试，约定于1月16日看货下单，结果五六十个喊着要买货的设计师里头，只有两个人有货。“你喊着要买货，那你1月份就得把样品做出来，3月份就必须给我交货。如果我卖完了你还必须得给我补货，因为我们的契约就是这样的，”洪晃有些着急，“我们是买手店，我就靠你供货，你不能给我掉链子啊。”但独立设计师习惯的是小作坊式的工作，先设计好衣服，请几个师傅把衣服做出个十几二十件再去卖，到3月份，才紧赶慢赶地把春装做出来。“这种情况对于买货形式而言是不可能接受的一件事儿。”洪晃说。

何艳承认，产能不足是她很大的问题。“我没有那么多钱去周转”，她解释，于是不得不减少货品的数量，导致款少、颜色不全、尺码不足。因为量小，加工厂大多不愿接单，很多独立设计师还得自己找裁缝，使得出货速度极慢，成本也居高不下。至今，何艳都没有成立自己的品牌。

“店里每卖出一件东西，都像撞大运。”洪晃自嘲，遇上刚好喜欢这个颜色，能有身材穿下这尺寸，且有能力支付这款式的人，好比大海捞针。

那些从作坊撑到直营店的设计师品牌，日子也并非过顺畅了。“如果商场纯粹以营业额为评判标准来招商，设计师品牌总是弱势。”设计师翘翘告诉本报。2010年，她和邱昊共同打理的Onebyone蹒跚地进入百货体系。“设计师品牌没有庞大的团队，以管理产品在进入销售终端前的种种事宜，我们没办法与那些商业品牌竞争。”她坦言。

很长一段时间，中国的商场都只允许商业品牌入驻，采取的往往是联营或是收取租金的经营方式，品牌要进入大商场必须支付大笔装修费及进场费，而商场在招商时往往更偏好国际大牌或成熟的商业品牌，却很少主动为设计师品牌提供支持。

相对而言，欧美成熟市场的百货业却奉行买手制。比如，刚刚进入中国的美国精品百货Neiman Marcus就是通过各大时装周与品牌直接洽谈，下订单，买断商品销售。上海知名设计师李鸿雁创立的品牌Helen Lee去年的销售额已逾800万元，其中超过一般的客户都来自国外的买手。

暗流涌动

因为彭丽媛女士穿了“例外”的衣服，这个只在顶级文艺圈流传的本土设计师品牌一夜间红了起来。登陆有时尚晴雨表之称的淘宝，“例外款”、“素然款”是搜索量暴增的关键词，中国设计师品牌的大众认知度达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

很少有人知道，马可的例外，王一扬的素然，已经在市场环境下运营了将近十年。前者创建于1996年，是中国最早的原创文化品牌之一，其门店辐射了全国41个城市；而后者正在转型为拥有高附加值和文化内涵的多元设计品牌。它们的发展轨迹浓缩了中国品牌从无到有、从“中国制造”到“中国设计”的缩影。可仅仅在一个月前，输入“马可”，百度百科优先置顶的还是与设计师“马可”同名的湖南卫视主持人。

有点例外，更多的则是厚积薄发。在2002年自创品牌前，王一扬曾担任Layefe的设计师，那是已故画家陈逸飞于1997年创立的设计师品牌。Layefe曾令中国的许多时装设计师艳羡，因为从上世纪90年代末开始，每逢四大时装周发布，陈逸飞就会出钱让设计师飞到欧洲和美国看秀，一去就是十多个人。而现在，在四大时装周做发布的中国设计师，两只手也远远不够数。

对于那些刚刚起步的年轻设计师，百货体系之外的新通路也已经开启。淘宝网等网络商店以及刚兴起的关注本土设计的买手店，给中国设计师带来了很多机会，也散发出更多的资讯。淘宝网有专门的天猫原创，收录了一大批原创设计师作品，比如，茵曼、AK、Artka等设计师原创品牌。这些品牌中，有些是设计师独立运作自己的品牌，有些则是企业牵头，主推明星设计师。设计师阿卡创建的Artka品牌，其中一件标价338元的复古镂空披肩式针织开衫，一个月就卖出了2326件。而设计师胡哲则以批发起家，培育起淘宝品牌店“慢慢变蓝”。线上渠道与线下实体店共同发展的经营模式，为品牌快速聚拢了一批追求设计感和品质的忠实消费者。

翘翘和邱昊最不喜欢听到的就是把中国比作上世纪70年代的日本，认为中国人的各种需求还不够多元。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以三宅一生、山本耀司、川久保玲、高田贤三以及山本宽斋为代表的日本设计师群体，带来了独特的设计风格，不仅影响了欧美时装界，波及到人们日常生活中的观念，也改变了日本纺织业的国际格局。同为复苏中的经济大国，面临生产转型的压力，当然可以参照。但这种紧迫感更多的是呼应了民众对奢侈中国的自省。一直以来，中国是奢侈品加工大国的代名词，近期转变为奢侈品消费的一级市场——Gucci在北京的店铺是纽约的3倍；路易威登的“上海之家”比巴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旗舰店还要大，以至于大家开玩笑说，如果中国人不消费，一半以上的奢侈品公司都得破产。

“中国时尚行业正在往上走，但我们应该思考，到底是希望做好这个行业，还是仅仅甘当消费者。”孙大为曾经告诉本报，他供职于法国高级时装Cacharel，是第一位被法国奢侈品牌选作“艺术总监”的中国人。

何艳却认为，中国时尚要发展，首先得耐得住寂寞。有时候，朋友们也会跟她支招，如何将盘子做大，“‘例外’这样的可以赚大钱，我这样的人可以赚小钱，这就是多元，”她却安于现状，“至少在西方，服装发展史是线性的。而中国的时装设计是非常年轻的，我觉得连30岁都不到。它需要一个自然生长的过程。”

（本报记者钟天阳对此文亦有贡献）